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上将，有勇有谋。
他身经百战，硬仗连连，戎马一生，身历火线，身上的伤，每次都是在生死关头留下的。
鲜为人知的是，解放后，杨勇差点九死一生。
1976年，他与罗瑞卿风尘仆仆至海南岛，寻访昔日沙场旧友魏鸣森。
二人重提往昔，话及贵州危局，杨勇忆及关键时刻魏的急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他曾是西沙海战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若没有他，杨勇1950年就危险了
三合市突生变故
1950年1月，杨勇上将大军告别了重庆的云雾，率领着部队南渡长江，凯旋贵阳。
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路进军贵州，其地形如同迷宫一般，山高林密，莫测风云。
杨勇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中，据说这车是淮海战役中的战利品，曾属黄维，而车队中这位老吴司机，也是从黄维那儿转投过来的。
车内，杨勇与两位警卫，还有作战参谋李学增共同同行，这对他来说，已是第三次踏上这条熟悉而又陌生的路。
记得15年前的长征，四渡赤水、两战遵义，那些日子里，恶战频频，如今却终于能在这片属于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行走。
1月13日的下午，他们抵达遵义，得知次日贵阳市将举行盛大的集会，欢迎这位贵州省主席归来。
行军途中，三合市一带却突生变故。
曾与杨勇在平型关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李天佑，在长征途中，也曾在刀靶水边历过一劫。
那时，李天佑还是五师师长，因战事频繁，身体大不如前，湘江之战后更是病态累累，身形骨瘦如柴。
凌晨时分，师部遭敌突袭，李天佑拖着病体，一路泥泞，最终在刀靶水后的小山上稍作休整。
事后了解，原来是土匪所为，只为抢夺银两而来。
当时彭德怀在遵义，得知消息，虽大发雷霆，却也知李病在身，最终还是承认了李的撤退决定，嘱咐他要吸取教训，坚决不能让敌人得逞。
这也能说明当时贵州一带，土匪是出了名的多。
历经风雨，20余年后的1976年春节，杨勇与罗瑞卿一同访问海南岛，拜见了海军榆林基地的魏鸣森副司令员。
回忆昔日烽火岁月，杨勇提及1950年这次回到贵州的险境，对魏鸣森的及时情报深表感激，林彬夫人亦是感激涕零。
岁月虽逝，战友之情，历久弥坚。
凯旋贵州，半夜急报
1950年初，随着成都战役的胜利尘埃落定，杨勇将军在返回贵阳的途中，遭遇了一次意料之外的危机。
正当他穿越贵州遵义的刀靶水时，突然遭到了土匪的伏击。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杨勇将个人的安危抛诸脑后，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敢与决断。
他毅然决然地乘坐着大车，依靠警卫部队的火力掩护，勇敢地击退了敌人，成功冲破了土匪的伏击圈。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按时赶到贵阳，参加庆祝五兵团凯旋的大会，与贵阳的军民一同庆祝胜利的到来。
在后来的回忆中，杨勇淡化了那次遭遇的危险，简单地提到当时只想按时赶到贵阳，参加在贵阳召开的欢迎五兵团凯旋回师的盛大集会，唯恐在路上同土匪纠缠时间过长，不能按时出席欢迎大会，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然而，这次遭遇的险情远比他言下之意要严峻得多，实际上是九死一生的境遇。
如果不是当时魏鸣森侦察科长的及时情报，杨勇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危险。
1950年，魏鸣森作为五兵团的侦察科长，跟随部队南下。当部队行进至遵义时，魏鸣森感到些许诧异。
街道上异常热闹，人群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大红标语随风飘扬，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杨主席回贵州工作”。
这番盛况令他感到困惑：杨主席究竟是何方神圣，竟享有如此盛名？
直至此刻，魏鸣森尚未得知杨勇已晋升为贵州省主席。
侦察科长的职责让他对每一个驻地的安全环境都必须了然于心。
他见到当地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后，直接询问了近期的安全状况。
得知次日将有盛大的欢送仪式，从遵义至贵阳的沿途都已做好了准备。
这消息让魏鸣森不禁心生警觉，他意识到如此高调的宣传，几乎等同于向潜在的敌人公开了行踪。
这目标未免太大了点？遇上土匪怎么办？
贵州的群山峻岭，道路曲折蜿蜒，特别是三合市一带，民房紧邻道路，为不法之徒提供了极佳的隐蔽之地。
这种地形去其实非常危险，可以说遭到一点埋伏就要出大事了。
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解放了遵义，未遭遇任何显著抵抗。
主力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没有停歇，迅速朝成都方向挺进，力图尽快掌控更广泛的地区。
在这迅猛推进中，遵义只留下少量兵力，这些兵力需与地方干部及部分已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共同接管过渡的政权。
在遵义的解放军虽然人数不多，却肩负多重任务。
他们既要整训新归附的起义部队，确保其能快速融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又要负责警卫县城，保持地方秩序稳定。
这使得力量显得捉襟见肘，一些南下或西进的干部，有时甚至需要单独一人徒手前往乡镇，接管当地政权。
此时，一些未遭严重打击的旧政权官吏、地主豪绅和溃逃的散兵游勇，似乎误以为历史将重演。
1935年红军长征历经遵义，他们侥幸认为这次解放军将如同当年一样匆匆过境。
因此，他们胆大妄为地公开纠集人马，纷纷自立旗帜，如“北反共救国军”、“平黔军”、“九路军”、“七路军”等，组建了规模相对庞大的土匪武装。
魏鸣森心里直犯嘀咕，这情况也太危险了，必须得放在心上。
于是他晚饭都没顾上吃，急忙忙的跑去找杨勇了。
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他和杨勇几乎日夜相守于作战科，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共赴战火。
这日晚上，魏鸣森踱步至杨勇的暂居之所，如同进自家门一般，不带半点生疏。
杨勇，向来被誉为善于倾听，凡事逻辑通达，情况实际，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意见，他也总能虚心接纳。
魏鸣森未及寒暄，便直切主题告诉杨勇：机关内兵力稀少，武器更是短缺，警卫仅存不到两百枝枪，行军似断线之珠，一旦有变，难以应对。
他打开地图，用手指扫过密布的群山与曲折蜿蜒的道路，特别是三合市一带，民房与道路就这么挨着，简直是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天赐的掩护。
考虑到安全，魏鸣森认为必须在这个时候向杨勇汇报。
魏鸣森是了解杨勇的，杨勇历来有勇有谋，打仗如同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他的英名，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无数硝烟中锤炼出的真金。
在革命军中，杨勇就是作前锋。
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第十团与兄弟部队肩并肩，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保证了中央领导的安全渡过湘江这一危急关头。
之后，他又率部冲锋陷阵，在土城、娄山关、遵义至老鸦山一带，四渡赤水，所向披靡，大举歼敌，功勋卓著。
后来不管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还是刚过去的成都战役，只要是有机会，杨勇总是要冲锋在前，但如今形势迥异，须有所变通。
魏鸣森确实言之有理，防患未然，实乃上策。
杨勇沉思良久，最终点头。
明日行军命令早已下达，调整固然困难，但总得有所作为。
他们最终决定提前一小时出发，这样即便真有埋伏，好歹也能让他们措手不及。
翌日拂晓，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杨勇已是精神抖擞，只片刻便下令车队提前启程。
这一决定，也使得他们在晨光中安然穿过了最为险峻的三合市地带。
九死一生，脱离险境
杨勇在前通过，魏鸣森守在后方。
途中，一个战斗机要车出了故障，他亲自下车，调整修理，稍稍延误了行程。
穿行至遵义市南的刀靶水，那里有段被称为“三道拐”的险峻地带，左侧是悬崖峭壁，右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车队不得不减速。
正如魏鸣森的预料，这里确实成了土匪的埋伏之地。
那帮土匪大概也是被杨勇的突然行动弄得措手不及，本想大干一场的他们，竟未能完全就位。
即便如此，突如其来的枪声还是让人心惊胆战。
魏鸣森和他的警卫排，两次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暂时击退。
战斗愈演愈烈，双方似乎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方的伤亡惨重，勇士们倒下，鲜血染红了泥土。
当士气几近崩溃，剩余战力所剩无几时，杨勇派来的增援部队终于如约而至。
战后清点战场，魏鸣森发现后方的公路上，我们的运输车辆一片狼藉，焦黑的残骸与散落的装备，诉说着战火的残酷。
这次战斗，我们捕获了三十余名俘虏，大多数是伪装成平民的土匪。
这次幸好是魏鸣森提前通知了杨勇，不然真的是九死一生。
1950年的夏秋之交，遵义县遭遇了土匪活动的高峰期，这是一个异常动荡的时刻。
该县聚集了众多土匪头目，领导着数百个大小不一的土匪股，总计上万名匪徒。
这些武装团伙装备精良，掌握着从电台、电话机到小炮、机枪、冲锋枪及各类轻重武器，其武力装备堪比一支小型正规军。
这些土匪股不仅各据一方，纵火抢劫，施行残暴，而且时常相互勾结。
一方面共同攻击新生的革命政权，一方面又为了地盘和势力范围相互争斗，其行径之残忍，举措之大胆，令人发指。
他们从掠夺民财、侵犯妇女，到在偏远地区设立路障征税，从攻击新成立的区乡政府、暗杀基层干部，到封锁公路、拦截过往车辆甚至伏击解放军，其罪行罄竹难书，气焰之嚣张，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此时的遵义县，绝大多数的区乡政权都曾遭到土匪的侵扰和占领。
就在杨勇刚被土匪袭击后的一个月，遵义专署专员李苏波于1950年4月从贵阳返回途中，在新站、南白沿途更遭遇了土匪的多次阻击。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遵义县于1950年夏至1951年秋季间，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剿匪斗争。
在遵义县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合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
他们大力宣传反土匪攻势，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将土匪团伙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过这些坚定而有力的措施，大部分被迫加入土匪行列的人员自动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并表示悔过。
这场斗争持续了超过一年时间，成果显著：近万名土匪悔过自新，近千名土匪被生擒，以及上百名匪首被击毙。
尽管剿匪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64名干部战士，但遵义县的土匪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为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
《百战将星 杨勇》 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