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东滩成为候鸟“加油站”。
当地时间7月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上海也有世界遗产了。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于1976年设立的保护形式，是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与保护成果的最高荣誉。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此开启了世界遗产申报之路。
黄（渤）海沿岸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全球候鸟种类最多，受威胁鸟种也最多的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堪称生态C位。早在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遗成功，江苏盐城的两处候鸟栖息地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本次成功申报的中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共包含11处栖息地，其中河北5处、辽宁4处、上海和山东各1处。
那么，为何本次上海1处（崇明东滩）栖息地的加入，更被广泛关注？
首先，从生态地理上看，上海崇明东滩位于黄海生态区南缘，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大量候鸟在此中转和越冬，补充能量，恢复体力，是候鸟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服务区”和“加油站”。尽管它在本次申遗的11处栖息地中地处最南端，但其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具有中间节点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崇明东滩的生态保护一直以来就备受业界瞩目。黄（渤）海沿岸是全球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经济迅速发展的区域之一，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压力，黄（渤）海沿海曾经历快速而大规模的滩涂围垦，大片滩涂被转变为了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和工业区。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之间的矛盾曾经比较突出。
在很长时间里，上海崇明的“生态战争”就如悉尼的大堡礁、里约热内卢的大西洋沿岸的热带雨林一样，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生态敏感区之一。
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是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的最东端。这里是由长江径流夹带的巨量泥沙在江海的相互作用下沉积而成，并逐渐发育成为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因其拥有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里的生态环境曾一度受到威胁。
最闻名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这里的一场“人草大战”。当时这里曾引入互花米草作为固沙植物，但该物种疯长，挤占了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导致生态危机。为了抵制外来物种入侵，通过修筑生态围堤、开挖随塘河、修建涵闸等措施，才清除了大量互花米草，恢复了本土植物海三棱藨草的生长。整个“战争”历时数年，多个生境单元得以修复，鸟类才重新飞临。
而本世纪初，“人鸟之争”又成为各方关切的焦点。候鸟与当地农民争食农作物，即便采取覆膜套袋、扎稻草人等无害化方式保护农业成果，也收效甚微。
为此，上海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通过崇明生态岛农业受损生态补偿机制，以平衡野生鸟类保育的公共利益与土地承包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二是，2013年上海启动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这是全球生态保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
这些举措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经调研，近年来崇明东滩区域生物多样性得到提升，保护区内鸟类种类从2012年的290种增加到目前的300余种，包括19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和59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关键物种数量也大量增加，如小天鹅数量从几十只增长到2000只以上。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也表明这一地区在全球候鸟保护中的重要性。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一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公众看来，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魔都”又增加了一张世界级名片。而在生态研究及保护工作者眼中，这在国际生态保护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标志着我国向“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又迈进了一步。（作者系自然保护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