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何文涛实习生许顺瑾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刘畅
8月17日下午，“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读者见面会”如约而至。
徐则臣，这位被誉为“70后作家代表”的著名作家，带着他的深邃思考和笔下的故事，再次回到了读者的视野。
在现场，徐则臣与读者分享了长篇小说《北上》的创作历程及背后蕴藏的精神世界，该小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则臣从大运河的历史谈起，以河流为线索，勾连出中国千百年文明的传承与变迁，试图通过这条古老的大河，解读一个民族的过去与当下。
“水是万物之源，河流则是一部文学史。”徐则臣说道。在他的叙述中，京杭大运河不再是一条静止的水道，它贯穿了无数家族的命运起伏，是一条流淌着历史与人文、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河流。他以《北上》为例，通过运河沿岸人物命运的浮沉，探讨了河流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
徐则臣说：“过去我写运河，觉得对运河挺熟悉，但是那个熟悉其实仅仅是拿着望远镜在看。最开始在我的望远镜里，这条河的脉络看得很清晰，我觉得我可以写。但真开始写的时候，我还得用上放大镜和显微镜，必须要把它看得更仔细，把它的细节一点点落实下来。”
徐则臣以扎实严谨的态度完成了《北上》长达四年的创作。他强调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田野调查。也正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徐则臣才意识到运河提供给世人的在各个领域的巨大遗产。
徐则臣以平和却充满力量的语调与读者分享：“一代人文学和一代人的经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关乎一代人生活的态度。希望它能对理解这代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他的发言不仅启发了现场的年轻读者，也为每一位热爱文学的人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名家访谈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常常通过历史背景展现民族命运，在《北上》当中您如何平衡历史性与文学性？
徐则臣：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是通过人物的生活历史及他们的言行体现出来的。运河是一条2500年历史的伟大河流，它本身不会说话，需要通过艺术方式让它发声，而这个方式就是文学性。通过与运河相关的人物讲述故事，让历史与文学性结合起来，展现他们的生活。
羊城晚报：您的个人经历也是一个北上的过程，从江苏一路向北来到北京。您的个人经历是否影响了《北上》的创作？
徐则臣：我的小说确实和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我从江苏一路北上来到北京的过程，既是求学的过程，也是个人成长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北方象征着权威和中心，而北京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于《北上》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要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必须往北走，走到北京这个文化高地。所以小说的路线既有地理上的北上，也有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北上。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上个世纪与现在的北漂群体？
徐则臣：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物质环境和人们的心理认知。在我写的90年代移民群体中，他们面对的是巨大的心理认同问题，他们所处的依然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时代。那个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如今天这么习以为常，人们需要克服身份认同和精神认同的问题。然而，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移民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感到困惑或需要解决认同问题，他们对流动性已司空见惯。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大运河主题在现当代文学，或者在以后的文学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徐则臣：我非常高兴很多人开始关注运河。这种关注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提倡所谓的大运河文化，而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运河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
过去很多年，我们只关注长江和黄河，认为它们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化在这两河流域繁衍壮大。但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运河在发展的后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它沟通了五大水系，使国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过去，一条河可能让河南和河北两个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同，甚至口音都不一样，尽管它们距离只有几百米到几公里，因为无法跨越河流。
河流隔绝了各个地区，运河的贯通打破了这种隔绝，使南北能够浑然一体地发展，两岸的交流变得非常容易，运河让文化和经济流动，逐渐达成了平衡和谐的发展状态。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历史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否有具体的经验可以分享？
徐则臣：有些人误以为写当下就不需要关注历史，也不需要了解历史，只要呈现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时代风貌就可以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前史”，今天的生活状态与我们看不见的过去紧密相连。所以，如果一个写作当下的作家没有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或者不熟悉历史，写出的内容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很多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写历史的作家，如果没有当下的现实感，也无法重构历史。写历史不是简单地复制过去的文献或语言，而是要打碎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因此，一个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