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发展壮大主要来源于军阀部队，其中，有一支部队走出一百多位开国将帅，这次起义便是1928年7月举行平江起义，这支一个团的起义部队，很快发展成红军主力之一，并上了井冈山，此后以平江起义这支队伍为骨干，扩编为红三军团，主要干部大都参加过平江起义，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经过历次反围剿、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等血与火的洗礼，战功赫赫。我们在平江起义纪念馆将帅墙上看到：1955年全军大授衔中，由平江起义的硝烟战火中一路走来，共诞生157位开国将帅。
据平江起义总指挥彭总《我的自述》一书记载，出身贫苦，刚刚入伍当兵参加湘军的时候，没有任何靠山的他之所以能在这支部队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一名团长，一方面是作战勇猛，吃苦耐劳，勇猛无敌，在战场上像一头猛虎，威震敌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周磐出于升官发财、培植个人势力，视部队为命根子。于是把他送去训练队学习，从二等兵提拔为班长，后来随着他自己职务的上升，他又一步步把排长，又安排他报考湖南讲武堂，计划把他培养成成为他的左膀右臂。随后逐级把他进行提拔。
周磐，字砥平，不得不说，他这名字起得很讲究，坚如磐石之意，砥平者，平定之意也，古语有云，“四海镜清，八方砥平”，口气的确不小，在当年军阀混战的年代来说，算是有野心有抱负有点高度的人。周磐是湖南邵阳新邵县严塘镇岩门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骑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毕业，很多的小军阀都是他的同学，学历是非常华丽的，这是晋升的阶梯，不到三十岁的他，便成了湘军的一名团长。
这个周磐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作决策优柔寡断，遇事缺乏主见，那时，虽然是营长的彭总好谋善断，英明果断，对周磐弱点正好是个补充，所以两人共事多年，个人感情还算不错。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周磐心态也开始变化，更注重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特别是他当上独立师师长之后，开始的时候，按照旧军队惯例，1营长彭总要提拔为一团的团长。但是，爱财如命的周磐，却把2营长戴嗣夏提拔为团长，这一点，能力很强的彭总在当时是颇有微词的。
那时节，军阀争霸，最核心的利器就是手下有猛将，有兵就有权，没兵你就完蛋，周磐培植个人势力，就有可以称霸一方的资本，甚至于纵横天下，睥睨群雄。至于彭总跟戴嗣夏比起来，毕竟戴嗣夏与周磐是同乡又是同学，私人关系甚密。这个戴嗣夏，字吉阶，所以很多时候的文献资料称他戴吉阶，湖南邵阳新邵县严塘镇芭蕉塘村人，出生于1895年戴嗣夏只比周磐小两岁，与周磐的老家只隔一个村子，可以算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地地道道的同乡。
更重要的是戴嗣夏同样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陆军军校学校特别班第1期毕业，这情谊就更不必说了，因此，身为师长的周磐不提拔彭总而提拔戴嗣夏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和平的时候当官的确风光，一旦发生战争，要上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候，这种官不当也罢，戴嗣夏就是比较典型属于贪财惜命的那类人，每次遇到大战的时候，他就临阵向上级请假，就是畏战情绪很严重。
这不，周磐率领的独立第五师参加北伐，这是一次武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旨在打击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的军阀势力，在这次战争中，所部奉命攻打武昌南门，这是一场硬仗，这时，作为进攻主力的一团团长戴嗣夏照例又请假了。眼看大战在即，周磐万不得意的时候，火线任命彭总为第一团团长。战斗打响之后，彭总率部冒着枪林弹雨登云梯爬上城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吴佩孚主力，会同友军攻下武昌城，打开南门，为北伐军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立下战功。武昌守敌投降后，吴佩孚残部向鄂西溃败，取得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当然，戴嗣夏在这支部队里没有了团长的位置，他当然不着急，就凭借自己保定军校、陆军大学这两块如此硬的牌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他又找到了一名同乡兼同学，保定军校毕业，又是同乡的新邵县陈家坊镇冰塘村人，同样是响当当的师长的同姓本家戴岳的手下，你还别说，在这一阶段，戴嗣夏倒也混得顺风顺水，自称跟戴师长相互信赖，精诚团结，彼此之前奋勇作战，歼敌无数，还成为率先攻入南京的一支部队。
不过，这个时期，戴嗣夏的老领导周磐那可是进入了人生最惨淡和时候，当时，他率领的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平江，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汩罗江从东南西三面绕城流过，城北有鹤岭山作为屏障。彭总的第一团到平江后，团部驻城内景福坪，第一营驻东门外天岳书院，第三营驻北门乌龙庙，第二营驻离城50里的思村。
7月22日上午，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彭总率领的独立第五师第一团近千勇士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精神振奋，整齐威武地排列在集合在平江县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操场上，随着总指挥彭总一场令下，武装起义正式开始，各部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士越过浮桥，向县城发动进攻，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2000多人的武装，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0万发，起义部队占领了县城。平江起义成功后，成立了平江苏维埃政府，此时起义总兵力已达2500余人，改编为红五军。红五军发展迅速，1930年6月在湖北大冶扩编为红三军团，而仅过两个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也成为红军的主力之一。
平江起义取得了胜利，周磐赖以起家的大部分精锐家底损失殆尽，手下人全部当红军去了，使他失去了成为割据一方军阀的资本，被迫辞职，起先一段时间是回到老家新邵严塘镇岩门，购得住屋和水田，以此维持生活。回乡后，即在住屋附近开荒栽茶树、种红薯。真的似乎是解甲归田，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当然，毕竟是军校的高材生，后来便又应邀出山，但因为手头没有起家的队伍，只好长期从事参谋和军事教育工作，退出了一线。
要是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去，周磐虽然封了个将军的名号，但在土地革命时期，可以说是没有向红军开过一枪，建国后完全是个开明绅士，加上有与元帅彭老总这一层的交情，完全可以安度晚年，甚至有可能谋个一官半职。
令无数他的同事、战友甚至村里人唏嘘感叹的是，到了四十年代末的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湖南众多的湘军高级将领，在程潜、陈明仁、陶峙岳等率领下，纷纷弃暗投明起义的时候。周磐却不设时务，依然看不清局势，还在继续为反动派卖命，不甘寂寞的复出，重回军旅，担任了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官，还兼任过军长，湘鄂赣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率部驻守昆明，负隅顽抗。
你想想，当年号称八百万正规部队的反动势力，在我军苍鹰搏兔的凌厉攻势下，一败涂地，乱作一团，随后是兵败如山倒，大部起义，一部溃散，很多成了俘虏，其战场表现都堪称灾难，仅剩少量的人马，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最后逃往台湾。你这区区一点人马，还梦想翻天，无疑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最终这名中将副司令周磐在逃跑途中，被我军战士活捉。
当了俘虏的周磐一直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一开始认为，毕竟自己还有一层和上面的人有关系，完全可以好好改造，有重新做人的机会，然而，他未能迎来他梦寐以求的宽大处理，关押二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本不考虑后路，欠下累累血债，民愤极大的周磐成了上天无门，下地无路，最后在革命群众对他从严惩处强烈呼吁下，被就地镇压。
下面再谈谈另一位中将戴嗣夏。他离开老领导周磐之后，便跟着第18师副师长兼52旅旅长戴岳来到江西南昌，在前敌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的指挥下，所部全部开往吉安东固，当时，进入永丰龙岗一带时，张辉瓒让部队放慢脚步休息下，旅长戴岳对张辉瓒说，如果停留太久怕出意外，可是张辉瓒不听。过了几天后，张辉瓒的部队到了龙岗，戴岳发觉不对劲，劝张辉瓒不要孤军深入，结果遭到红军包围。张辉瓒的五千人很快被消灭，他本人也被俘虏处决，戴岳率兵突围，虽然最后戴岳突围成功，但他的副旅长和一个团长战死，戴嗣夏跟着戴岳总算捡了一条命。
第一次“围剿”红军全面失败，反动派当然不甘心失败，便召集相当官佐商量对策，戴嗣夏通过作战吃了大亏，并写了一份关于向红军进攻失败原因总结的材料呈了上去，自己与红军作战行动特别笨拙，每次号称数十倍兵力所谓的“围剿”，且都有精锐武器，充裕后勤供给，但每次进入根据地，就像是牛捕老鼠，不仅无法取胜，还咬得遍体鳞伤。根本原因是红军采取灵活战术，时聚时散、旋磨打圈、出没无常、变化莫测，每次都能成功地用少量的部队，吃掉整师整团，每以大吃小，避实击虚，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不攻坚阵，不打死仗是其惯策。真打得自己晕头转向，失败就是必然的。
针对红军的作战秉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灵活有余，攻坚不足，发动群众，虚张声势。戴嗣夏也提出十二字破局“结硬堡，扎篱笆，小步走，强推进”。 实施这项战术，由于红军当时没有重武器攻坚，最最重要的就是强调进攻红军修筑碉堡的重要，没有想到得到老将的青睐。随后，对这支部队进行补充，扩编为46师，师长戴岳，戴岳升任27军副军长，继任师长，此时的军衔为少将。其碉堡战术可以说间接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主席有一篇光辉著名《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着重提到戴岳所部及戴嗣夏碉堡战术的问题。
随后，戴嗣夏开始了他的碉堡战术：不论是平地、山腰、山脊以及山顶都有身影，分布范围很广；而这些碉堡的类型也是不同的，有圆柱形、四方形、半圆半方形，也有一些是连体的，碉堡顶部基本全是平面。此外，碉堡的射击孔也多寡不一，有的只有1个，有的多达5个。碉堡能抵抗直径15厘米炮弹、500磅空军炸弹。同时，采用大碉堡套小碉堡的做法，目的就是让红军作战时不好进又不能退，很难攻又难守。
建筑这些碉堡就地取材，以四五米长的木材或南竹用铁丝或竹片扎紧围绕村镇建木栅、坚壁清野、军民协力的战法。栅内按地形合理配置火力点，不留死角，待红军近栅至两百米内才射击。胸墙上埋伏拿梭镖的村民，见有攀登木栅者，即突起刺杀。木栅上设有瞭了望台，日夜监视。民众白天耕种，只留数人放哨巡防。一旦有警，按事先规定的信号鸣锣聚众。同时放火铳，使附近军队闻声救援。随后，此法在各根据地慢慢推开，还真的颇有成效，戴嗣夏因此也被老蒋称为“碉堡专家”而沾沾自喜。
由于其碉堡战术持续发威，在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战略转移，同时留下少部分队伍在根据地打游击牵制敌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便是由项英、陈毅率领的中央分局。为了更好地对付这支红军队伍，防止红军队伍再成燎原之势，老蒋任命戴嗣夏率领他的46师重点驻扎在赣南一带，专门对付这支红军游击队，因此，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便有他与后来授予开国元帅的陈毅一带非同寻常的交集。
戴嗣夏上任伊始，便亲自来到陈毅打游击活动的赣粤边境的大余梅山一带进行布防，他的部队一到这里，便又是老一套的筑碉堡、编保甲、移民并村，各处的山口、路口、渡口都建立了密如蛛网的封锁线，每天派重兵把守，各关卡白天严密盘查，在游击区的一些村里实行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十保一联保，目的是断掉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更为严重的是为防止游击队力量扩大，他把区域内能当兵的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临时进入46师的编制，配合自己搜剿、追剿。
戴嗣夏这一招釜底抽薪确实很奏效，真实逼苦了红军，眼看着就进冬了，被戴嗣夏围困在梅岭的就是后来的开国元帅陈毅，他被困在密林深处一个岩洞里，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忍饥挨饿好几天，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在山上挖野菜、吃梅子、捉蛇充饥，然而，戴嗣夏部依旧不依不饶地封锁，敌人的脚步就在眼前，蛰伏在草莽中的陈毅，旧伤隐隐作痛，心中异常焦虑。眼看命悬一线思虑间，突然文思泉涌，在自己的衣服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目的是让后人能知道自己的这首“绝笔”：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有这么巧的是，就在陈毅写下绝笔诗的当天下午，一位游击区的村民送来了食物，他得知原来此封山已经“开禁”了，一打听方知当天西安事变爆发，蒋被困于西安，作为嫡系的戴嗣夏接到新的任务，一下子乱了方寸，急忙撤退围困梅山的部队，摆出一副要营救的架势，陈毅终于化险为夷。
要知道，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在根据扎下了根，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想“招抚”、“清剿”谈何容易！根本就是无计可施。戴嗣夏在给上峰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数次会剿，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接下来，陈毅与戴嗣夏又有一次面对面的正面交锋。
此时，日军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七七事变一个月后的1937年8月8日，以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并特意致信驻在赣州的46师师长戴嗣夏，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他的此举得到了当局的响应，一方面武力的确难以凑效，审时度势，感到趁此时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
1937年9月6日，这一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陈毅则带领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通过谈判，初步达成以下协议：一是保持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和先进组织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同意改变番号，但要保持独立的建制单位；二是保持对抗日运动的自由；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红军游击队区内的保甲制度实行民主选举；五是不准国民党政府和豪绅地主追缴以前的租债和税收。
接着，陈毅到赣州城里与师长戴嗣夏进行了会面，两名曾经刀枪相向多年的仇人，一时化干戈为玉帛，通过一系列的谈判，陈毅领导的这支队伍终于顺利奔赴抗日前线，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高级干部的陈毅，知道戴嗣夏的事情时感慨万端，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仗，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与他握手言和，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并给部队改编过程中予以帮助的戴嗣夏。
红军改编成抗日武装力量率上抗日后，驻守赣南的戴嗣夏的46师同样得以腾出手奔赴抗日前线，在淞沪会战中，该师担任上海苏州河至姚家宅一带的防御，与日军激战，一度收复姚家宝阵地，苏州河沿岸后因伤亡过大，后将阵地移交友军，他率残部退出战斗，后来部队合并到其它部队，取消番号，师长戴嗣夏虽然军衔晋升为中将，但由于没有了部队，他只是一个从事教育或者中将参谋、参议之类的事情，还担任过湖南湖南公路局局长。
不过，在解放战争期间，戴嗣夏没有像他的上司、同事兼同乡戴岳那样，参加长沙和平起义签字。竟然走上与他前任上司周磐之路，不识时务参与内战，结果一败涂地成了俘虏。不过在关押期间，他认为在新四军红军游击改编成新四军时与陈毅元帅有交往，他如今是上海市的市长，指望自己通过改造，有可能重新复出。
令他没有想到的，接下来的“镇反”中，他被挖了出来，原因并不是因为在梅岭围困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陈毅这件事，而是因为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后，戴嗣夏部在攻陷根据地首府瑞金时，他作为首当其冲攻进去的部队之一，制造多次惨案，杀害红军留守人员及革命群众数万人之多，作为这个部队最高指挥人员的戴嗣夏，对此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罪行极其严重，欠下血债太多，民愤极大，完全不能以一点小功劳就抵销过错，1951年4月在镇反运动中被执行枪决。
周磐、戴嗣夏两人，诞生于乱世之秋，在烽烟四起时投身军营，都毕业于当时显赫的高等军事学府，同样立下一些战功，并授予中将军衔，在随后征战过程中，可以说两人都与先进组织的元帅彭老总、陈毅有过比较好的合作和交往，照理说有个良好的结局，无奈民愤太大，天理昭昭，所做之事， 影响极其恶劣，不能姑息，最后走上令后人遗憾的不归路。不过，两人做出的一些功绩，后人还是没有忘记，会时常念及，得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