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皆为市场理解决策层未来5至10年施政方针与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要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难点、增长点等问题，需要大家共同讨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作为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他认为，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历史考验阶段。在现阶段，我们要客观上认知并理解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成长性”，在上有打压、下有追击的情况下，从主观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信心与动能》
为探究经济发展动力，前瞻未来改革趋势，我们特此整理了贾康新作《信心与动能》中的精彩观点，希望能帮助大家在不确定时代树立长期主义的信心。
一、要达成2035年的目标，经济增速不能击穿5%
2010年，在之前改革开放30多年解放生产力、实现了超常规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战胜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2010年报出了10.4%的GDP增长速度，也成为中国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
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增速为主要指标的经济下行时期，直观地看，这个下行时期并没有完结，2022年的年度增速只有3%，已经滑出了中央所说的必须维护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三重压力”问题，叠加中美关系恶化、新冠疫情等种种因素使经济运行总体处于下行区间，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L型转换”。
“L型转换”是一个比喻，我们要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不可能是“V型”反转，下来又上去，也不可能是“U型”反转，下来走一段又上去，而只能是一个“L型”的转换。
“L”表示有一个向下的调整，但是尾巴一定要拉出来，这样就表示由“新”入“常”，要进入一个平台期运行的状态。在这个平台期，我们要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要把“高速”转换为更高质量发展状态下的“中高速”，而中高速关键是要有由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而这个平台期的运行时间越长越好。
202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上提升增速的契机，经济增速达到5.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上半年同比经济增速也达到了5%。当前应该抓住契机，更好地调动潜力，把2024—2025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体现出来。
我国人口在近两年将可能达到最高值。在这一条件下，“十四五”时期，如果能够把五年的年均增速提升到5.5%左右，就能为“十五五”“十六五”打下基础，基数提高以后速度重心会有所下调，但是要使“十五五”不击穿5%，“十六五”不击穿4.5%。
那么15年后算总账，2020—2035年这15年中我国GDP年度平均增速如能达到4.9%或接近5%，2035年就可以实现人均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这可以作为未来10年保障增长速度或合理增长区间之底线的基准考虑。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它体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还可以向纵深发展上，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但大而不强。
一方面，说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能力方面连第二阵营都没有进去，必须在工业化上进一步升级，完成工业化过程，其伴随的城镇化也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
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城镇化合在一起，客观的动力源是有的，也就是说发展中“成长性”的引擎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因素也非常关键，就是要怎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改革的深水区要“啃硬骨头”，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
从中长期的目标来看，当下中国的中心任务和战略诉求，是要通过“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要重视中国怎么解决“形成中长期发展内生动力”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人类社会21世纪发展的两大引擎，一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数字化创新，二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内生动力，应该是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治民主化相结合。“六个化”合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这个内生动力不仅要落到务实的方面，还要强调制度创新——中国仍然走在经济社会转轨的道路上，现在面临着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问题，这是最大的历史性考验。
二、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要啃的一块“硬骨头”
在推进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我们造就“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骨头再硬也必须啃下来，这将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改革是问题导向的，当下中国最突出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地方财政困难。财税改革也成为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如何标本兼治最终根本性化解基层财政困难是改革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中国的预算法修订落地以后，地方债大概分两类，一种是一般地方债，另一种是专项债。
一般地方债在资金筹集后应该投入项目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用于日常行政开支，行话讲就是“人吃马喂”的开支需要；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将这笔资金放入财政预算做通盘考虑。
而专项债不一样，它在发行时就必须说清楚资金用于哪些项目的建设，俗称“戴帽”。其优点在于，专项债发行不仅有扩张总量的政策含义，还具有非常鲜明的优化结构的意义。
但是世事并无万全之策，公共事务领域里财政分配的举债机制，必有利、弊两端。
中国1994年推动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从财政困局中走了出来，不过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并未贯彻到位。人们诟病的基层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问题都与此有关。近年来，地方政府承担较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但财力相对不足，中央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仍难以补足缺口。
现阶段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问题，又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有内在的关联。地方政府在缺乏地方税体系提供的大宗、稳定财力的情况下，出于政绩和经济发展规划考虑，往往“以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通过操纵设立地方融资平台，违规提供融资担保等形式，形成地方层面的隐性负债，带来风险因素。
从地方政府主体来看，现在最实际的资金注入是专项债，这是近几年非常重要的一种政策手段，但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不少地方政府拿到专项债资金以后，填补了那些不能不填的欠发工资等窟窿，因而资金没有真正进入“有效投资”环节，使中央说的“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被抵消。
我们不能再走这样的老路。
当前财税改革必须实质性推进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在制度安排层面夯实地方税体系和由转移支付等要件组合而成的、全覆盖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贯彻《预算法》修订时已明确的“疏堵结合、堵不如疏”的方针，经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治存量”的通盘努力，以阳光化、可持续的地方公债制度机制的健康运行，挤压隐性负债的空间，使其无所遁形。
三、未来的房子，到底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成长过程。房地产业既是支柱产业，又是敏感区域和矛盾集中的领域，中国往前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打造出房地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形势，是我们面对的历史性的考验。
这里面的风险和挑战，首先来自房地产的自然垄断性。中心区域，比如北上广深是最典型的一线中心区域，还有几十个省会城市，以及中国几百个城镇，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从农村转移到这些中心区域的城镇，成为市民。这个趋势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总体上具有中心区房地产卖方市场趋势和特征。
另外，房地产相关的风险，也来自它对于全社会是托底的，是保障“住有所居”的“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供给。这就又带来了“双轨统筹”的复杂性，一个是保障轨，一个是市场轨。要托起保障轨，同时还要让市场轨能够健康发展。
如果处理得不好，则实际表现出来的就是“打摆子”“过山车式”的循环，一会儿强调一定要把房价死死摁住，一会儿又变成要给予刺激，让房地产业回暖。
事实上，房地产市场在已经形成的一轮轮的冷热交替中，早已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结构特征。
从结构上来看，人们注重所谓“新一线”的概念。我们继续使城镇化的红利得到释放，相关的重要概念就是“新一线”“新二线”“新三线”。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个概念，就是“有新兴市场发展机会的中心区域”。
中国的这些中心区域，比如“建成区”，全中国将近700个建制化的大中小城镇里面，发展机会仍是主要方面。在“冰”的一边，还要逐渐恢复，还要经过阵痛。
房地产投资现象其实是必然存在的，那它形成的不动产到底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呢？
虽然以后要使住房落在让老百姓过日子的“大项耐用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上，主要目的转变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但是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市场必然是多样化的，不能简单理解为房地产市场包括住房会完全失去投资属性。
从住房供给来说，政府要牵头跟市场主体合作，做好保障房的供给。比如公租房、政策性的长租房，以及共有产权房，这些都属于保障轨，在把保障轨托好，托到年轻白领都能够以共有产权房比较便捷地解决自己“住有所居”问题之后，再往上配套，就是一般商品住宅、中高档商品住宅，还有高档商品住宅。
当然，在商品房的轨道上，同时存在着商业性的租房市场。租房市场的房源从哪儿来？还是从买主来说，他有自己的刚需，有改善性需求，而后可能还买第三套房，第三套房在自己占有产权的过程中，可以把它租出去，到了老年，他可能把这个房子卖出去，形成他自己的“商业性社会保险”。这种投资行为也契合我们商业性租房市场房源的形成。
“冰火两重天”的分化以后，有房地产业界人士说，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但这只是一个小阶段。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带来的一个迅速的超常规的、大家都有发展机会谁进去都赚钱的那个时代。
黄金阶段过去以后，还有白银时代。白银时代就开始有分化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时代。
白银时代走完以后可能还有一个相对沉稳的黑铁时代。就中国全局来看，现在还不能认为已经落入了更加沉稳的或者说相对成熟的、利润平均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优胜劣汰越来越残酷的黑铁时代，在很多的具体场合里，还有白银时代的特征。
四、中美今后发展，最有可能的轨迹
处理中美关系的大思路，一定要认清中美也是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覆盖着的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中国追求的一定是和其他经济体的共存、共赢、共荣，一起来推动形成全球化共享经济、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从而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看看中国和美国今后的发展，双方成长性都还存在，但是最可能的轨迹是什么？
有学者把美国2017年的GDP往前追溯到整数关口的1900年，画出曲线，以GDP的增长体现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是怎样一路成长起来的。如今美国的成长性具体的速度特征，就是现在它的增速再高也高不过3%。如果在3%以上运行，会有明显的通胀特征，美联储就不得不往下压缩经济热度。
欧洲和日本就更差，它们这几年的经济增速能达到1.5%~2%就很不错了，日本达到1%以上，就已经比前些年的“失去的20年”的停滞好多了。
换句话说，中国不低于5%的中高速增长，就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的高速，是美国的2倍以上，是欧洲和日本的3倍以上。
按照这样一个曲线，我们将中国和美国对比，美国的GDP总量上升至36倍用了118年，中国在1987到2017年的30年间实现了36倍GDP的成长性，以一个时间单位，实现了美国大概四个时间单位才走完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以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总体来说，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它伴随的城镇化方面，真实城镇化水平很低，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仍然有相当可观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释放的空间。
既然现在中美之间的成长性有时间轴上如此大的差距，那么我们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未来中美之间这种时间轴上的差距会不会存在？显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能够继续和平发展。
中国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善于守拙”“斗而不破”，积极学习美国、西方世界的长处，积极地和世界上方方面面做朋友，按照经济规律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理智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是中国内部改革攻坚克难，真正释放潜力的历史性考验。
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中国能把握好不出大的纰漏，不犯低级错误，那么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