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1日，辽沈战役的局势已经明朗，国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却收到一封“总统亲笔信”，大意是要求他务必去解救长春的郑洞国。
卫立煌看完哭笑不得地跟参谋长赵家骥发牢骚：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经过五六百里的共军防区，事先毫无计划，仅用一纸命令便想让数万部队突围，真是开玩笑。
赵家骥对“总统”的异想天开也是司空见惯，无奈地安慰卫立煌，起草一个敷衍的回电便罢。
两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蒋介石希望他们去解救的郑洞国，已经向解放军投诚了。
说起来，郑洞国这段经历也是相当有趣，不仅投诚的过程独一无二，之后所获的待遇也明显偏高，这是为何？我党是出于什么原因对他高看一眼呢？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抗战时担任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廖耀湘都等是他的部下。
解放战争他活跃于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期间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官，位高权重。
事实上，我党从很早开始就想过要争取郑洞国，他是黄埔系高级将领，又率中央军嫡系据守工事坚固的大城市。
如果他能做出转变，能起到极大的统战及震慑作用，带来的正面效果是无穷大的。为此，远在西柏坡的周恩来以黄埔老师的口吻，亲自写信给郑洞国，内容的最后一段是：
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间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曾军长即曾泽生，不久前率国民党60军于长春起义，致使长春防线大开，仅剩郑洞国所率新7军仍在顽抗。
周总理的信送到后，林总很快也以黄埔同学及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给郑洞国发来规劝调。奈何郑洞国始终犹犹豫豫、没有做好决定。
1948年10月19日，新7军大部放下了武器，这就意味着郑洞国已经不具备战场“起义”的条件了。
说简单点，他手里的本钱已经不能被称为“起义”，只能叫“投诚”，两者是有明显区分界限的。
不过，因为中央打过招呼，长春围城司令部萧劲光司令员、萧华政委还是准备给郑洞国一个机会。
经多次商讨后，郑洞国也说出自己的条件：允许“抵抗一二日后再降”、战后解放军应发布郑洞国是“负伤被俘”的新闻。这算是郑洞国对南京能有个交待，我军首长都批准了。
郑洞国在跟我军谈判时，与南京、沈阳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在与国民党高层交流时，他表现得要与城市共存亡，这就导致蒋介石产生误判，一直想要救他出来。
10月21日凌晨4时左右，郑洞国给南京发去“最后一电”，紧接着其部朝着天空乱打一气，算是进行了“抵抗”。做完这些，郑洞国才率残部走出中央银行大楼。
全程看完表演的东野战士立马过来下了他们的枪，郑洞国本人被解送到城外的东野第一兵团司令部。
10月22日，萧劲光、萧华在大致处理完长春的接收事宜后，特意宴请郑洞国。这顿饭虽然郑洞国席间很沮丧，但他也表示自己吃得很饱，是几个月来最饱的一次。
他清楚解放军如此款待的用意，但不怎么想配合，跟二萧说明了几次，自己不进行广播也不参加公开宴会，只想卸甲归田做个老百姓。
我军没有为难他，萧劲光在不久后还专门陪同他恶前往东北局驻地哈尔滨。
之后的一些起义/被俘将领，如王耀武、吴化文等都有配合解放军宣传，但郑洞国基本没怎么说过话。
事后的态度不积极，在长春也表现得很犹豫，没有进入功德林就算了，为何我军还反常地让他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呢？这跟他的几层身份有关。
首先郑洞国是首个投向我党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无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结果都是他转变了阵营。只要予以善待，就能起到千金买骨的效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眼看黄埔一期老大哥都投了、还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心思也开始活络。
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就有越来越多人追随郑洞国的脚步，减少了许多伤亡。
另外郑洞国在抗日战场上的贡献，也让我党非常尊敬。郑洞国1933年时就作为17军第2师第4旅旅长，参与了长城抗战；
后来的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他是亲历的52军第2师师长、桂南会战的昆仑关大捷，他是亲历的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他还担任过驻印军副总指挥兼新1军军长，率部在缅甸反攻。我党对那些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往往会另眼相待，像王耀武、杜聿明等人即便进入功德林，也是获得了一定的照顾。
最后就是郑洞国跟王尔琢的关系不一般，我党有些“爱屋及乌”。
郑洞国跟王尔琢是同乡发小，不仅是幼年同学，还是黄埔一期同学，王尔琢很小时就跟郑洞国的堂妹郑凤翠定了娃娃亲，后成郑洞国的妹夫。
王尔琢在我党的早期，地位极高，曾任朱毛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林总都是他的部下，可惜，王尔琢1928年5月就早早牺牲，朱老总、毛主席都为之痛苦不已。
而王尔琢的家庭后来也非常困难，遗孀郑凤翠独自承担起照顾公婆和女儿的责任，日子过得很苦。
1945年，女儿因病离世，郑凤翠不忍王尔琢无后，就过继了王家侄儿王葵祚为养子，没想到王葵祚又牺牲在朝鲜战场。
王尔琢、郑凤翠的不幸遭遇让我党高层特别同情，连带着，对郑洞国也会有几分别样的感情。
当然，郑洞国并非草木，后来他也被共产党的诚心打动，慢慢出来工作，担任过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等职。
郑洞国晚年一直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利用自己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呼吁对方能响应祖国召唤，早日实现统一。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未见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在他去世后，大陆为他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很多重要人物都有出席。海峡对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
能获此殊荣的，只有郑洞国和杜聿明二人，实属难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