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23日，杜义德中将在接受军史作家吴东峰的采访时，曾透露过这样一段往事。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重新在这里开辟了根据地。作为革命老区，大别山曾经贡献了200多个开国将军。红军长征之后，大别山成为了反动派重点清剿地区，当地群众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中都遭到了疯狂的报复，数十万人遭到了反动派的屠杀，其中就包括杜义德的父亲。
其后，杜义德向首长邓小平言明此事，讲述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形，并要求回家复仇。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批准了杜义德的要求。
于是杜义德携一挺机枪，将百余名仇人（都是地主还乡团）一一扫射，最终报仇雪恨。
事实上，邓小平并不鼓励杜义德过分勇猛，并曾多次告诫他：
“你打仗很勇敢，是一员战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勇敢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但打仗光勇敢是不行，还要讲究战术。”
但是当杜义德提出要为父报仇时，邓小平不仅支持了他的请求，甚至还批给他一挺机枪。后来杜义德在多个场合感叹：“小平对我好啊！”其言之切，其情之深，令闻者无不动容。
杜义德是湖北黄陂人，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大家庭，他本有兄弟12人，却仅有5人活到了成年。由于家庭贫困，杜义德只读了1个月的私塾。14岁时，杜义德就被送到武汉学习木匠活，受尽了刻薄老板的欺凌。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世道那么黑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人民的苦难始终没有尽头。
在困苦的生活中，杜义德遇到了李先念。他白天干活，晚上就在李先念那里听他讲《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思想让杜义德感到眼前一亮，自己一直梦寐以求改变穷人受压迫悲惨命运的真理，居然在这里找到了。
某日，木匠铺老板又像往常一样，对杜义德拳打脚踢。杜义德气愤不过，一拳将老板打晕，然后扬长而去。1929年，杜义德和家乡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加入了红军，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
作为一个基层战士，杜义德可以用勇猛无双来形容。红四方面军，可谓是猛将如云，而杜义德在其中又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将军作战，又狠又准，不仅勇而猛，攻如锥，守如钉，尤其善于夜战，人称“夜老虎”。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别人都辨别不了东西，而杜义德只用摸着树皮的厚薄就能辨别南北。领教过杜义德厉害的敌人，恐惧地将其称为“尖黄陂”。
作战中，杜义德必然身先士卒，他拿着一把大刀，杀入敌群，犹如一台绞肉机，杀得敌人血肉横飞。杜义德鼻翼上有一块疤痕，花生米大小。都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在将军眼中，这块伤疤是“生死疤”也是“光荣疤”。
杜义德曾说：
“这是当年我和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经捅到了我的鼻子，我用刺刀一下子捅在了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什么叫你死活我，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
事实上，杜义德一生重伤9次，而这个伤不过是最轻的一个。
因为勇猛，杜义德成为了军官。杜义德善于带兵，极其重视军队的训练。按照徐向前的方法，他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由此，杜义德所部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在战场上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杜义德打仗不要命，即使担任了军官，也喜欢靠前指挥，更喜欢刺刀见红，向敌人亮剑。1936年春，杜义德已经被提拔为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后起之秀。但是只要闻到了硝烟味，仍然忍不住身先士卒。
在一次战斗中，杜义德的部队久攻不下，杜义德一着急，跳出战壕就往前冲。不料，敌人的一颗子弹将他打穿，随即被送回了医院。红四方面军首长看重杜义德的勇猛，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长苏井观：
“一定要把杜义德救活！”
因为当时没有麻药，杜义德又是贯穿伤。为了给他的伤口消毒，军医将纱布浸泡在纱布上，然后穿过伤口来回拉，把杜义德痛得咧牙咧嘴。
1935年，杜义德和红四方面的另一个性格将领——王近山发生了冲突。原来时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缴获了一匹纯种阿拉伯马。这匹名贵的战马四肢细长，蹄上有小毛，动作灵敏轻快，王近山将其称为“美人”。
当时，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王近山牵着他的战马准备过河。杜义德正好在负责渡江过桥的秩序。
红四方面军所架的桥，是一座浮桥，人走在上面都摇摇晃晃的，哪里经得起战马的折腾。看着王近山准备牵马过桥，杜义德大吼道：“人可过，马就自己趟过去吧！”
然而王近山爱惜他的战马，说什么也要让马过桥。谁知杜义德掏出手枪，“当当”两枪就打死了战马。王近山一看，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然而杜义德也不甘示弱，还口道：“你几匹马算什么？你瞎眼了，没看到天上敌机在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枪毙我？二杆子？”王近山大怒，掏出枪就抵住了杜义德的脑袋。
就在这时，徐向前拍马赶到。一问原委，徐向前就劈头盖脸，对王近山一顿痛批，骂得王近山脸红脖子粗，只好乖乖认错。
过了江，杜义德和王近山一攀谈，才发现此人正是全军闻名的“王疯子”。他笑着说：“原来你是王疯子，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较劲了！不过，你真敢枪毙我吗？”
王近山也笑着说：“你真当我是疯子吗？我疯那是对敌人，还能把枪里的子弹对自己人？不是刚才被你气疯了吗？”
正所谓不打不成交，谁也想不到，王近山和杜义德这两个“疯子”最终竟然成为最佳搭档。后来杜义德在刘邓大军麾下担任六纵政委，王近山为司令员。杜义德脸黑如炭，王近山则面白如玉，两人并称为“黑白双雄”。但其中，也经常闹笑话。很多人将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王近山看作是政委，倒是将杜义德误认为是司令员。在两人的指导下，六纵很快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的王牌部队。
如果你只将杜义德看成是单纯的战将，那就大错特错。杜义德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善于学习，在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下，杜义德最终成为了一员文武兼备的战将。
1937年，杜义德回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一开始，喜欢打仗的杜义德根本坐不住，于是他找到毛泽东，说：“主席，我还是想带兵打仗。”
然而毛泽东说：“仗是有的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到时候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
杜义德一听，只好说：“主席，我听您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
在毛泽东耳提面命之下，杜义德逐渐开始意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毛泽东经常对杜义德说：“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而杜义德谨遵主席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 学习政治、学习军事，进步很快。 毕业后留在抗大，先任五大队一队队长，后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
从此以后，杜义德由一位勇猛的战将，逐渐改造成一个兼具政治能力的人民将领。毛泽东见他学有所成，于是将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杜义德如同猛虎出笼，下定决心一定要大干一场。
杜义德曾说，自己一生最艰苦的战斗，要数在冀南和日本鬼子血战的那几年。1942年，日寇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扫荡，八路军遭到了极其重大的损失，总人数由50万降低到40万，根据地面积也大大减少。
1942 年起， 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 2 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 这年头三个月，杜义德的部队 7 次遭日寇优势兵力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
4月29日，岗村宁次组织了所谓“4·29铁壁大合围 ”。为了这次 “大合围 ”，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根据地，而第二分区成为日寇合围的重点。
就在最危险的时刻，突然狂风大作，天空卷起了沙尘暴。杜义德瞅准机会，立即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的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弹药，杜义德率部与敌人短兵相接。他一马当先，一刺就杀死了一个敌人。随后他从敌人身上扯下一块布，然后缠在自己身上，继而扑下下一个敌人。在杜义德的引领下，大部队终于冲出了封锁线，成功转移。
然而即便如此，日寇对我军的威胁还是没有解除。于是杜义德秉承“精兵简政”的政策，在冀南第二分区组织了7个敌后武工队，共63人。人数虽然少，但却起到了奇效。
当时日寇兵力不足，在维持封锁线方面，必须依托伪军。于是杜义德指挥武工队到处发传单，瓦解伪军，在伪军中建立耳目。日寇一旦来扫荡，第二分区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杜义德则指挥武工队进行锄奸。结果杜义德只用7个武工队，摧毁了隆平县 （今属隆尧县 ）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 29人，甚至把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干掉了。在杜义德的努力下，日寇对我二分区的封锁都付之东流。1945年春，杜义德带领第二分区对日寇发动反攻，解放了冀南大片领土。
杜义德在二分区的活跃表现证明，他不仅是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同时也是一名具有独当一面才能的政工干部。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出任刘邓麾下的六纵政委，和王近山搭档。两人珠联璧合，他们率部突破黄河天险，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可谓捷报频传，将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打造成一支强大的主力。
狭路相逢勇者胜，六纵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往无前的勇猛。定陶战役开始前，野司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会上讨论打不打。会上，王近山代表杜义德当场表了态：
“我和政委商量好了，即使六纵打成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只要能取得最后胜利，就拿我们六纵去拼吧！”
战斗中，六纵倾尽全力，攻克大杨湖，为定陶战役的首胜立下了奇功。毛泽东听闻此捷报，回电说：“庆祝你们歼灭整三师的大胜利，亡传令全军嘉奖。”
1947年初，王近山受伤了，杜义德不得不将六纵的军政任务全责挑起。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六纵再次一马当先，屡战屡捷。刘伯承一向沉默寡言，很少夸人，但在干部会议上，刘伯承却特意表扬杜义德：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
当时干部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懂“文武双全”是什么意思，刘伯承还专门解释：“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我军政委和其他部队的政委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会打仗。杜义德的好友尤太忠将军说，杜义德能文能武，绝对不是吹的。在我军中，如果政治干部不懂军事，政治工作就没有力量。而杜义德特别善于将政治工作和军事结合起来。
1947年4月，六纵围攻汤阴。当时，担任旅长的尤太忠随第二梯队进城。结果侦察参谋徐克达却说：“杜政委早就进去了。”尤太忠不信：“真的吗？”徐回答：“肯定是杜政委”。随后尤太忠命部队快速前进，果然看到杜政委冒着枪林弹雨，拿着枪冲在最前面。
在打仗方面，杜义德从来不降折扣，不讲价钱，从来都是“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克服困难”或者是“坚决消灭敌人”，因此有“杜坚决”的绰号。
杜义德说，挺近大别山时，天天行军打仗，又困难又危险。大别山曾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后，这里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蹂躏。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安县，惨遭杀害的群众就达14万多人，麻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群众有13.7万多人。黄冈地区惨遭杀害的群众更是多达44万人。其中，就包括受杜义德牵连的老父。
为了给群众报仇，杜义德在作战中格外勇猛。在刚刚挺近大别山时，刘邓大军曾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堵截，前面有国军两个军，后面有4个师在追。中原局、野战军首长和机关率部夹在中间，情况十分危急。
杜义德当机立断，他以肖永银旅为前锋，突击前进；又以尤太忠旅断后，掩护全军渡河。激战一天后，部队终于突出了重围。杜义德曾说，这一战，六纵的两个旅打得真解决。肖永银旅排成四路纵队，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可谓是无日不战，遇到敌人就打。打下一个村庄，就扑向下一个村庄，硬是用鲜血杀出一条血路。此战之中，负责殿后的尤太忠旅伤亡达到两千多人。
由于六纵实在能打，刘邓机关和指挥部就跟着六纵走。邓小平说：“跟着六纵走，放心！”杜义德对此也自豪地说：“为什么跟我们六纵走？因为我们六纵打仗坚决！”国民党也说：“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在征战的同时，杜义德也没有忘记政治工作。在军中，杜义德掀起了“王克勤运动”，热烈表彰这位曾经是俘虏的“一级杀敌英雄”。随后，“王克勤运动”传遍了全军，而杜义德在全军中也名声大噪。
同样作为政工人员，邓小平对杜义德可谓是器重有加。邓小平有事没事就找杜义德打扑克，他边打边聊，言语幽默，在打牌的同时也给人以启迪，他说：“打牌是艺术，打仗也是艺术”；“打牌要把左邻右舍的牌摸透，打仗也要摸透左邻右舍的情况”“打仗要沉住气，打牌也要沉住气”。
杜义德说，邓小平同志水平高，敢于拍板，讲话言简意赅，实在干脆，就像是射出的一颗颗子弹。从邓小平那里，杜义德学会了很多。
其后杜义德又和王近山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作为中野的尖刀，六纵大破黄维。战后，杜义德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同时兼任第二纵队改变的第十军军长。在解放军的首任军长行列里，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各军军长都是由纵队司令员专任的，而杜义德则是由政工干部转任军事主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杜义德率队进入朝鲜。在上甘岭战役中，杜义德打出了知名度。回国后，毛泽东还专门向杜义德敬了一杯酒：“我要感谢你们，感谢志愿军，感谢志愿军的英雄们。”
1955年，杜义德被授予了中将军衔。邓小平主持政务后，杜义德再次得到任用，历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解放军海军第二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老部下主政大西北，邓小平高兴地说：“杜义德在西北，我放心。”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杜义德1930年加入共产党，直到2009年去世，他是一个具有7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一生忠于党的事业，这是一种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而这种信仰应该代代相传，而我们的民族也将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