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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毛主席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并进行了亲切谈话。施密特对毛主席说：“这位是我的随行人员玛丽·施莱，她很喜欢您的诗词。”
毛主席听后，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不会写诗，成就太小。”
从毛主席留下来的许多诗篇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他的自谦之语。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创造了千秋伟业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写出了许多体现中国沧桑巨变的不朽诗篇。这些诗词至今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
除了写出气吞山河诗词外，毛主席还写过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其中还有几首是写给女性的。他曾在三首诗词中提到了夫人杨开慧，还有一首则是写给曾与杨开慧做过同学的丁玲。
丁玲是在1936年11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多地，抵达了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所在地陕北保安。她成为了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这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她也因此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宣传部特意为她举行了一个欢迎会，会上，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等人均出席参加。当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总理更是大声欢迎她：“欢迎党的好女儿回家。”
一句话令丁玲感动不已。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讲话，指出：
“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来到保安的丁玲，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一个与以前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这里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同志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向上。沉浸在这样氛围中的丁玲也深受鼓舞，开始思考自己能够为党和人民做些什么。
几天后，她来到毛主席住处单独会见，谈话中，丁玲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动态。
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他建议丁玲：“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之前在上海领导过左联的工作，可以想想办法，发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
毛主席的建议给丁玲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她当即提出：“可以先成立一个组织，把陕北的文化人都聚集在一起开展活动，从而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
毛主席点点头，当即表示支持，并称赞“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大创举”。
1936年11月22日，陕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成立大会在保安隆重召开，会上，毛主席建议将原定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文艺协会”，并提出由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主持协会工作，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也足以看出毛主席对她的信任和重用。
这时，毛主席还问丁玲说：“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丁玲想了想，激动地说道：“红军，我想当红军，到最前线看看真实的战争。”
“正好明天有队伍去前线，你就跟着杨尚昆走吧。”
就这样，丁玲来到了部队中体验真实的打仗生活，并进行采访，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年底，正跟随部队在行军路上的丁玲收到了毛主席以军事电报形式发来的一首诗《临江仙》。毛主席一生只给两个人用电报赠送过诗词，一个是彭德怀，另一个就是丁玲。
毛主席在《临江仙》中这样写道：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诗既是毛主席对丁玲的鼓舞，同时也表明了他将文艺创作和革命军事力量放在了同一个高度。
这一时期，受到毛主席鼓励和红色根据地氛围的影响，丁玲很快便创作出了歌颂红军的作品，并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这段时光是丁玲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后来，她还与儿子感叹：“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毛主席也经常找她聊天，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国家大事到文艺创作，每次谈话都会给丁玲的创作带来新的启发。
在她眼中，毛主席不仅是党的领袖，更是一位对自己和蔼的长者。晚年的时候，丁玲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被问到“你对毛主席有什么看法”时，丁玲稍作沉思后，便这样回答道：“毛主席对我很不错”。
事实也的确如丁玲所说的一样。除了文学方面，毛主席在政治方面也给了她很多关心和帮助。
1940年，毛主席在对丁玲的审查历史的结论中，亲自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两年后，在高干学习会上，毛主席又一次保护了丁玲。
丁玲曾被国民党秘密囚禁过三年，这成为了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也成为了她此后革命生涯中的历史“污点”，因为这段暧昧的岁月如鬼魅一般时刻出现在她的记忆中。
丁玲在1922年进入了上海平民女学读书，陈独秀、陈望道、茅盾、刘少奇等人都曾在这里任教，这让她对社会活动产生了兴趣，但不久后因想要系统学习学校课程便从该校离开了。虽然这个时候她还没有确定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但因此结识了很多共产党员，并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这为她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久后，丁玲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这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任教，茅盾更是将这里称为“党办的第二个学校”。这一时期，深受影响的丁玲曾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最终没有加入。
1924年，丁玲来到北京，并在这里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写起了小说，自此，丁玲走上了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道路。提及当时为什么要写小说，丁玲曾说：“因为寂寞，因为对社会不满”。
1928年，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后，一举成名，成为了文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同一年，丁玲和丈夫胡也频因受鲁迅、冯雪峰等作品的影响，逐渐左倾，并开始写起了“革命文学”。
后来，胡也频因参加左联，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遭到了杀害，壮烈牺牲。胡也频的牺牲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丁玲的成长。不久后，她便紧跟丈夫的脚步，加入了左联，并在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她拿起笔彻底投入了实际的战斗中。之后，丁玲便连续发表了《田家冲》《水》等革命小说，影响巨大。
就在丁玲的创作迎来高潮之际，她却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并软禁了起来。一直到1936年才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不过，她在被软禁期间，曾写过一张纸条，因为这张纸条导致她在后来多次受到审查。纸条内容如下：
“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遭到了点名批评，她向组织主动检讨，并在毛主席的保护下，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她在南京被捕的那三年经历却让她成为了之后的重点审查对象。
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她甚至承认了自己“特务”的身份。尽管后来关于“特务”的问题得到了澄清，但这个历史“污点”伴随了丁玲的一生。
直到198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让她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她更是直言“这下我可以死了。”
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问题，丁玲分别在1955年和1957年遭受到了迫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场劳动。
这一时期，她的政治荣誉、文坛影响力和共产党党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开除出革命队伍的丁玲再也听不到别人叫自己“同志”了，这让她心中十分难受。此后十多年间，她跟随丈夫陈明一起在北大荒参加劳动。
直到1979年，丁玲才回到了北京并在文坛复出。一复出，她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文学事业之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丁玲的文学创作生涯始终离不开“革命”二字，她用文字写出了自己对革命的一种信念式的执著。
从初登文坛一举成名，到历经磨难重返文坛，她的一生起起落落，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她始终坚持握紧手中的笔，书写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参考资料：读书2015年5期、《丁玲传》、当代作家2019年1期、《光明日报》2022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