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13日晚，2024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举行。本文系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在主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阿瓜卢萨在主论坛上发言
有人问我：叙事的界限是什么？
我写作是为了反抗界限。
我在写作中一直尝试的，如果不能说是消灭界限，至少是扩展界限。
首先，是我无知的界限。三十五年前，我开始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国家——安哥拉，以及在这个国家、在当时经历的动荡岁月中我的位置。并非偶然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阴谋》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安哥拉，将一次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进行了文学虚构。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凭直觉感到，如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之后我继续写作，因为我明白了，从文学的领域出发，可以讨论各种问题，无论是最私密的还是最公开的问题。
“受约束的作家”这个表述在我看来是一个矛盾修辞。一个“受约束的”作家，受到限制与束缚，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能成为一个好广告人，但绝不是一个作家。
写作需要绝对的内心自由。质疑与自我质疑的自由。不相信的自由。甚至不写作的自由。
我被翻译最多的其中一部小说《遗忘通论》讲述了一位名叫卢多维卡的女子的故事，她因为对他人的恐惧而将自己困在罗安达的一间公寓里。困住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她对别人的恐惧。与此同时，她找到的唯一离开公寓的方式是阅读。卢多维卡继承了规模庞大的藏书，她阅读了很多书籍。阅读解放了她，阅读使她接近他人。
写作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甚至更为激进。写作是一种他者性的锤炼——它强化了掌管同情心的肌肉。
我的国家——安哥拉，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漫长、最残酷的内战。内战的制造者知道，要想胜利，必须首先将敌人去民族化。接下来，他们会质疑敌人的人性。敌人先成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变成一个怪物。一个怪物，更不用说是外国怪物，可以被杀死。也应该被杀死。写作（以及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人的人性，甚至是那些不再被视作外国人的人性。甚至是怪物的人性。
当他人离我们很近，成为他人就很容易。这不是他者性——这是自恋。难的是倾听敌人的声音。更难的是套上敌人的皮肤，感受他的心脏在我们胸中跳动，并流下他的泪水。
因此，写作也是跨越将我们与他人分隔的界限。
阿瓜卢萨签名
写作还是超越可能性的界限。那些不可能的道路，那些令我们害怕的道路，是唯一值得作家探索的道路。写作——就像所有的旅行一样——是在寻找惊奇。
我相信，作家的唯一界限是他的想象力。
注：本篇翻译王渊，系《遗忘通论》《生者与余众》的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