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就一直充当着中国通往“现代”的入口。它一方面确保了外国居住者的安逸闲适，成为租界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引燃了中国人激烈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之火。到了19世纪末，它“有幸”得以与伦敦、巴黎一样同脏污、瘟疫和淫乱斗争：这是典型的大都市之病。它的繁华，连同它的喧嚣，只需看一下当时中外文士推出的“旅游指南”，就可知晓一二。
在繁华的背后，上海同很多殖民统治地区一样，被割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的世界，一个是混乱无序的世界。因此，殖民统治地区的空间监管成了帝国主义的首要任务。现在的研究表明，虽然上海的清廷官员与“租借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彼此的合作远大于冲突。他们的合作给上海带来稳定。作为十里洋场，上海既是输入西方文明的中心和先锋，又有着高度的商业性以及相应的包容性。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使许多中国士绅从最初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被迫避居上海（租界），逐渐开始主动移居上海。于是1898年时有人慨叹道：
“（上海）繁华之盛，冠于各省。遂令居于他处者，以上海为天堂，而欣然深羡。或买棹而来游，或移家而寄居。噫，人果何幸，而得处于上海耶？”
截至1914年，上海租界面积已从一开始的0.56平方公里扩展到33平方公里，容纳的人口多达64万。
上海是一个租界城市，拥有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优势，很快成为士绅和其他不同阶层者的麇集之地。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的富裕家庭不断涌入租界，租界华洋分居的限制就已松动。之后，上海的迅速发展，更引起了一连串的市政变革。作为租界的上海是发展着、流动着的，任何统摄性的说法都必须有一个尺度或时限。假使以殖民地都市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殖民与被殖民、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些概念当然会吸引研究者的目光。文学、电影或建筑常常成为考察殖民地都市文化的焦点。但是，就文学研究而言，传统的雅文学、旧文学或精英文学相对被忽略较多，至少还不那么充分。其中就包括民初的清遗民文学。
如果说，在西方侨民的眼中，上海是一个极具魅惑力的“异托邦”，那么对于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侨居在此的士绅而言，上海又是怎样的存在？这些士绅又将如何自我界定？特别是胡思敬曾对民国初年清遗民麇集上海的现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今日之乱，故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
到洋人租界去是一个全新的“避乱之方”。这对清遗民而言意味着什么？
“海上流人”
辛亥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清官员或士绅避地上海，成为这个大都市的一员。从移民史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全面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是移民上海的三个高峰段，鼎革之际的上海没有出现显著的移民潮，“旧精英”在这批移民中占据的比例则极不寻常。胡思敬《吴中访旧记》云：
予既莅沪，则从陈考功伯严访故人居址。伯严（按，即陈三立）一一为予述之曰：“梁按察节盦、秦学使右衡、左兵备笏卿、麦孝廉蜕庵，皆至自广州。李藩司梅庵、樊藩司云门、吴学使康伯、杨太守子勤，皆至自江宁。赵侍郎尧生、陈侍御仁先、吴学使子修，皆至自北京。朱古微侍郎，新自苏州至。陈叔伊部郎，新自福州至。郑苏龛藩司、李孟符部郎、沈子培巡抚，皆旧寓于此。”
可以印证这一记载的是陈三立《清故江苏候补道庞君墓志铭》：
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健儿游士群聚耦语，睥睨指画，造端流毒倚为渊薮。而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摅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
陈祖壬《墨巢先生墓志铭》：
上海故东南一都会，重以海内多故，流人四面而至，遗老退宦谋士硕贾方伎之徒负策抵掌，蜂出不可穷。
这大约是当时清遗民的共同观感。
从文学文本来看，“流人”成了他们的自我定位。沈曾植诗中，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永嘉为记流人目，昼闭荆门草色深”；“舍卫园林多长者，永嘉名士是流人”；“寒食王周三月春，还家上冢越流人”；“梦游建德乡非远，簿记流人客未归”；“半生长作越流人，辜负淡妆浓抹妩”；“长为越流人，跼顾重行行”；“华亭吾故县，未肯仞流人”；“他乡共入流人簿，闭户谁知纣绝天”；“再见如隔世，流人不繇赀”。这些诗句里，有两个不同的古典或原典。一个是《世说新语》刘峻注的引用书目有《永嘉流人名》，《旧唐书》职官类也著录卫禹《晋永嘉流士》十三卷。这个切其身世和心境。另一个出《庄子·徐无鬼》：
“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这个典故既切心境，也切籍贯。
关于流人，还藏有一个今典。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说：“（李详）先生目击横流，常有所感，拟纂《海上流人录》。”李详是民初流寓上海的士绅之一。沈曾植诗歌中首次出现“流人”这个词就是在《答李审言》一诗中。显然，李详把撰述《海上流人录》的想法告诉了沈曾植。虽然沈曾植在复函中对“流人”的说法表示了担忧：“《启事》文辞古雅，然流人之目，恐非诸老所乐闻，且永嘉有侨郡之置，有土断之制，流人之目，因是以生，今岂有此望乎？请更酌之。”但从那以后，“流人”这个词就成了沈曾植诗中的高频词，说明这触动了他的内心世界。同一时期，他为李详骈文集所作序中也说：“嗟夫！繁霜既降，乔木先摧；王泽既穷，三川遂竭。长尾之流移靡诉，庆伯之皂隶同悲。”“长尾”即长勺氏、尾勺氏，用此两族指代“殷民六族”，他们作为前朝贵族或“殷遗民”被周成王赐给周公，徙至伯禽代受封的鲁地。所谓“长尾之流移靡诉”是“海上流人”的自况，表示前朝遗民的身不由己、无家可归。叶昌炽有一首诗题目较长：“三叠前韵，赠审言，闻撰《海上流人录》，正在征求事实，此汝南月旦评也，以俟后贤，不亦可乎，并以讽之。”说的同样是这件事。李详为此先行撰述的《海上流人录征事启》是经徐乃昌“袖交”给叶昌炽阅读的。看来，李详这个想法在圈子里流播很广，很快博得了大家的赞同。陈三立称“自辛亥之变，流人类聚于沪渎”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一次次吟道：“流人猬集蚁旋磨，眼穿禹域摇归心”；“谁念功名归健者，聊同哀乐作流人”；“卷怀杂流人，湖海答孤啸”；“流人万恨凭湔洗，潮打楼船恨益深”；“老俱赁庑杂流人，破砚残杯对笑颦”。瞿鸿禨在一次雅集活动中也吟道：“沧海一角流人潜，春望不见浮屠尖。”我们不清楚瞿诗是否与李详有直接关系，就算没有，这种不约而同的表述，也足以说明他们的处境和心境。
李详《海上流人录征事启》开头就说：
“自古易姓之际，汹汹时时，久而不定，人士转徙，逃死无所。从凤之嬉，甘去邦族；秣马之歌，且恋丘墟。各有寄焉，理致非一。”
这表明他撰《海上流人录》是跟“易姓之际”“人士转徙”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聚居沪上的“同人”特别多。借缪荃孙《花朝日同作》的原话来说，则是“海东一隅地，名士多于鲫”。这还不包括王闿运、康有为、王国维等来此小住或其他频繁迁徙的人。这些人有着近似的出身、文化背景及价值取向。他们迁居海滨，聚而成群。
他们作为流人，并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存在，还有时间意义上的存在，而这与上海（租界）作为现代都会相关联。应该说，他们在上海有着相当便利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就像沈瑜庆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陆沉沧海尚留壖”。陆沉之余，竟恰恰是上海这一个洋人租界收容他们。正因如此，沈曾植要强调：“华亭吾故县，未肯仞流人。”他不说上海、不说租界，只说这是他们原来的华亭县，想来不会把他们拦在门外吧？言下之隐，可得而推。“托庇外人”让他们有了纵情偃仰啸歌之地，但他们又很难找到归属感。王仁东在1913年生日那天吟道：“混迹淞滨又一年，流离琐尾意凄然。”“混迹”两字写得极微妙，写出了他的漂泊感。王仁东在另一首诗中又说：“枝叶漂摇本实拨，避地海壖成苟活。”“苟活”两个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国破偷生的意思，但是，或许这里的“枝叶漂摇本实拨”并不限于国破家亡，有意无意间兼有别指，那就是他们曾经依附的融为一体的文化正在式微乃至消逝，至少在租界仅仅表现为片段性的存在。他们有点像“活标本”。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逊清的遗民，借用王德威的话来说，他们成了“时间的遗民”。
受权刊发，选自《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潘静如 著，大有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4月。
正是基于这一点，沈曾植诗中又多次出现“陈人”这个词。他在其中一首赠同人的诗中说：“电露光中玩好春，沧桑劫后幻陈人。”“陈人”二字出《庄子·寓言》：“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郭象注：“陈久之人。”那么，就是老朽或落伍的意思了。有时，他还用“录民”一词：“无穷天地陈刍狗，岂有肝心化录民。”典出《酉阳杂俎》：“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诗中“岂有”二字反用这个典故，含有无限感喟。他更在另一首诗中说：“大陵积尸气，侬是陈死人。”传统诗歌不乏叹老嗟卑、忧世伤生式的表达，沈曾植的诗也未尝不可做此解读，但是理解为他们深刻感受到与时代的脱节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在时间（现代性角度）上，他们也是“流人”。
这样，同人则成了彼此的慰藉。当1913年初王闿运途经上海时，他们喜出望外，远道迎接，建议王闿运“留此度岁（壬子岁杪）”。当1914年章梫应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创办的尊孔文社之聘前往青岛时，他们又依依惜别，不胜惋惜。这些行为没有超出传统人情礼节的范畴，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双重流人身份，的确使彼此的文化认同感分外强烈——《庄子》中那个“越之流人”去国一年之后“见似人者而喜”的寓言在这里找到了现代诠释。李详拟纂《海上流人录》，是这种认同感的流露。
“流人”的结社
这种文化认同感是如此强烈，结社联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从地域上来说，当时，南京、青岛、北京、天津、大连等地也大量存在文人结社现象。“海上流人”的结社，其特殊背景既如前所述，格外值得关注。
上文所谓“流人”，约略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遗老。1912～1913年在上海成立的诗社，按一般标准，属于遗老诗社的有超社（超然吟社，1915年超社元老瞿鸿禨继举逸社，人员有变动）、淞社（淞滨吟社，1913年由周庆云、刘承干发起）、一元会（又称十角会，前身为五角会，以雅集为主，无诗社之名，而有诗社之实）。这几个诗社的成员当然不必概以遗老或流人视之，但约观其大，相去不远。一些偶然的活动，如前面提到的章梫移居青岛，很多分属不同诗社的人都有诗相送，表明彼此圈子极小。为便于理解，列简表如表1-1所示。每一社下，包括通常认定的成员以及参与该社雅集的成员；逸社的活动时间较长，第一阶段为1915年至1918年，第二阶段为1920年至1928年，其成员较超社及逸社第一阶段变化大，雅集的规模也都没有保证，故表1-1止于第一阶段即1918年。
超社、淞社、一元会性质大体上相近，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杨钟羲、吴庆坻、朱祖谋、樊增祥、王乃征、左绍佐、沈瑜庆、缪荃孙、林开谟等人，都至少参与过其中的两个。这几个诗社特别是超社-逸社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清朝进士出身，仕宦较显，其中瞿鸿禨官至军机大臣，地位最为显赫，因而他成了超社-逸社最主要的领袖。瞿鸿禨死后，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为继任领袖。他们属传统王朝社会的绝对精英；按照过去的政治伦理，忠于逊清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里要补充的是，超社的后身逸社的成立，与海上流人之间思想的分化和超社最初的政治色彩较浓引起社会反感有关；樊增祥等在1914年受袁世凯之召赴京供职直接促成了超社的解体。但整体上，尤其是在人员构成、清功名科第及文化倾向三个层面，超社-逸社的同一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视作一体，用超社包举逸社。
樊增祥的超社第一次雅集启说：“孙卿氏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吾属海上寓公，殷墟黎老，因蹉跎而得寿，求自在以偷闲。本乏出人头地之思，而惟废我啸歌是惧。此超然吟社所由立也。”“吾属”“海上寓公”“殷墟黎老”构成了诗启的关键词。日后雅集的吟唱主题比如超社第十九集的“九日登高”、逸社第四集的“异乡偏聚故人多”，所流露出的情感都是对“海上寓公”流人身份的确认。“殷墟黎老”则显然与政治态度相关。淞社也是如此。杨钟羲说：“歇浦一隅……无山水之观、园林之盛……向非海内风尘，中原板荡，吾与诸君子安得抟沙不散，如今日之多且久哉？避地来此，将成土断；情好既洽，觞咏遂兴。”周庆云说：“当辛壬之际，东南人士，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每当酒酣耳热，亦有悲黍离麦秀之歌，生去国离乡之感者。”杨、周两人强调的都是“海上流人”这一身份，并把它同传统的王朝兴替相联系。一元会则主要是以雅集的形式维持，很多与会者又列名于超社或淞社，彼此的联系，昭昭可见。
作为整体，这几个诗社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的倾向是大致接近的。然而，对个体而言，概括性论断有它的局限性。实际上，李详撰述《海上流人录征事启》的时候，就已意识到士人“各有寄焉，理致非一”，并把海上流人分为三类。不过由于《海上流人录征事启》是骈文，借助典故来区分类目，略有重复或含混处。不管怎么说，海上流人自己就注意到彼此的差异。一般被公认为“遗老”的也有被人忽视的一面。例如，淞社的叶昌炽在《寒山寺志》后序里说：“或谓此序扞冒时忌，可以不出，余谓不然。强学为义者，不徇一姓之兴废；拙政自安者，无预当世之理乱。……但守移山之愚，匪高蹈海之节。”而一元会的陈衍则说，“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还说章梫赠他的诗中的“生年同在周秦际”一句“喻亦未切”。从他们尤其是叶昌炽的表述来看，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并不反对中华民国。姚永概1912年在上海赠沈曾植、陈三立等人的诗中说道：“忽忽前尘梦里除，是非难执旧诗书。”这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与宋、明遗民有着相当不同的处境。
就形式来说，他们的结社无疑仍是传统的延续。在中国文学史上，金谷、兰亭之会可以被视为后世文人雅集的滥觞。唐宋时期文人雅集很常见，也刊刻了不少酬唱集，但自觉的有组织的结社并不普遍。大规模的结社始于明代，可考的文人结社就有将近1000家，其中可归入诗社类的有数百家。清代结社尽管还没获得全面考察，而且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扰，但数量也相当可观。仔细考察这些诗社或文社，可以发现其常常是通过旨趣、地域、血缘等因素形成，除供彼此发抒性情、扬扢风雅或臧否人物、议论时局外，最常见的是起到社交、娱乐作用。对于民初这些“海上流人”来说，他们的结社依然保持着旧有的形式和功用。然而，又不尽相同。
以超社-逸社诗人群为例，他们的雅集地点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社员的私人寓斋（大多为租赁），通常为小楼或小楼套间，比如樊增祥的樊园、周树模的泊园、陈夔龙的花近楼、沈曾植的海日楼；一类是别墅园林，比如张园（味莼园）、愚园、徐园或哈同花园；一类是公共餐馆，比如小有天菜馆、桃源隐酒楼、惠中旅馆、醉沤斋川菜馆、式菜轩菜馆、云在月龛菜馆。它们都位于租界内，这是不寻常的。这些诗社既有别于中国古代，也有别于西方。举个例子，与这几个诗社差不多同时的美国“新英格兰诗歌俱乐部”（New England Poetry Club），成立于1915年。这个诗歌俱乐部的发起人，也是当时诗界的名流，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弗罗斯特本人的诗学有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19世纪华兹华斯那一派以歌咏宁静乡村见长的诗风。这与超社诸公以名流身份倡导宋诗或同光体颇相类，但细加探索，则超社诸公在民初坚守的实非区区某一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放逐的文化。用文学一点的话来说，这是失去了文化家园者彼此之间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之所在。反观新英格兰诗歌俱乐部不久就设立了“金玫瑰奖”（the golden rose），来奖励那些在诗歌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这使该俱乐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到现在，每年还能在杂志上看到它那万年不变的征诗启。这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说，超社、淞社、一元会等诗社或雅集实际上仅仅是清遗民面向“自己”，——通过日复一日的诗歌书写，确认自己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场所。
本文节选自《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之第一章“民初的遗民与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