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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位被称作“神童”的作家，10岁便创作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13岁正式发表处女作《邰宝林变了》。
1950年，他先后发表了2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他在一年时间里写下的。很快，他便成为了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受到了广泛关注。诗人晏明把他称为“神童”。
1951年，年仅15岁的他初中都没有上完，就到《河北文艺》编辑部当起了见习编辑。这位小小年纪便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从小便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聪慧和文学才能。上小学时，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除了学习成绩优秀外，他还特别喜欢看书，是个“小书迷”。
不到7岁，刘绍棠给村里的生意红火的小饭铺起了个“柳香居”的名字，一年后又给该店铺写了副对联：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此后几十年里，刘绍棠儿时的这段经历仍然被村里人津津乐道。
在刘绍棠的文学道路上，他的恩师田老师对他影响很大。田老师是他小学时候的老师，每次上课前，他总会编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做导入，四年里，刘绍棠在田老师的课堂上，听了上千个故事，他的形象思维也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培养起来的。可以说，田老师在小小的刘绍棠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后来，已经功成名就的刘绍棠回忆起过去的时光，还不忘感谢田老师。而田老师则笑着摇摇头，表示自己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1948年，刘绍棠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二中。在初中期间，他先后创作并发表了多部作品，受到了文坛关注。在初中还没毕业时，他便到了河北文联。
这个选择为他日后文学创作方向奠定一个重要基础。在河北文联期间，刘绍棠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孙犁的大量作品，这对他日后开始创作关于乡土、家乡人民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1年9月，刘绍棠被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高中时期，刘绍棠继续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受到了孙犁赏识，并成为了他的“弟子”。
1952年，刘绍棠发表的两部作品《红花》和《青枝绿叶》更是广受好评。《青枝绿叶》被叶圣陶编入了1953年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
《红花》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上，且采用了整版篇幅一次性刊发，并加上了编者按语大力推荐，按语是这样写的：
“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关注，两人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了联系，并在日后成为了挚友。
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刘绍棠于1952年来到了河北的农村体验生活，积累写作素材。《大青骡子》《摆渡》等作品便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下，创作期间，胡耀邦曾多次与他谈话，就文学创作、做人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胡耀邦成为了他尊敬的师长和朋友。
可以说，他的这几篇作品是在团中央和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诞生的。
1954年，刘绍棠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后便在胡耀邦的关心下，跟自己女友曾彩美结了婚。
大学期间，虽然北大的风景和学风令他沉浸，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教授们的知识让他着迷，但中文系开设的一些课程不仅没有对他的创作有直接的助益，反而还需要他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渐渐地，这些课程成为了他的负担。刘绍棠便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现在来看，退学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他要从北大退学的消息却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强烈反对。
最终，在胡耀邦的努力协调下，刘绍棠才退了学。
此后，他便专心创作，投入到了火热的生活中，写他熟悉的家乡和乡亲们。
1956年，刘绍棠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之际，年少成名又年轻气盛的刘绍棠却为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
这一年春天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争议，团中央的一位领导听说后，决定对他进行处分，但胡耀邦拦了下来。
为了解决这件事，胡耀邦特意叫来刘绍棠同他谈话，对他在讲话中“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刘绍棠听后，认为胡耀邦的批评与事实有出入，当场同他争论起来。
两人谁也没能说服谁，最终不欢而散。但在刘绍棠告别时，胡耀邦还是交代他说：“你以后少参加那些活动。”
遗憾的是，刘绍棠没能将胡耀邦的劝告听进去。1957年，刘绍棠又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这让他带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也让他的创作陷入了停滞，被迫下乡参加劳动改造。
当时，刘绍棠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原本已经要印刷出版发行了，却被退了回来。他将这本50万字的书稿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埋在了院子里的枣树底下。直到1979年他准备将这本书挖出来出版时，却发现都没了，全是泥巴。
这本书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在参加劳动改造的20年间，刘绍棠虽然没有发表几篇作品，但他依旧在坚持写作。就算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停过手中的笔。这一时期，在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刘绍棠度过了这段艰苦的岁月，也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刘绍棠还感叹说：
“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1979年，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刘绍棠回到北京重新开始了创作。新时期刚刚到来，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但也有一些人困于过去和现在，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少作家开始尝试“伤痕文学”，相比之下，刘绍棠很快便在文学创作上恢复了过来。
1980年春，他发表了《蒲柳人家》，用鲜活的文字重新释放出泥土的芳香和淳朴厚重的乡土风情，给惶惑、迷惘中的人带来了意外惊喜。
这表明刘绍棠已经成功进入了当代第一流作家的行列。此后，他的小说创作再次迎来的全盛期。或许是为了将过去失掉的时间补回来，刘绍棠的作品不断出现在读者眼前，深受大家欢迎。
很快，刘绍棠便收到了有关部门请他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的邀请，尽管他多次拒绝，但组织还是打算让他在文艺团体中担任领导工作。
但这时的刘绍棠只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为此，他再次向胡耀邦请求帮助。并在给他的信中表示要用之后12年的时间写出12部长篇小说。
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刘绍棠开始了井喷式地创作，于1995年写完了12部长篇小说。1988年时，他还曾因过度劳累送进医院抢救。但这依旧没能阻止他继续创作的脚步，病情一好转他便立即开始拿起笔创作。
1996年12月，刘绍棠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成为了中国著名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着“大运河之子”的称号。
在刘绍棠潜心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挚友胡耀邦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外，他的妻子曾彩美同志更是当起了他背后的女人。
曾彩美出生在缅甸，父母是在这里经商的爱国华侨，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曾彩美从小便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15岁时，她以白樟之名在海外地下入党。
新中国与缅甸建交后，按照规定，在该国的中共党员要么放弃国籍转入该国的共产党，要么退出中共以普通华侨继续待在这里。当然也有一部分党员能够回国接受党的安置。
白樟不愿改国籍，也不愿退出中国共产党。于是，她告别家人朋友独自一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曾彩美被安排到了潞河中学读书，她跟刘绍棠成为了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互有好感，并经过批准，两人谈起了恋爱。
1955年，大学期间，两人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两女，女儿出生时是刘绍棠事业正处于低谷的时候。
后来刘绍棠的小女儿刘松苎嫁给了独立学者、社会评论家司马南。后来，司马南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岳父刘绍棠的安葬仪式。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
参考资料：北广人物2018年42期、党史纵览2009年3期、传记文学2015年6期、文史博览2018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