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华女儿》正式上映，却立即惹来一阵非议。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导演凌子风、翟强决定拍摄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一方面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就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包括冷云、胡秀芝在内的8名女性战士，在面对敌人步步紧逼、弹尽粮绝且突围无望的绝境下，毅然决然投江的壮举。
然而当电影上映后不久，却收获了很多不好的评价，有一些人认为“八女投江”只不过是虚构的情节，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因为不论是史料、亦或是地方县志上都没有相关的记载。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甚至给这部电影的导演、演员写信，大骂他们虚构历史，信中所用词汇极其粗鄙。
一时之间，《中华女儿》在各地的公映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东北烈士纪念馆管理员的大学生温野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争议事件，心中便萌生出了一个看上去自不量力的念头。
毕竟“八女投江”是发生在东北抗联的事情，而且他也坚信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温野便想着要靠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充足的证据，让那些居心叵测之人闭嘴。
可是，温野翻遍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也只找到了寥寥几行的记录，而且还是一名东北抗联将领的日记内容，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线索。
“我五军关师长书范于西南远征归抵刁翎，半月前拟在三家方向拟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深久革命历史之金世峰及妇女冷云、杨秀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
单靠如此苍白的一段文字，说服力微乎其微，一筹莫展的温野只能向纪念馆的领导寻求帮助。
可当温野说明来意之后，领导却也只能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叹息道：“我也没有什么资料了……”
闻听此言，温野显得有些颓败，但就在这时，领导建议他有时间可以到乌斯浑河渡口转一转，毕竟按照日记中的记载来看，那八位抗联女战士就是在那里英勇就义的。
这倒给了温野启发，不久之后他便趁着休假的机会，跋涉200多公里来到了林口县的乌斯浑河渡口。
当他站在岸边看着眼前奔腾汹涌的河流时，一时间也犯了难，根本寻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温野在与当地的一位老者闲谈时，无意间透露出人们对于八女投江的质疑。
谁知那名白发苍苍的庄稼汉竟当即暴跳如雷，扯着尖锐的嗓音叫喊道：“谁说这事是假的？那可是我亲眼所见！”
闻听此言，温野心中自然欣喜若狂，只不过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后，他又忍不住打量了老者一眼，心中暗想他不会是说大话吧？
那么，“八女投江”是否真有此事？
而那名老者是何身份，为什么他敢信誓旦旦地称自己是见证者，甚至还要义愤填膺地打包票呢？
而在那段曲折艰辛的抗战史中，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在接下来的攀谈中，温野得知面前这位老者名叫王连财，就住在乌斯浑河旁边的四合村，而且“八女”中的王惠民、郭桂琴与他同村，而且年纪相仿，对二人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意识到，虽然加紧对中国关内地区的侵略十分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于关外、也就是东北地区抗日队伍的包夹。
于是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这段时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集结了5万兵力，开始了针对黑龙江地区抗联部队的“三江省大讨伐”。
那么日本侵略者的此次军事行动为什么称作“三江省大讨伐”呢？
原来，日本在1934年将“满洲国”改称呼为“满洲帝国”后，还特意将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的14个县划分出来，成立了所谓的“三江省”。
此时，东北抗联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抗联第4军、第5军、第7军、第8军、第10军合编为第二路军，在总指挥兼政委的周保中带领下从依兰县向五常县转移。
要知道两县之间相隔将近百公里，而且交通要道上四处都是日寇设置的关卡、暗哨，第二路军经历了与敌人几十场的厮杀，才艰难地抵达了尚志县楼山镇。
此时的抗联将士们已经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不就地补充物资，恐怕大家伙就要拿着长矛、大刀和敌人厮杀。
作为总指挥的周保中此时也陷入艰难的抉择中。
楼山镇有日寇和伪军的重兵把守，如果打这场仗的话恐怕伤亡太大、还会拖延部队转移的时间。可楼山镇据点虽然易守难攻，可里边的物资可是极其充沛，足够全军维持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一番内心挣扎之后，周保中最终下达命令：“攻打楼山镇据点，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战斗”。
经过激烈的拼杀，抗联将士们虽然歼灭了楼山镇的顽敌，但同样也惊动了周边其他据点的日伪军，此刻正快马加鞭朝着楼山镇赶来。
无奈之下，周保中只好将第二路军化整为零，以师为单位分散转移。
而抗联第二路军第5军1师在这个过程中，又几次与敌人交手，导致原本就不满编的队伍又严重减员，当他们抵达乌斯浑河西岸一个名叫徐家屯的地方时，只剩下100多个人，其中还有三成以上的伤员。
看着将士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模样，师长关书范竟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从加入抗联以来，还从没吃过这个大的亏，眼下巨大的挫折让他本就紧绷的神经几近崩溃。
而此时，身为妇女团指导员的冷云站了出来，她指着身后的另外七名女战士说道：“亏你们还是爷们儿，我们妇女团现如今就剩八个人了，不也没有哭哭啼啼的吗？”
听到这番话，关书范这才回过神来，眼下筹划接下来的路程更重要，于是便指着面前的乌斯浑河说道：“大家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过河到东岸去”。
由于连日的急行军，抗联将士们只能风餐露宿，吃的饭、喝的水都是凉的，而且前两天又下了场大雨，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潮湿发霉了。
而现如今终于能歇息一夜，大家便着急忙慌地在树林子里捡了几捆木柴，又从河里抓了一些鱼，准备生起篝火炖鱼汤喝暖暖身子，顺带再烤一烤衣服。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取暖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却被潜藏在暗处的一名汉奸看得一清二楚。
此人名叫葛海禄，早先也曾是抗联的一员，后来由于吃不了苦，再加上耐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他便投靠了日本人。
当他远远地望见河岸边，一百多号身穿熟悉的抗联军装的人们就地扎营时，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份天大的功劳。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悄悄地挪动着步子，连夜赶到距离乌斯浑河渡口大约20里的祥子沟村，向驻扎在此处的日军小队汇报。
当他们听说有一百多名抗联战士后，这支小队的队长乔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当即派人取来电台，向顶头上司熊木大佐汇报、并请求支援。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熊木大佐便亲自带着近千名来到了祥子沟村与乔木队长会合，并在葛海禄的引领下来到了乌斯浑河渡口。
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日伪军便完成了对抗联第一师的包围。
恰巧这个时候，警惕的冷云发现了不远处的风吹草动，便趁着夜色的掩护潜入一处灌木丛，猛地发现了早已设好埋伏的日军。
见到如此情形，冷云赶忙折返回去，将其他7名女同志叫醒，压低着声音说道：“我们的位置暴露了，现在四周都是敌人”。
闻听此言，7人的困意全无，当即观察起四周，果然发现了敌人的伏兵。
其实，此时她们是完全有机会逃走的。
毕竟男女有别，晚上睡觉的时候，抗联一师的战士们都睡在了河岸边的沙滩上，而妇女团的8名女同志则在远处的一处干涸水沟里休息。
日伪军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抗联一师大部队身上，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8名女兵。
然而冷云却没有选择悄悄溜走，而是极其沉着且坚定地说道：“咱们要弄出点动静来，吸引敌人的注意，给一师的同志们争取时间”。
而作为妇女团班长的胡秀芝则默默点了点头，表示支持这一决定。
她当然明白吸引敌人注意力的后果是什么，但为了保护大部队，她还是决定牺牲自己。另外的6名战士也紧跟着点头。
于是，她们当即掏出腰间别着的手枪，对着敌人便猛地射击。
几乎是同一时间，日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了一大跳，在冷静下来后纷纷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冲了过去。而抗联一师的战士们也被枪声吵醒，当师长关书范看到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后，连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并不知道那8名女同志正与近千名敌人做着生死较量。
抗联一师暂时撤退到了安全地带，可是妇女团的8人却已陷入绝境，她们三面都是即将冲过来的日伪军，背后则是湍急的河水。
此时，天空已经泛起了蒙蒙亮光，熊木大佐通过望远镜也发现开枪的竟是8个女人，于是当即下令要抓活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敌人停止了缩小包围圈，汉奸葛海禄则走了出来，举着个大喇叭朝着8人喊道：“你们逃不出去了，识相的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我们熊木大佐保证，不杀你们”。
话音落下，喇叭里就传来一阵刺耳的坏笑声。
结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她们8人作为女流之辈，一旦落入日本人之手，面临的将是无休止的凌辱与折磨。
于是，冷云咬了咬牙对身后的几人问道：“你们……怕不怕死？”
话音落下，众人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纷纷坚定地摇了摇头。
“要是怕死，当初就不会加入抗联了！”
这句话，对于冷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慰藉，她哈哈大笑道：“有你们几个姐妹陪着，死而无憾了”。
紧接着，8名女战士手挽手，一步一步朝着身后冰冷的河水中退去，为了尊严与抗日的决心选择赴死。
可讽刺的是，8名英勇无畏的女战士为了挽救师长和一师将士们，选择牺牲自己。
而一师师长关书范呢？在这次战斗之后竟然吓破了胆，选择了向日寇投降，甚至为了讨熊木大佐的欢心，还自告奋勇地前去说服顶头上司、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一起投降。
当柴世荣见到关书范时，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当时便掏枪毙了他。但想到组织上的纪律，还是将关书范扣押起来，向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询问该如何处置。
周保中的回复简单明了：战场临阵退缩者，就地正法。
于是在几天之后，柴世荣便召开了一场公审大会，公布了关书范的罪状后将他枪决。
“那个时候天刚亮，我就到地里干活，突然听到了枪响，就赶紧跑过去看，那8个女兵正好跳进江里溺死了”。
一边说着，王连财老人连连叹息：“里边有两个是我们村子的，叫王惠民、郭桂琴，王惠民年纪最小，才13岁啊！”
听到老人家的讲述，温野虽然心中也极其难过，但这起码也表明，“八女投江”并不是人们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这又令他兴奋不已。
直到后来，曾担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老将军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东北抗日游击队战争中的英雄妇女》，其中清晰地讲述了妇女团8名战士英勇就义的事迹。
除了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战士王惠民、郭桂琴之外，另外四人分别是杨贵珍、黄桂清、李凤善、安顺福。
她们牺牲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纪，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又深感惋惜。
随着英雄事迹被证实，当地政府在乌斯浑河岸边建立了一座“八女投江纪念碑”，以此表达后世人对先烈的缅怀。
当纪念碑落成之后，朱德元帅的妻子、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笔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