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修《晋书》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设有载记这一体例的史书。今存唐修《晋书》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可见载记在整个《晋书》中有着相当的分量。稍晚时候的刘知几对于唐修《晋书》采用载记这一体例很是赞赏，在《史通》里，他称赞道：“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现代则有学者认为：“《晋书》以‘载记’之体记述十六国史，融伪史入正史，蕴涵着史家对十六国历史的肯定。”《晋书》设立载记这一体例，表明了唐初史家能够根据史事的特点在史书体例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单纯从史书编纂的技术角度来说是值得赞扬的，但若是以现代史学观念为标准，则《晋书?载记》在正统观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不容高估。
南北朝时期对于两晋正统地位的分歧
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于两晋政权的正统地位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北朝诸政权只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而不承认东晋的正统地位；而南朝诸政权则对两晋的正统地位都予以承认。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诸政权认可西晋的正统地位自无需多言，而北朝方面亦认可西晋的正统地位。北魏孝文帝时期，曾有过对于北魏正统传承问题的讨论，据 《魏书》 记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睿，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 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
从上面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北魏认为自己的正统当是承接自最近的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晋，自然也就是承认了西晋的正统地位。成书于北齐时期的《魏书》，同样也承认了西晋的正统地位。《魏书》中有关前凉统治者的记载，其篇名是《私署凉州牧张寔传》，而没有使用张寔之父张轨来命名，但纵览前凉政权的历史，张轨才是前凉政权真正的奠基者，在唐修《晋书》中，有关前凉统治者的事迹也是以《张轨传》 开篇。
魏收这一做法，体现了北朝方面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张轨是在“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而且晋愍帝时期亦曾“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同时张轨亦病逝于晋愍帝时期。可以说，张轨在凉州的职位是得到西晋朝廷承认的，而北朝方面又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因此在魏收看来，张轨自然不能加以“私署”二字。
东晋形势图
相比于西晋，对于东晋正统地位的认定，南北诸政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南朝诸政权乃是自东晋一路传承而来，自然肯定东晋乃是正统所在，而在北朝方面，东晋的正统地位却并不稳固。魏收《魏书》立有《僭晋司马睿传》，并对建立东晋的司马睿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详述，他叙述道：“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初为王世子，又袭爵，拜散骑常侍，频迁射声、越骑校尉，左、右军将军。从晋惠帝幸临漳，其叔繇为成都王颖所杀，睿惧祸，遂走至洛，迎其母俱归陈国。”周一良先生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通过比对，认为此段材料当是魏收改写自孙盛《晋阳秋》中的某些记载。
后世许多史家因为这段记叙情节荒诞，小说家之言的色彩过于浓厚，进而对魏收多有批评，但对于魏收来说，选择这段材料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魏收通过这段材料，将司马睿排除出了司马氏后裔的行列，而这样一来司马睿南渡政权所打的晋室正统的旗号自然不攻自破，司马睿在建康所重建的晋并不是真正的晋室。在魏收看来，那个有着正统地位的晋室早已随着愍帝与怀帝的遇害而终结，冒姓司马的司马睿居然敢以晋室自称，无疑是僭越，东晋自然也是僭晋。而北魏重新平定了晋室（西晋）在北方留下的乱局，正统地位也因此自然而然地传递到了北魏。
唐初对于东晋正统地位的肯定
隋唐结束南北乱世后，这种南北对立的正统观念无疑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环境，而唐初规模浩大的官方修史活动，也为这一时期的史学正统观定下了基调。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诸多史书中，《晋书》无疑是极受初唐官方重视的一部史书，除了由重臣房玄龄挂名监修外，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亲自为西晋时期的司马懿、司马炎、陆机以及东晋人物王羲之提笔做论赞。唐修《晋书》将晋史的开端设定为司马懿，而终结则定位于刘裕受禅建立刘宋，其所涉内容囊括西晋与东晋，因此这部被称为“御撰”的《晋书》可以视为唐代官方对于东晋正统地位的认可。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在其断限上也突出了东晋的地位。在《北史?序传》中李延寿自言：“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见。虽则疏野，远惭先哲，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尽。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门，不敢寝默，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谨言。”
在这段自序中，李延寿对于《南史》与《北史》的叙事范围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北史》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登国元年（386年）为开端，以隋恭帝的义宁二年（618年）为下限。至于《南史》，李延寿将宋武帝刘裕的永初元年（420年）定为开始，陈后主的祯明三年（589年）定为结束。
《北史》
值得注意的是，杨隋这个结束数百年分裂局面，统一南北的大一统政权却被李延寿与北魏、北齐、北周等只占有北方的政权一起放入了《北史》的叙事范围。李延寿这么做一方面有为了突显“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这一政权传承顺序的考量，但另一方面将大一统的隋与只占有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等量齐观，实际上是降低了隋的地位，而反过来则体现了最终取代杨隋且同为大一统政权的李唐政权的地位。
金毓黻先生对于李延寿以隋入《北史》的举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尝谓三代以下，汉、唐为盛，而汉之前有秦，唐之前有隋，皆所以为其统一之先驱。隋开国未久，即灭陈而统一南北，不得侪于南北朝对峙之七朝，而李氏必以列入《北史》，何也？夫陈氏《三国志》，称曹魏为《本纪》，所以明晋统，李氏《北史》，侪隋代于七朝，所以尊唐宗，皆所谓有意为之，不协于议论之公者。”
但与将杨隋入《北史》相反，在《南史》中，李延寿将同样也只具有南方半壁河山的东晋排除在外，李延寿此举乃是将东晋与大一统的西晋相提并论，实际上抬高了东晋的地位，而从唐初官方对于重修《晋书》的力度来看，李延寿这一抬高东晋地位的做法，也符合当时官方对于东晋正统地位的肯定。
载记地位卑于纪、传
就纪传体史书的几种体例来看，本纪地位尊于世家，世家则尊于列传，而载记则卑于列传。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本纪与列传是所有史书中必不可少的体例，其他各种体例在各本史书中或有或缺。而载记这一体例在二十四史中则只见于《晋书》 这一例，这与《晋书》所要叙述史事的时代背景有关。载记这一名称，最早出自班固。班固在修撰 《东观汉记》时，涉及了两汉之际的乱世。两汉交替之际，除了王莽、刘秀势力外，还存在着诸如平林、新市、公孙述、隗嚣等势力，因此班固专门设立了载记这一体例用来叙述他们的史事。唐修《晋书》认为两晋时期的许多政权与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性质相近，因此采用了班固的载记这一名称。
关于载记这一体例的特点，前代史家多有论述。柴德赓先生在其《史籍举要》 中认为：“载记虽按国别记述，仍是个人列传，共七十八传。”但也有许多史家认为载记这一体例更多的兼有本纪、列传乃至书、志等多种体例的特点，其中宋鼎立认为载记乃是“兼有纪、传的特点”，而陶新华认为载记“其实是本纪、列传、志三种体裁的综合，一个国家的载记，实际就是该国一定时期的国别体全史”。
《晋书》
有种观点认为可以将《晋书》中的“载记”比拟于《史记》中的“世家”，例如中华书局在其《史记》的出版说明中便认为：“《晋书》改‘世家’为‘载记’。”但也有许多学者不赞同这一看法，宋鼎立认为世家在“更大程度上卑于‘本纪’而尊于‘列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例目”。按刘知几在《史通》中的解释，世家乃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而《史记》中的世家亦以先秦时代各家诸侯以及汉初诸多有封国的将相公卿为主，但司马迁将孔子以及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列入世家之中，则明确显示了世家之地位高于列传。
另外在《史记》中，本纪排在世家之前，世家排在列传之前；而《晋书》将本纪排在列传之前，列传排在载记之前，亦可见世家之地位尊于列传，而列传之地位尊于载记。另外唐代统治者视西凉统治者李暠为其远祖，而《晋书》在其列传部分设立有《凉武昭王传》，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孔子世家》的用意是相似的，可见在唐初诸公的观念里，列传之地位实高于载记。
另外班固《汉书》去除世家这一体例，将汉代的诸侯王皆入列传，其后诸多正史亦大多不见世家这一体例。柴德赓先生认为：“汉系统一帝国，又系中央集权国家，其诸侯王与春秋战国时期地方分权的诸侯迥乎不同，所以体例随时损益，自无不可。”刘咸炘在其《史体论》里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后之传国者，固有及十数世者，岂遂可为世家邪？其不可为世家者，乃在受制京邑，从宦天朝，非复如古之列国，可为一国之纲纪而已。”
至于《晋书?载记》 所涉及之十六国政权，其固然不是“受制京邑，从宦天朝”，但与先秦诸侯国相比，其形势又颇有不同。先秦各诸侯国之间虽征战不休，但其立国，名义上大多亦是受王室分封而来。十六国政权大多系自立为王，而且经过秦汉数百年大一统政权的统治，人们的观念亦已不同于先秦之时。况且《史记》中的世家带有浓厚的褒扬色彩，因此用世家来记叙十六国史事并不是合适的选择。
《晋书》没有沿用世家这一带有赞誉含义的体例来记叙十六国史事，反而使用载记这一体例，从编纂的技术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刘知几对于此举亦有称赞；而从褒贬角度来看，此举亦表明了唐初诸公对于《晋书?载记》中所涉及诸多政权的贬斥之意。
《新五代史》
另外，欧阳修《新五代史》是另一部设有世家这一体例的正史。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将十国政权的事迹列入世家的范畴，这一做法是不合适的。相较于世家这一体例，载记似乎更适合于叙述十国的史事。
前凉、西凉不入载记
载记地位卑于列传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晋书》对于十六国政权的区别对待。
十六国这一称呼出自北魏史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一书。自西晋永嘉战乱之后，北方各族政权并起争雄，兵灾连绵，崔鸿《十六国春秋》一书较早且较为完整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北方混战的情况，因此十六国这一称呼便逐渐为后人所沿用，但实际上这一时期所建立的政权数量是多过十六之数的。崔鸿《十六国春秋》所列举之十六国乃是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成汉与赫连夏。
一般认为，唐修《晋书》以十六国之事入载记，但将《晋书?载记》所记内容与崔鸿《十六国春秋》 所列之十六国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十六国并非全入载记这一体例，张轨所建立的前凉与李暠所建立的西凉并不在此之列。《晋书》在其卷八十六与卷八十七专门设有《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前凉与西凉之历代统治者都附于传中，也就是说前凉与西凉之人物不在载记之列，而是属于列传的范畴。
清人王鸣盛认为：“张轨、李暠皆应入《载记》，因暠乃唐之先祖，不称名，改称其字，升入列传，于是聊援轨而进之，以配暠耳。轨尝称藩于晋，暠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据一方，改元建号，尚得为晋臣乎？”王鸣盛的这段话却也点明了《晋书》将前凉与西凉另行处置的理由，那就是在唐初修史诸公看来，前凉张氏与西凉李氏都是晋室的忠臣，他们的事迹不应归入载记之列。
在唐初史家看来，前凉与西凉的共同之处很多，首先两个政权的建立者都是汉人，且两者都曾上表尊奉南迁的晋室为正统所在。如果说将西凉区别对待还可以解释为唐皇室以凉武昭王一系为其祖先，那么将前凉与西凉归为一类，则只能解释为唐初史臣乃是以是否尊奉晋室为标准来区分十六国政权的。而《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最后的赞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晋书》
《晋书?张轨传》中修史诸公写道：“三象构氛，九土瓜分。鼎迁江介，地绝河。归诚晋室，美矣张君。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杖顺为基，盖天所祐。”而在《晋书?凉武昭王传》里他们则认为：“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虽微，乃诚无替。遗黎饮德，绝壤沾惠。积祉丕基，克昌来裔。”对比这两篇赞语，可以发现唐初史家认为前凉与西凉的创立者都是晋室的忠贞之臣，前凉张氏乃是“归诚晋室”，西凉李氏则是“王室虽微，乃诚无替”。
马铁浩《〈晋书?载记〉的正统观及其成因》 一文认为：“《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这一观点是明显存在问题的，在有关“正统”与“僭伪”的问题上，他以自己的标准代替了《晋书》作者的标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全脱离《晋书》本身立场的论点。研究唐修《晋书》的正统观应当以唐代修史诸公的观念为前提展开。后世部分学者对于“前凉是否仍奉晋正朔、西凉是否为李唐始祖”的质疑是否正确，也都丝毫不能影响唐初史家的观念。
而且恰恰相反，唐初史家修史时所秉持的观念，就是后世部分学者所质疑的这两点，可以说在编纂《晋书》的诸公观念里，前凉就是尊奉晋朔，而西凉也就是李唐的始祖，同时也尊奉晋室为正统。《晋书》的《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并不是所谓的以“伪”入“正”，因为这两者在《晋书》作者眼中，本就不是伪，《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的赞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这两者乃是“归诚晋室”与“王室虽微，乃诚无替”的晋室忠贞之臣。
传文与论赞的褒贬不一致
《晋书?载记》 在其序文中扼要介绍了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兴衰的基本情况，而在序文的最后感慨道：“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以祸首来指摘刘渊，可见《晋书》作者对于这段乱世所持的否定态度。
相比于唐初史家在赞语里对于前凉张氏与西凉李氏的赞赏，各篇载记虽然也有肯定十六国政权某些杰出君臣才能的叙述，但其史臣曰与赞语则大多语带贬斥。例如认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政权乃是“虽弄神器，犹曰凶渠”。而在《刘曜载记》后面的史臣曰里，唐初诸公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
若是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那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家虽然在一些观念上不同于现代史家，但他们同样也需要遵守史家的共同准则，在叙事时需要依据客观的史实。因此，《晋书?载记》的作者虽然对大部分十六国政权持贬斥的态度，但仍然在叙事时记录了某些杰出人物的才能与善政。
不存在所谓的 “融伪史入正史”
马铁浩《〈晋书?载记〉的正统观及其成因》一文认为：“《晋书》以‘载记’之体记述十六国史，融伪史入正史，蕴涵着史家对十六国历史的肯定。”这一观点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般来说，正史与伪史这两个概念指的是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对于史书的两个分类。不过马文中的“伪史”应当是指所谓僭伪政权的史事。“融伪史入正史”指的是在正史中记叙僭伪政权的事迹。不过站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晋书》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突破之处，更不能认为《晋书》对十六国政权持肯定态度。
其实只要翻看《晋书》之前的正史，便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史家并不会因为僭伪者的身份而在史书中忽视他们的事迹。或者说马铁浩观念里的“伪史”一直在 “正史”的叙事范围之内。
比如《东观汉记》虽然不在二十四史之列，但其作为东汉官方组织修撰的史书，其地位在唐以前一直较高，曾与《史记》、《汉书》一起被尊为“三史”。而《东观汉记》更是早于唐修《晋书》使用载记这一体例来记载众多割据势力的史事。
《汉书》
另外，班固《汉书》的《王莽传》以整整三卷的篇幅详述了王莽的一生，而且还在其中使用了王莽的年号纪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也是如此，范晔《后汉书》列传部分同样也有公孙述、隗嚣以及董卓等人的列传。魏收的《魏书》除了传统的以外国或是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类传之外，其《魏书》的卷九十六至卷九十九还以列传的体例详细记载了被北魏视为僭伪或是篡逆的东晋南朝以及十六国诸政权的史事。而《宋书》、《南齐书》同样也设立有《索虏传》与《魏虏传》等篇目。
由此可见，在正史中记载诸多僭伪者的史事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古代史家并不会因为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而对客观的历史事实故意视而不见。《〈晋书?载记〉 的正统观及其成因》一文同时认为：“虽然‘载记’形式脱胎于前人，但在纪传体正史体例上，《晋书?载记》 仍算一个创造。因为它是采用世家之体而用载记之名，成为与本纪、列传并列的一种形式，而不似《东观汉记》 那样，以载记作为列传的补充”。
虽然载记与本纪、列传一样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之一，但载记这一体例是卑于列传的。而且唐修《晋书》将十六国政权区别对待，将前凉、西凉政权划入列传范畴以示对这两者的褒扬，更是显示了《晋书》作者对于载记诸政权的贬斥态度。若是认为《晋书》以本纪、列传、载记这三种尊卑有序的体例将正统与僭伪政权的史事共叙于一本书内值得赞赏，那么班固《汉书》将项羽、张良、王莽共入一书且同为列传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其正统观念更为进步呢？从史观角度来看，可以说唐修《晋书》以载记体例记述十六国史事，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
唐修《晋书》专门设立载记这一体例将十六国政权的诸多事迹从列传中剥离出来，单纯从史书编纂的技术角度来看是恰当的，体现了唐初修史诸公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深刻理解，表明了唐初史家能够根据史事的特点在史书体例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晋书?载记》 是值得赞扬的；但设置一种地位卑于列传的体例，同时将十六国政权区别对待，一部分归入列传，一部分归入载记，可见对于进入载记部分的十六国政权，唐初诸公持一种贬斥的态度。若是以现代史学观念为标准，则《晋书?载记》在正统观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不容高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