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生于天津。
1956年从天津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今河内国家大学）。
1963年春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翻译、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
1994年3月至1995年10月任驻老挝大使，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任驻越南大使。
北外——温馨的母校
1956年夏，我在天津三中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八月下旬，北外通知我们一起被录取的十多位天津同学，在某一天上午到天津东站集合，由一位家在天津的高年级同学带领我们乘火车前往北京报到。大约中午十一点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只见学院迎接我们的斯柯达大轿车已等在那里。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领略着首都风光，好不兴奋。进入学校大门，许多高年级同学忙跑过来，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引领我们去宿舍。中午走进食堂就餐，刚刚坐下，李棣华副院长便前来看望大家，问我们对伙食有什么意见。那年我十九岁，第一次离开家，不知道新环境会是什么样。但短短几个钟头所见所闻，使我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只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九月一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时学校没有礼堂，典礼的地点就在食堂，每人都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但气氛既庄严又热烈。典礼结束时，党委副书记走上讲台对大家说，学校的经费还有1500元结余，同学们如需要配眼镜，或有其他需求，尽可以去学生科申请，不要不好意思。
会后，我和另一位同学去了学生科，一位姓胡的女老师接待我们。她得知我们想配眼镜后说，先给你们每人五块钱，不够再说。就这样，我俩去了王府井大明眼镜店，每人花七块钱配了眼镜，自己补了两块钱。
1956年的”北外”只有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四个系，这一年新开设了一个罗马尼亚语班，暂时挂靠在法语系。全校共有学生700人。我被分到法语系，我们那一届共有4个班，每班16人，讲授口语、笔语课的老师都是年轻的讲师或助教，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工作极为敬业，讲课十分认真。
晚上同学们都在教室里自习，老师就坐在教室门口的长凳上，准备随时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一直到十点钟熄灯睡觉，每周五天，雷打不动。那时国家经济尚不发达，财力有限，但学校仍给法语系聘请了苏联专家。系领导还想方设法为同学们提供开阔眼界的机会。有时放映法语原版电影，老师便事先给同学们详细讲解故事梗概，帮助大家看懂电影。
一次，在法国电影《红与黑》中扮演主角于连的演员钱拉·菲利普访华，法语系便请他来和大家见面座谈。那天菲利普为我们朗诵了好几段拉封登寓言，被录下音来，成为同学们练习语音的活教材。
平时学校领导对同学们的生活十分关心。伙食办得很好，每餐三菜一汤，并不断改变花样。每月伙食费为十二元五角。我因家境困难，一直免交伙食费。每周末学校都给同学们放电影，有时还举行舞会。那时受经济条件所限，同学中很少有人穿皮鞋，大家就穿着布鞋翩翩起舞。我记得元旦舞会时，厨师还特意为大家熬了八宝粥，并放了红糖和大枣。冬季专门在校园里开辟了一块像篮球场大小的平地，用泼水的方法打造一个溜冰场，供同学们练习溜冰。
1958年春，同学们分批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刘仲容院长等校领导专程到工地看望大家，并在腰上系上红绸带，给大家表演了东北二人转《小拜年》，博得同学们热烈掌声。
那时候学校的青年团工作相当活跃。我曾担任过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经常在星期天把全校的团干部送到正义路团中央礼堂，听团市委书记王照华和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作形势报告。1958年暑假，我还参加了团市委在长山列岛举行的军事野营。当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院领导和同学们一方面意气风发，敢想敢干，但同时也有些头脑发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
我记得学院制定的发展规划中提到要为同学们修建一个“弹簧舞厅”，也有的同学制定的“红专规划”提出自己的外语水平要在三年内赶上某某教授。但我清楚地记得院党委书记刘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几十年来我始终用他的这句话来鞭策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的是，我如今已80岁，健康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刘柯书记的要求。
我就是在这样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愉快的两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北外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外国语大学，规模成数倍扩大，学校从当年只开设5个语种到现在共开设43个语种；在校学生从当年的700人发展到现在的5000多人，另外还有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几十年中，北外共培养出400多位驻外大使和1000多位参赞。众多北外毕业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加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我们56届的同学，退休后曾多次聚会，追忆在母校度过的美好时光。令我感动的是，我虽在北外只读了两年（之后又转到北大继续学习），但母校没有把我忘记，每逢校庆等活动，“校友办”都按时通知我参加。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兵，看到母校的发展壮大，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更为自己是“北外’的校友感到光荣。
1956年秋在北京外语学院留影，西装上衣是从别的同学那里借的。
北大三年
1958年暑假末，北外法语系团总支书记米宁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将我和法语系同届的另两位同学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改学越南语，而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继续学习。她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要我们转学，只说调去的同学都是又红又专的。
我虽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内心对法语系仍很留恋，不过想到北大是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法语系为我们开了欢送会。我们三人送给母校一个玻璃镜框，上面写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和志愿”。
大约9月中旬，我们到北大东语系报道，看见北外英语系也有十多位同学被调到了北大。开学后得知，这次转学是为了落实周总理的一项指示而采取的措施。
当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到30个，周总理预见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便指示外交部抓紧培养一批通晓亚非国家语言的翻译干部，准备为中央领导同志做翻译。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分别从北京外语学院、北大东语系、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共抽调了百余名学过两年英语或法语的同学，到北大东语系改学日语、缅语、阿拉伯语、印尼语、印地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越南语。之所以调学法语的同学改学越南语，是因为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不少越南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仍能讲法语，掌握了越语和法语，工作起来会更方便。
外交部经同高教部商量，我们这百余人不作为本科生，而统称“高级翻译班”，毕业后一律进入外交部。我所在的越语班共七人，除我们来自北外的三人外，两人来自南京大学外语系，两人来自北大西语系。东语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季羡林教授。东语系领导对“高级翻译班”十分重视。为我们越语班授课的是两位年轻的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工作十分认真、敬业，和我们打成一片。同学们也都感受到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刻苦学习，早日成材。
我们在北大赶上了“大跃进”、大炼钢铁、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三年自然灾害。但由于我们是外交部代培的“高级翻译班”，故基本上仍能坚持正常的外语学习。我在北大继续积极争取进步，曾担任东语系学生会副主席、团总支委员和东语系民兵营副营长。1959年“七一”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冬，我们东语系越语班全体同学在北大西校门前合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大还经历了校内外对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的粗暴批判。在巨大政治压力下，马寅初被解除了校长职务，并被撤销了人大常委资格。但马校长拒不屈服，拒绝做任何检讨。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20年后的1979年7月，中央决定为98岁的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高教部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马校长这种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是每个北大学子学习的榜样。
赴越南留学进修
1961年秋，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3年越南语后，我和另两位同学一道被选送到越南留学进修。
临行前，我们和准备前往亚欧其他国家留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教部组织的集训。几位副部长级领导同志给我们介绍了国内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并进行了出国留学组织纪律教育。当时正值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几位领导同志讲话的基调就是强调国家形势“一片大好”，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说明成绩和不足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希望我们到国外后要好好学习。
为准备行装，高教部发给每人500元人民币。但必须到指定的王府井“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规定衣物，不得到其他商店购买。
当时市场商品奇缺，到其他商店也买不到需要的东西。我记得，每人的行装包括一套混纺蓝色中山装、一套混纺棕色西装、一只绿色帆布衣箱、一个绿色手提包、两双皮鞋和两件衬衣。这样的配备体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大家穿好行装，排好队伍，肯定高度一致，以致从背后很难辨别谁是张三，谁是李四。
裁缝师傅给我们量身材时，都有意把尺寸多留些余地，因为当时大家身体都很瘦弱，出国后多数同学都会变得胖些。说句心里话，在当时物资和商品奇缺的情况下，能够添置这些东西就算非常不容易了。
对一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同学，高教部还决定在大家出国后，每月为这些同学的家里补助5元，每3个月寄一次。我就是享受这种补助的同学之一。
外交部教育司雷阳司长还单独接见了我们来自北大“高级翻译班”的几位同学。他强调说，国家在经济和财政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仍把你们派出国留学，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相信国家的经济情况会逐渐好转。你们到国外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把外语学好，回国后迎接国家外交事业的大发展。每个同学都从内心感谢党组织的关怀，一致表示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那时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不少“左”的东西。这批被派出的同学，一般年龄都偏大，有些家在农村的同学甚至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因为不知道几年后才能回来，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假期，有的同学就表示希望出国前能回去同家人见上一面。
但集训班规定一律不准回家探亲。主管干部极为严肃地板起面孔说：“这是什么时候？还回什么家，探什么亲？”尽管这些同学都已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但如发现某人在集训期间“表现不佳”，还有可能被随时取消出国资格。
几年后我听说，在另一批即将出国的同学中，有一名女同学按计划要被派到罗马尼亚，由于在制装过程中没有完全按规定的单子采购，买了一件花裙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临时改为派往抗美战争中的越南，让她去“经受锻炼”。
我们3人从北京站乘国际列车，经过两天三夜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越南教育部的代表和正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的两名中国同学到车站迎接我们。当天下午，综合大学校长巍如昆嵩亲切接见了我们三人，勉励我们努力学习，为增进越中友谊做出贡献。
根据两国教育部的协议，校方免费为我们提供食宿，每月发给每人生活费60盾越币。此外，中国大使馆每月还发给每人25盾越币，作为补贴金。当时1个越盾大约可兑换人民币7角。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支付伙食费和房费，每月还可得到50多元人民币，用来添置书刊和生活必需品。对此大家十分满足。如果同越南的生活水平相比，就更可观了，因为当时越南医院护士的工资每月只有30多盾。
根据校方安排，我们3人将按照进修生的计划学习，着重提高越语水平和翻译能力，每周由几位老师单独给我们上课，无须加入某一个班。老师经常挑选一些越南长篇小说，布置我们在几天内精读数十页，把不懂的地方勾画出来，下次上课时老师便可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
虽然我们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但大家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而是自觉地多读、多练，每天都自习到很晚才睡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朝鲜、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
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很紧张，除阿尔巴尼亚同学外，东欧国家同学和我们很少接触。课余时，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游览河内最繁华的街道和名胜古迹，更多的是到书店购买所需要的书籍。
初到河内，我明显地感到这里的商品供应比当时的北京丰富。河内居民购买粮食、副食和其他消费品虽然也要凭票、凭证，但有灵活余地，不像北京那样严格。
一次，我到商店想买一件棉袄，女售货员向我索要布票。我说我是中国留学生，没有布票。女售货员感到为难，便把商店经理请了出来。待我说明情况后，经理说，越南和中国是友好邻邦，同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巨大援助相比，一件棉袄实在微不足道。经理当即同意将棉袄卖给我，不收布票。
身后的两层楼时我当年留学时住过的宿舍，离任前特来拍照留念。
在国内虽已学过3年越语，但有的基本生活用语仍不熟悉。
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了越苏友谊医院。著名的郑金影医生前来给我看病。他问我有何不舒服。我当时总感到肚子里咕噜咕噜叫，但不知如何用越语表达，便说：“感到肚子里有打球的声音。”
郑医生觉得好笑，但仍装出很严肃的样子，问道：“有打球的声音吗？是什么球？是排球，还是足球？”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告诉我“腹鸣”这个词在越语应如何表达。从此，我把“腹鸣”这个词牢牢地记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
1997年夏天，我作为中国驻越大使，陪同中国医疗组前往胡志明市为越共前总书记阮文灵治病，见到了阔别35年的郑金影医生。老人已年近八旬，回忆起当年他给我看病的情景和“肚子里打球”的往事，两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那时对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许谈恋爱，更不许和外国人谈恋爱。对此，我们都时刻铭记在心。
一次，越南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年轻姑娘约一名中国留学生于星期六晚7时在河内大戏院门前见面。这位中国留学生感到十分为难，既不敢赴约，又怕不去失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面对严格的纪律，他还是向大使馆做了报告。
大使馆认真研究后，做了三点指示：
第一，越南朋友约会，如不去赴约，会显得很不礼貌；
第二，对方是越南姑娘，中国男留学生一人前往，很不妥当；
第三，最好是五名中国留学生共同赴约。
就这样，我们五人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于星期六晚上准时集体到达河内大戏院。越南姑娘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但她毕竟是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表现得落落大方，请我们五人一起到她家做客，就这样大家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姑娘也自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从此再未同那位中国留学生有任何来往。
当年河内综合大学为我们讲授越南文学的阮石江教授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几十年始终同我保持联系。
1962年夏回国休假期间，我顺便对我的肠炎做了进一步检查、治疗。北京厂桥附近的北大医院诊断我患的是肠结核。按规定，凡患各种结核病，便不得出国，我只好留在国内治疗。
到秋天，协和医院的专家否定了北大医院的诊断，认定我患的是“过敏性肠炎”。我十分兴奋地拿着协和医院的诊断书跑到高教部，要求重返河内继续学习。
但高教部主管干部说，诊断书上排除了我的结核病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可以出国”一句话才行。于是我又跑去找协和医院，但院方说医院的职责只是看病，至于能否出国，不属于医院的权限，故无法为我写上“可以出国”几个字。就这样扯来扯去，几个月过去了。外交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便决定让我从1963年初起，入部参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