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1940年初，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
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拢，但是，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
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
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
“无党无派”人士中，还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琇，另一个是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拼凑成为他们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后，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一来，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到蒋介石手里吗？
汪精卫悲哀地认为，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等人联系。
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
周回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的侄子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
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随后，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三人进行了会谈。
司徒雷登说：“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但是，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月1日。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
“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
“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
“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
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当然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和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
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在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还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
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等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
他们是：
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
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
司法院长温宗尧；
监察院长梁鸿志；
考试院长王揖唐；
内政部长陈群；
外交部长褚民谊；
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
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
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
教育部长赵正平；
工商部长梅思平；
铁道部长傅式说；
宣传部长林柏生；
农矿部长赵毓松；
社会部长丁默邨；
交通部长诸青来；
赈务委员长岑德广；
边疆委员长罗君强；
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
铨叙部长江亢虎；
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
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
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叶逢；
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当时，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合流，可谓是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
“经过深刻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
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
“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可是，日仍未理睬。
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这时，在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国旗”，不少市民不按规定挂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的“国旗”。
日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必须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
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
随后，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州国。
紧接着，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政府主席。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配合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推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甘当日寇鹰犬，鱼肉人民。
“清乡”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月中旬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并于2月17日通告侵华日军各部队。
其中规定：
“应特别加强对敌领域之封锁，并在占据地域与敌领域之间，尽力予以有效而合理之切断，逐步划定重要地域，促进占据地域之治安肃正,力求满足我国国防资源，同时，设法安定民心，培植新政府之实力，以渗透其政治力量，使之策应、配合我方进行战争及处理事变。”
这个文件虽然没有使用“清乡”一词，但是“清乡”的目的、手段、步骤都已大体具备。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与日军驻伪军事委员会顾问晴气庆胤作了一番策划，由晴气庆胤与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共同提出了在占领区实施“清乡”的建议。
汪精卫立即同意，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表示“全面支持”。
1941年3月1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组织清乡委员会，这个机构,与伪行政院、伪军事委员会并列，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和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
4月14日至5月15日，伪清乡委员会连续开了七次筹备谈话会，具体研究“清乡”的目标、方法和步骤。
鉴于以往单纯依靠军事“讨伐”迭遭失败的教训，会议提出了“军政并进”的方针。
晴气庆胤在会上强调：
“今后‘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
他们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台湾、东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办法，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反革命手段，例如反复“清剿”、封锁交通、编组保甲、组训民团、统制物资等等，统统当做法宝搬了出来。
根据“清乡”的目标和方针，会议还谋划了“清乡”的步骤：
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即对新四军和抗日群众进行血腥的“讨伐”、“搜剿”；
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即通过编组保甲等手段强化治安；
最后一步是“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企图通过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综合战力”，从军事上政治上“彻底改变占领区的治安状况”,“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经济上“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
为了实施这套十分毒辣的办法，伪清乡委员会设立了民众训练、特种教育、经济设计、招抚整编等各种专门委员会，成立了专门从事欺骗宣传的“清乡政治工作团”，制订了大批“清乡法规”。
为了拼凑“清乡”队伍，汪伪还特地从各地各部门抽调人员，按照行政、警察、封锁、情报、保甲、宣传、税收等分类进行了训练。
尽管这样，清乡仍然兵力不足，因而被迫决定，采取分期分区进行，“一区肃清后，将军队向第二区线内移动，第一区线内改调保安警察接防”。
日伪的“清乡”运动，着重在华中地区进行。首先是因为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连结华北、华南，而且，拥有上海、南京、杭州、徐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
侵华日军的指挥机关和汪伪政权的首脑机关都在南京，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到处建立根据地，对日伪形成了直接威胁。
所以，日军急需通过“清乡”,将华中变成它继续进行侵华战争的稳固基地，变成它实施南进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基地。
其次，日军推行“清乡”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强化汪伪政权，实行“以华制华”，而华中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权力有可能达到的地区。
第三，日军推行“清乡”的又一个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和人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而华中正是中国人口密集、物产富庶的地区,当时粮、棉、盐的产量都冠于全国。
汪精卫对清乡运动十分卖力。他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振振有辞地说：
“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
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的险恶用心。他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并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
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
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
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宣传部先后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
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七项任务：
一，“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
二，“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
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
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严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
五，“综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能力”；“建立全体主义文化”；
六，“普及科学教育，掖助科学研究,改进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教育”,“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
同时，汪伪政府还组训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在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
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汪伪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太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为配合日本人掀起的“东亚联盟运动”。1942年2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由汪精卫亲任会长。
该会在其会章中竟宣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是：
“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并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
东亚联盟运动直接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适应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思想上控制沦陷区人民、破坏中国抗战的需要，在日本和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