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因病于2024年8月17日2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周光召是相对论性螺旋散射振幅概念和相应的数学描述的早期提出者及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律（PCAC）的奠基者之一。他领导并参与了爆轰物理、辐射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战略核武器的设计和定型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
1929年，周光召出生于湖南长沙。1947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1958年，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他还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苏联专家甚至断言：中国在二十年内都造不出原子弹。听闻此事，周光召和其他在苏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义愤填膺，表示要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他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周光召在致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而那时，周光召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正处于国际前沿，受到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强烈关注。
1961年，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被安排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工作。作为理论部副主任，他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他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陷入困境，科研人员为一个关键数据反复计算了9次。周光召巧妙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终结了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进行，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64年10月15日深夜，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预定时间已不足24小时。此时，一封来自罗布泊试验厂的急电对原子弹的设计提出了疑虑。上级希望负责核武器理论物理研究的周光召等人做估算——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周光召和同事们运算了整整一个夜晚，次日上午，将一份联合签名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报告认为，经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除了一些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份报告可谓原子弹爆炸前的一颗“定心丸”。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10月16日15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0月16日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却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甘当科普工作的“领路人”和“开拓者”
周光召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还是战略科学家。他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周光召：“他是个绝顶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理论物理的看法既能从大处看，又能在小的地方想出新的办法来。”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曾在文章中提到，周光召高度重视我国基础研究，他领衔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组长的十多年间，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判断。本世纪之初，他反复强调基础研究不仅要面向科技前沿，更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在他的倡导下，我国先后启动了量子科学、纳米科学、蛋白质、干细胞和全球变化等6大科学计划，率先尝试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全链条、多学科研发部署，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周光召连续两届出任中国科协主席，他直接领导创立了中国科协学术年会制度，通过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等奖项拔擢才俊、奖掖后学，推动制定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设立了“全国科普日”，身体力行地甘当科普工作的“领路人”和“开拓者”。
高能物理学家郑志鹏追忆周光召：
他不仅是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帅才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广西大学原校长郑志鹏回忆称，这位“老领导”不仅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帅才。
他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鼓励大家不松懈
郑志鹏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光召的场景。1979年，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参与胶子发现的郑志鹏回到祖国作报告，介绍胶子发现的一个重要证据——胶子喷注。会后，周光召向郑志鹏询问了几个问题。“他问得很深，虽然他是搞理论出身的，但也问到了涉及实验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厉害的印象。”
1986年，郑志鹏接替叶铭汉院士，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的负责人。1987年，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领导小组组长。二人的交流逐渐密切起来。“作为领导，他非常关心对撞机和谱仪的建设。他说，有的国家加速器做得不错，但没有显著的物理成果，咱们要记住这个教训。”郑志鹏回忆道。
20世纪90年代初，周光召（右二）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郑志鹏（右一）接待。受访者供图
1990年，北京谱仪完成建设，在运行过程中产出了不少成果。周光召找到郑志鹏，称第二十五届国际高能物理会即将在新加坡召开，作为会议筹备组成员之一，他建议郑志鹏在国际会场上介绍北京谱仪及其取得的成果。郑志鹏一开始有点犹豫，怕这些成果“不够响亮”。周光召鼓励他，并逐页修改报告内容。“周先生利用他的影响力，安排我在大会上做了45分钟的报告。会后，大会主席、诺奖获得者B.Richter对北京谱仪的建设速度和成果大加称赞。”
周光召很快得知了国际专家给予的好评，并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他喜欢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以此鼓励大家坚持到底不松懈。
英文流畅，为对撞机建设争取支持
让郑志鹏印象深刻的是，周光召不仅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还表现出了优秀的组织管理能力，是一位“帅才”，让大家非常钦佩。
1986年到1997年，作为中美高端物理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周光召向美方争取对撞机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器材和软件，同时鼓励中国学者学习美方经验。“作为合作组织成员，我目睹了他如何向美国人表达我们的需求，并说服对方，还通过纪要的方式把这些内容固定下来，促进了对撞机在4年内按时完成。”
郑志鹏说，周光召曾在苏联留学，俄语不错，没想到也能流利地讲英文。“他反应非常快，美方提出一些问题，他很快就能回答，且用词准确恰当。”
关心地方教育，鼓励下属两头任职
“周光召先生非常关心地方教育。”郑志鹏说，1994年自己到南宁出差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希望他能兼任广西大学校长，以促进“211工程”申报工作。郑志鹏很犹豫，他的父亲郑建宣曾是广西大学重建时期的常务副校长，他本身也在广西出生，希望给家乡做贡献。但当时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他任务已经很重，且赶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否出世界一流水平成果的关键时刻，不敢贸然接聘。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得知情况后，和郑志鹏长谈，建议他辛苦一点，身兼双职，北京、南宁两边跑。“他说，我的科研经历丰富，又是广西人，希望能用上自己的优势帮助广西大学。他也很有智慧和方法，让我学会在两个地方‘弹钢琴’，调动两边领导班子的积极性。”
在周光召的支持下，郑志鹏“临危授命”，肩负起父亲“将广西大学办成全国重点大学”的遗志。经过两年的努力，广西大学终于迎来了“211工程”申请评审通过。“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好地处理了两边的工作，对撞机也出了很多成果。”
202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布了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包括周光召、郑志鹏在内的10位著名物理学家获奖。“能和周先生一起获得这项殊荣，是我的荣幸。”郑志鹏说。
吴岳良院士追忆老师周光召：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曾经“三次放弃”
8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吴岳良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回忆与老师周光召相处的点点滴滴以及老师的家国情怀。
周光召和他的学生吴岳良（右）合照。受访者供图
“他常把我叫到医院汇报近期科研进展”
今年5月15日是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70周年暨95华诞，“周光召先生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研讨会”也在当天举行。虽然周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场，但吴岳良听说，他的身体都还正常，就是清醒的时间没有原来多了。8月18日早上，吴岳良得知周光召去世的消息，心情悲痛，“虽然老师生病住院已有十多年了，但没想到会离开得这么突然。”
这些年，吴岳良经常去医院探望周光召，向他汇报科研上取得的进展。有时候，周光召也会主动要求吴岳良介绍前沿的科学进展。2016年，有“时空涟漪”之称的引力波被发现，周光召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就让女婿把吴岳良叫到了医院。
“当时他听我讲引力波很激动，虽然失去了语言能力，但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听懂了。”2018年，吴岳良在揭秘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创建了超统一场论。得知这一消息后，周光召再次把他叫到身边进行讲解。
吴岳良说，他其实曾和老师一起研究统一场论，由此也谈到了老师的“三次放弃”。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正在苏联做研究的周光召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那时，周光召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正处于国际前沿，受到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强烈关注。他曾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再次服从国家安排，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暂别科研事业。“老师虽然很喜欢做科研，但也很专注，任院长后，他就全心投入行政管理工作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光召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重新回到热爱的科研岗位，和吴岳良一起“啃硬骨头”，研究统一场论。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第三次服从国家需要，当选中国科协主席，离开了科研工作。
“他鼓励学生锻炼身体，周末带我们改善伙食”
谈及与周光召的师生情谊，吴岳良有很多温暖美好的回忆。1982年，他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当时所里比较开放，可以进行师生互选，他选择周光召先生后被招去面试。
“我以为会考一些难题，还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他一道题都没有考我。”周光召问吴岳良为什么选理论物理，有没有兴趣？并特别提到，做理论物理是要吃苦的，国际上做得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没有周末的。“他还要我坚持下来，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教诲对我日后从事研究工作有着深远影响。”
在吴岳良的印象中，周光召对待学生非常好，要求大家不仅学习要好，身体也要好。在鼓励大家参加体育运动健身的同时，周末还会带研究生们去餐馆“开小灶”改善伙食，并说这是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留下来的传统。周光召为人和蔼，但在学术上却对学生们有很高的要求，他鼓励大家做原创性的工作。
吴岳良说，周老师希望他们敢于跟国际上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去竞争，待羽翼丰满，再归国报效。记得博士毕业前，周老师曾经问他，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当时的回答让老师感到满意。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也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找理由。”
吴岳良在德国、美国从事研究期间，周光召只要出差来到这些国家，总会约他见上一面，让学生汇报研究进展，并进行讨论。周光召也会介绍中国科技的发展，并提出希望吴岳良能回国进行科学研究。在周光召的召唤下，吴岳良于1996年回国。
“他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在科学史上留下属于中国学者的理论。”吴岳良说。
记者/张璐
编辑/刘梦婕
校对/卢茜、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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