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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1955年的春天，袁岳带着满怀期待调入新成立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这支话剧团坐落在南京的一处幽静院落内，老式的红砖建筑被新涂的绿漆窗框装饰，显得庄重而有生气。团里的同事们大多是从军队各个角落选拔来的，每个人都带着对话剧艺术的热情和对军人生活的深刻理解。
调入剧团后的第一周，袁岳就开始了紧张的剧本学习和角色试演。他首先接触到的是《杨根思》，一部讲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英雄人物的剧作。剧团导演是一个严厉的中年男子，他对每个细节都要求精准到位，从台词的抑扬顿挫到舞台动作的每一个转身。袁岳在排练场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汗水浸湿了他的军装，但他从未有丝毫怨言。
随后，《布谷鸟又叫了》开始进入排练阶段。这部作品以农村抗日为背景，通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展示了普通百姓的抗争和牺牲。在这部剧中，袁岳饰演一名年轻的村民，他需要展现出角色从天真无知到成长为抗战英雄的心路历程。
《我是一个兵》是袁岳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军人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在剧中，他扮演的是一名普通士兵，这个角色虽然没有华丽的台词和夸张的动作，但每一个眼神和肢体语言都要精准地传达军人的坚毅和纪律。为了更好地把握角色，袁岳特意到附近的部队观察士兵们的日常训练，学习他们站军姿时背部的挺直和行走时的步伐节奏。
最后，《烈火红心》的排练拉开了序幕。这部戏讲述了一名党员在艰苦条件下坚守信念、领导群众战斗的故事。在这部剧中，袁岳的角色复杂多变，需要在短时间内表现出从迷茫、挣扎到坚定、牺牲的心理变化。剧团为此特别请来了老一辈的革命战士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帮助演员们更好地理解角色和情节。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缘起
1960年，随着许世友司令员的南下工作检查，整个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工作重心也有了新的转变。在这次行动中，副部长沈西蒙被特派到上海，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大都市，进行一项特别任务。他的任务是深入基层连队，观察和记录士兵们在这样一个商业化很重的环境中如何维持他们的军人本色。
沈西蒙来到了位于上海郊区的一个军营，这里虽然地处繁华都市边缘，但营区内的生活却十分朴素。士兵们的日常训练非常严格，从早晨的晨跑到夜晚的哨兵换岗，每一项活动都井然有序。即使外面是霓虹闪烁的夜景，营区内依然保持着军事训练的严肃和纪律。
在这种对比强烈的环境下，沈西蒙见证了许多感人的场景。有一次夜巡时，他看到一名年轻士兵站在营门口的哨位上，背对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孤独而坚定地守着岗位。这名士兵的背影，成了他脑海中《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剧的灵感来源。
沈西蒙在上海的日子里，经常与士兵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甚至参加了几次他们的夜间巡逻。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中如何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拒绝了各种诱惑，坚持自己的军人职责。这种生活的纯粹和坚守，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1961年，沈西蒙回到南京后，立即着手开始剧本的创作。他将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融入文本，塑造了一群在都市中坚守岗位、保持纯洁的士兵形象。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推敲和修改，剧本最终完成。他为这部剧取名《霓虹灯下的哨兵》，意在表达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军人也能守住自己的本色，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守。
袁岳与角色赵大大的融合
袁岳在被选定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八班长赵大大后，感到了一种新的责任。这个角色不仅要求演员有良好的体态表现，还要求深刻理解军人在外界诱惑面前保持坚定和纯洁的内在品质。为了更精准地捕捉角色的精神，袁岳决定投入到一个真实的军人环境中，去体验和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
他联系了剧作家沈西蒙，提出了想要深入部队的想法。沈西蒙支持他的决定，并安排他加入了驻扎在南京郊外的八连。袁岳抵达部队的那天，穿上了跟士兵们一样的简朴军装，开始了他的军营生活。
在八连，袁岳的生活与普通士兵无异。每天清晨五点半，随着军号声，他和其他士兵一起起床，参加晨跑和体能训练。尽管初期身体吃不消，每次训练后都感觉筋疲力尽，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跟着部队的步伐。
与袁岳同排的是班长罗大大，一位经验丰富且深受部队尊敬的军人。罗大大对袁岳的加入表示欢迎，并在日常训练和任务中给予了许多指导。两人在一起执勤时，罗大大详细解释了哨兵的责任和要领，帮助袁岳理解军人在岗位上的警觉和坚守。
晚上，当营区其余部分逐渐安静下来时，袁岳和罗大大会在宿舍里交流。罗大大分享了他在军队的经历，包括他如何处理各种诱惑和保持个人的纯洁性。通过这些故事，袁岳逐渐领悟到赵大大这一角色的深层次含义，即使在外界诱惑重重的环境中，也要保持自我清正的军人形象。
舞台与生活的交汇
1964年的炎炎夏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了一个繁忙的电影拍摄基地。袁岳正在这里投入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紧张拍摄中，而紧邻其拍摄地点的是另一部电影《舞台姐妹》的制作现场。在这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曹银娣，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正忙于《舞台姐妹》的拍摄。
两部电影的剧组间只隔了几个摄影棚，演员们经常在各自的休息时间闲逛或相互访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袁岳在制片厂的食堂里首次遇见了曹银娣。她正与几位演员一起用餐，而袁岳则与他的同事们坐在不远处。初次见面，曹银娣的举止和谈吐给袁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的几周里，两人在制片厂偶尔碰面，逐渐从简单的问候发展到了共同讨论电影与戏剧的对话。这些交流经常在拍摄间隙或是工作日结束后的晚上进行。在电影制片厂的后院，两人有时候会一起走走，聊聊各自对艺术的看法和生活的感悟。
时间流转到了1965年，袁岳和曹银娣决定结为夫妻。他们的婚礼在上海一个小巧的教堂里举行，邀请了许多来自两人所在剧组的朋友和同事。婚礼简单而温馨，两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然而，随着两人生活的深入，他们开始意识到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存在差异。袁岳一直热衷于舞台和电影，希望能够继续在表演艺术道路上深造和探索。而曹银娣则更多的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减少工作上的奔波。这种差异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摩擦和不满。
尽管两人都试图找到平衡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歧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在经历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和尝试后，他们决定和平分手，结束了这段跨越了舞台和现实的关系。
袁岳的晚年与遗产
袁岳的个人生活同样多姿多彩，经历了从光鲜亮丽的舞台光环到私人生活的平静与波折。直到2018年10月15日，这位曾在舞台上灿烂夺目的老演员，在上海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6岁。
在他的最后几年里，袁岳住在上海的一所老年公寓中，这里靠近他曾经工作多年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他仍然保持着与影视圈的联系，不时接受访问或参加一些电影放映活动，分享他的表演经验和对艺术的看法。
袁岳的晚年虽然独居，未再婚，也没有子女，但他并不孤单。他的生前好友，包括一些老戏骨、前同事以及多年的邻居，经常探望他，与他一起回忆过去，讨论艺术。
当袁岳离世时，这些朋友和他曾经的同事们第一时间赶来，帮助处理后事。他的许多朋友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对袁岳的去世感到深深的哀悼。他们共同策划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告别仪式，邀请了袁岳生前熟悉的演艺界人士以及他的亲近朋友。
参考资料：[1]丁丁.袁岳 黑不溜秋,靠边站![J].东方电影,2015,0(5):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