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而且也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武装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将士共计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集体参加红军，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红5军团，经短期整训后，参加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长征中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后奉命加入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经多日激战伤亡惨重，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支正规部队集体参加红军，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时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当红军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正如当年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民歌唱的：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群众要翻身，毫不动摇闹革命。使这片红色的土地全面进入鼎盛时期，鉴于这支起义部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巨大，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宁都起义的这支部队的红军精英，走出1位上将：李达；5位中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王谦、王振祥等24位少将。还有姬鹏飞、黄镇等为代表的众多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可谓是将星云集，留名青史。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先进思想，由于当年红军的实力比较弱小，认为这“星星之火”难以成“燎原之势”，再者是红军的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即使是在行军打仗出发宿营的时候，每位官兵样样都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而反过来一些军阀部队，各层官吏都“各显其能”或贪没赈灾粮，或盘剥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或喝兵血，倒行逆施，都在积累财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这意思。
因此，在宁都起义的过程中，第26路军有2个旅长7个团长不愿当红军，吵闹着要回家，为了体现红军的人道主义和战略考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并给予物质上的平等待遇。根据当时的规定，不赞成参加红军的旅、团这一级军官，可以领300大洋走人。宁都起义爆发后，26路军这些旅团长当时被集中扣押在总指挥部，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表态去留问题，通过甄别之后，每人都发放足额路费，让他们回家。下面我们介绍宁都起义的背景、过程以及回去后的这九名军官的结局。
参加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原本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这位冯大将军能在乱世崛起，成为一方枭雄，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戎马一生，由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核心军队力量，不仅拥有十三太保，西北军一个个英勇善战，所以在中原大战的时候，一开始根本看不起老蒋的所谓嫡系军。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老蒋盯住了这支部队的死穴：太多的西北军将领见不得钱，在老蒋采纳谋士何成浚的计策使用“银弹攻势”，战场上不落下风的西北军，内部却分崩离析，倒戈成风，最终一败涂地，土崩瓦解，逼得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隐居江湖！
按照军阀混战的潜规则，西北军头领冯玉祥通电引咎退出后，由于孙连仲任总指挥，所属部队悉数归顺蒋氏，通过一番整编，给了个第26路军的番号，规定下面只能编成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一些直属单位，按4万人的上限发饷。有点类似后来抗战时给我军第18路军一个模式，也只给我们三个师的编制。
这样一来，这支部队被迫裁撤部队，所有的军官普遍降一级甚至二三级任命，师长变成旅长、旅长成为团长，将第12师师长高树勋、13师师长董振堂、第14师师长季振同、第15师师长李松昆，都成了旅长，大家对这种职务下降自然意见不小。更让这支部队不满的是，1931年春，老蒋令驻防在北方山东的第26路军南下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本来，第26路军这支部队以前拥有一个骑兵师，另外还有一个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要知道，这样的部队在当年可以算是一等一的精锐，是异常金贵的战略力量，但老蒋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闽西尽皆山地，骑兵师无从发挥作用，同时，江西交通十分落后，仅有百余公里长的南浔铁路和仅有数十公里长的株萍铁路，且都是赣北一带，全靠两条铁轨机动的铁甲车队、重炮等也有劲使不上，便把这两支他们视为宝贝的部队留在北方，收归自家囊中，派到江西“围剿”红军的26路军，实际上是1个指挥部、2个步兵师部、6个步兵旅部和12个步兵团，总计约2.7万人。
谁知这支部队刚进入江西，在乐安战役上，吕如珂的81旅被红军全歼，从旅长到伙夫无一漏网。接着，该师师部及赶来驰援的79旅池峰城部在永丰的中村遭到红军痛击，损失大半，受到重创。全军溃退到宜黄县城。这支部队来时近三万人，剩下才二万多一点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驻防到宁都，宁都距离红军当时的首府瑞金不到百公里，周边都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不通铁路，不通水路，不仅补给十分困难，而且经常遭到红军游击的袭扰，加之这支队伍全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山、水、丛林，阴雨连绵，气候潮湿。主食又以大米为主，缺乏面食。驻扎南方水土不服，瘟疫肆虐、每天都数十人被拖到乱坟岗，士气非常低落。
总指挥孙连仲以“水土不服”为由，向老蒋进言要回将部队调回北方，但却换来了老蒋一句“你们死也要死在宁都”的狠话，并以断部队粮饷作要挟，逼迫第26路军与红军拼消耗，以达到他“一箭双雕，铲除异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这支部队不干活而后退，在距部队驻扎百里之内部署了不少的老蒋的嫡系正规军，堵住他们的退路，明显是要他们打前站去送死的节奏，所有的基层人员都认定是老蒋供红军之手铲除异己的行为。
打红军，不是对手。回北方，门都没有。当时，部队流行有“四怕”：一怕红军、二怕下雨、三怕大米，四怕得病。官兵陷入消极、失落、徬徨、苦闷与绝望之中。此时总指挥孙连仲称去上海瞧眼疾，师长高树勋待在南京不归队，旅长董振堂请假回家探亲，季振同扔下部队，到南昌来“治病”。池峰城和施积枢以招新兵补充战损为由，一去不归。此时，掌管部队的是参谋长赵博生。
赵博生，河北黄骅腾庄乡慈庄人，他7岁入本庄私塾，读书期间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决心要改造社会，立志要救国救民，入保定军校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先后入皖系、直系、奉系旧军队，后又加入冯玉祥部队，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主力被蒋介石收编，痛恨军阀混战的他，在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和党组织建立联系，随后担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时加入了先进组织。为此，他决定率领这支部队起义参加红军，所在的特别支部渗透到了26路军的各个角落，控制了该军许多机要部门和重要岗位，广泛团结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
通过特支和参谋长赵博生的努力，还争取了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等人，并通过他们又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层军官，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然而，当赵博生要发动起义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起义时如何把这些旅长、团长聚集起来一网打尽呢?必须有一个合情合理，不会令人怀疑的理由，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正在这个时候，也许上峰听到这支队伍军心不稳，从南昌指挥部传来一条消息：拖欠26路军很久的粮秣、被装、军饷这次决定足额发放，让你们安心地打仗吧。要知道，那年月战火纷飞，特别是苏区受到封锁，这是十分珍贵的物资，很快，这便物资运到了宁都，赵博生下令把这一喜悦迅速传达到全军，各部队都来总指挥部新衣服、新棉被和饷银，此时此刻，26路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像过年一样开心，特别是那些旅长、团长、营长们，听到消息说从南昌带回来不少上峰奖励的好烟和好酒，要与军官们一起分享。
1931年12月14日，参谋赵博生以庆祝领饷为由，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总指挥部设立在宁都城东，这是一座二层罗马式楼房，坐落在梅江之畔。整幢楼砖木结构，楼上下各有一个拱形回廊，建筑面积约700余平米，庭院占地2000平米。院内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环境宜人，是当时宁都城里最豪华的标志性建筑，接到军部通知，今天晚上大摆宴席要召开“领饷庆贺大会”，旅长、团长们都很高兴，除李松昆及27师81旅驻守宁都城北砍柴岗的1个团团长未来，其他旅团主官都按时赴宴，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地来想一饱口福。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军官刚刚落坐，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只见宴会大厅门立即关上，周边所有卫兵警戒地站立起来，刚刚笑容满面的参谋长赵博生脸色一沉，一脸严肃地向到会的军官们宣布一刚让大家无比震惊的命令：为了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着想，我军正式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队伍。
此时，席间立即一阵骚动起来，大家被参谋长这突如其来的宣布所震惊，一时不知所措，顿时忧心忡忡。也有少数几个人当场表示反对，并要举枪进行顽抗，随即被早已盯着他的卫兵击毙，其余的解除武装，抓了起来。控制了全军的三部电台，切断了通往各地的电话和交通线路，并对这些举棋不定的军官旅、团长们安排扣留，赞成或者不赞成必须当场表态，随后，扣押了反对起义2位旅长冯安邦、王恩布，7个团长杨守道、张方昭、王天顺、刘毓琪、曹道明、李锦亭、郭道培，并将他们的马牟们也缴了械。
随后，参谋长赵博生用这2个旅长、7个团长的私人印章，令他们各自的部队在指定时间内到规定地点集合待命。只有未赴宴的李松昆带着27师81旅驻砍柴岗的那个团向南昌方向逃走了。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宣布加入红军队伍。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进行整训，至此，26路军 正式全部弃暗投明，成为红军的一个主力军团。起义成功之后，对扣押的2个旅长7团长悉数释放，每人给300块大洋作盘缠，打发他们走人。那么，这九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呢?
第80旅旅长冯安邦，原名景树，字化民，号恩善，山东无棣县信阳乡店子村人。其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他父亲曾任清光绪年间的五品把总，在乡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后家道中落，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谋生，十几岁的冯安邦不得不在县城扛麻袋度日。正值清末，民不聊生。冯安邦选择离开家乡，投身军队，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辛亥革命后，冯安邦成为冯玉祥麾下的骑兵排长，并逐步晋升为工兵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及宁夏省代主席等职务，中原大战失利后西北军余部被蒋军收编，冯安邦也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80旅旅长。
宁都起义中，冯安邦因为事先没有准备，而被赵博生扣押在酒楼，被迫参加起义。进入江西苏区后，冯安邦不愿在红军干下去，于是提出要领路费回家，并得到了上级批准。带着300大洋的盘缠要回家乡。他领了钱后实际上并没有回老家，而是立即回到了老领导孙连仲那里，被任命为重建后的26路军第27师师长，并驻扎在江西宜黄、乐安一带，继续与红军为敌。不过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杀得人仰马翻，因为与红军作战吃了败仗而下了班，被调去陆军大学深造，学业完结后继续回到第27师当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冯安邦率第27师赴华北参战，曾配合友军在娘子关，并因功晋升第42军军长。但这个所谓的军也就辖一个师而已，因此之后冯安邦虽然在台儿庄与日军血战，但由于部队损失太大，不得不退往大别山地区游击。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后冯安邦部并入张自忠第33集团军建制，自己则坐镇襄阳收容溃散部队，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机对襄阳实施猛烈空袭，昭明台、东门街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在一片混乱中，冯安邦从容不迫，不肯逃避，在春风旅社不幸被炸伤腹部，当日殉国，享年五十四岁。事后被追授为陆军上将，以表彰他的英勇事迹。
冯安邦始终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特别在抗战中表现的英勇，他牺牲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抗战英雄，为他塑了雕像，兴建纪念馆，以供后人对他的英雄事迹深切缅怀。虽然在宁都起义中拒绝参加红军，尽管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最终受到世人的敬重，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军事领袖。
第81旅旅长王恩布。1896年出生于河南项城，早年在冯玉祥指挥的北洋军第16混成旅当大头兵，后来参加了部队里开办的教导队第二期军士班，得以走上军官岗位，到1925年就当上了营长，在地位上已经和比他大11岁的冯安邦平起平坐了。1926年冯玉祥率西北国民军参加北伐后，王恩布也一路晋升旅长、师长，中原大战失败后，部队被改编之后，他也由师长降为81旅旅长。
在宁都起义中，王恩布被赵博生扣押在总指挥部的楼上，由于他一贯比较反动，怕他闹事，一开始便下了他的枪，并被事先准备好的特务连战士用绳索捆绑起来。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反抗。起义成功后部队进入根据地，也表示不愿意参加红军，便领了300大洋的盘缠声称要回家。不过，他根本没有回老家，而是又回到重新组建的部队里，继续与红军为敌，但是他的这支部队屡战屡败，老蒋对他及他的这支部队根本不当回事，所以在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只能是打打酱油。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离开江西后，王恩布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与其当个吃力不讨好的师长不如辞职回家躺平，反正已经捞够了，于是当年他就辞职回了项城老家，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可谓是享受了好些年。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1954年，王恩布因为历史问题而被项城法院下令逮捕，经审理后进行了关押，1955年腊月，王恩布病逝，时年59岁。他的村里人说，24年前的宁都起义，假设他能顺应潮流加入红军队伍，说不定能留下一抹耀眼的光芒，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81旅162团团长杨守道，山东巨野大义镇东杨庄人，1922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其有点文化，沉稳机敏，作战勇敢，受到上峰的赏识，提拔较快，过在河南督军署学兵团培训的方式，走上军官岗位，历任排、连、营、团长。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81旅162团团长。
宁都起义时，听到赵博生参谋长在酒楼宣布起义时，他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一位，当然，他尚未动手，就被早已埋伏在屏风后的刀斧手拿下，并被事先准备好的特务连战士用绳索捆了个结实。随后万般无奈只好老实地交出了印章，向全团宣布参加红军。而他自己不愿意参加红军，并拿走了300块钱路费，称自己要回家。不过，他根本就没有回到老家，而是又折回孙连仲报到，被送到南京军校深造，在重建27师时，他再次被任命为团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守道率部参加华北抗战和徐州会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娘子关战役和襄樊战斗等，他的军事才能得到的认可，随后提拔为79旅少将旅长，不过，毕竟是杂牌军，他后来遭到蒋军嫡系排挤，当了个有名无实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少将高参。解放战争中，杨守道继续坐冷板凳，当的还是些高参、附员、视察官等闲职。
1949年12月，见自己追随大半生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便随蒋军第30军在四川起义。可谓是梅开二度的起义，后杨守道曾任解放军万县军分区军事教员，成为一名县级干部，1952年从部队退役，从事参政议政工作，最后于1991年去世，终年88岁。熟悉杨守道的人评价他说，从宁都起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川起义，弯弯绕绕近二十年，从不肯起义到主动起义，最后总算有个良好的归宿，尚若当初在宁都不要领那300块钱，一步到位起义参加红军，说不定他的人生又要改写。
81旅161团团长张方昭，出生年月和籍贯不详，早年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当大头兵，后逐渐被提拔为排、连、营长，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81旅161团团长。宁都起义中，由于张方昭平时态度立场比较反动，同样被赵博生扣押在酒楼，特务连战士用绳索捆了个结实。
跟随起义部队进入江西苏区后，张方昭提出不愿意参加红军队伍，便申请拿300块钱路费要回家自己创业，当然，拿了钱之后，又回到孙连仲那里述职重操旧业，由于其表现所谓的“忠贞”，再次得到提拔，晋升为旅长，之后可能没有什么战绩，其事迹没有在公开史料出现， 后人猜测可能是解甲归田，终老乡间。
80旅160团团长王天顺，出生年月和籍贯未见记载，当初也是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参加了西北军，成为冯玉祥手下一名士兵。虽然冯玉祥因为多番“倒戈”运作而备受诟病，但他也是有追求的，他起兵也是为铲除人间不平的，他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千方百计地把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保护国家、爱惜百姓、吃苦耐劳、勇敢牺牲、勤俭朴素、戒除嗜好等各种精神，灌输到每一个官兵的脑子里。他亲自为官兵编纂一本名曰《精神书》的小册子，其中分“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三部分，凡80余条，每条都是格言式或语录式的条目。比如“有过必改，过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胜于无过。”“古今英雄，百战而不死，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等等。
王天顺读了点书，在部队打仗的时候非常勇敢，始终冲锋在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立了不少战功，在部队里得到重用，一再被提拔，很快就从士兵一步步升迁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副旅长，不过中原大战部队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80旅160团团长，虽然是属于降级使用，从而心怀不满，但在宁都起义时，毕竟事先一无所知，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当参谋长赵博生宣布部队整体参加红军时，他立即便有过激行为，只见他一个转身，纵身从二楼的窗户中跳下，想要趁机反抗并逃跑。
令他没有想到的，赵博生早有准备，每个窗户都站满了装备精良的特务连精悍人员，等他从楼上跳下，尚未立定的时候，几个人便蜂拥而上逮着了他，随后用绳索捆了个结实。等他拿出印章发出部队集合的命令后，接着队伍跟着大部队开进红军根据地后，大家也并没有为难他，让他拿了300块钱路费回家，当然，他也是拿了钱又重操旧业，回到孙连仲的部队，后来再度任命为旅长，之后其事迹不再记于公开史料。
74旅148团团长刘毓琪，山东菏泽人，他早年参加西北军，因文化程度较高，被选送进河南督军署学兵团培训，毕业后成为一名基层军官，先后在部队担任排长、连长。此时，冯玉祥为了培养更多的一线军官的文化和军事知识，决定选派一批有实战经难的基层指挥员进行深造，刘毓琪被选中，并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第19期学习，三年后以留学生总分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曾一度担任军校教务长，可谓是前程似锦。
然而，中原大战失败后，这个本来从事军事教学的人，又阴差阳地任命为孙连仲手下的25师74旅148团团长，在宁都起义中同样被扣留在指挥部。本来，刘毓琪的上司季振同是宁都起的组织策划者和领导人，起义成功后因功劳还成为红五军团的总指挥，并给他表示，你要是愿意参加红军，可以任命他为师长。然而，刘毓琪嫌红军条件简陋，认为自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与红军打游击的作战方式格格不入，加上他本身和季振同关系一般，刘毓琪最后还是领了300块钱路费回家。
当然，毕竟刘毓琪拥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那块招牌，名声在外，很快就被29军任命为少将参议，还参与了1933年著名的长城抗战。不过，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刘毓琪没有守住底线，居然投降了汪伪军，历任伪军师参谋长、师长，成为了一名可耻的汉奸。解放战争中，蒋氏先是将这批伪军收编，在把他们的将领逐步架空，刘毓琪也不例外，成了蒋军国防部一个有名无实的高参。对此刘毓琪倒也无所谓，整日以收集古玩、花木、名人字画为乐。全国解放后，刘毓琪因为当过汉奸等历史问题而被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被特赦，最后于1997年去世，终年95岁。
75旅150团团长曹明道，河南开封陈留人，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75旅150团团长。宁都起义中，曹明道也被赵博生扣押在酒楼，由于他平时态度立场比较反动，所以被事先准备好的特务连战士用绳索捆了个结实。整个部队起义之后，进入根据地进行整编的时候，曹明道见老领导李松昆已经溜走，不愿意参加红军，便决定拿了300块钱路费后离开。亦未见参军升官之类的信息。之后，曹明道的名字便不再见于公开史料，也许真的隐居乡下与世无争安度下半生了。
79旅158团团长李锦亭，河南罗山人，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7师79旅158团团长。在宁都起义的过程中，他与上面介绍的王天顺，当听到赵博生一声令下宣布起义参加红军，接着全副武装将餐桌围住要每一名军官表态，以为是要把他们就地枪决，于是，连忙从二楼纵身跳下要逃跑，但还是被起义官兵捉住，并扣押在酒楼。
随后26路军开往根据地进行整编，并改为红五军团时，见到红军发展势头良好的李锦亭思想发生了变化，并表示愿意参加红军队伍，随后，他被上级任命为红五军团第14军41师师长，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高级军官，随后他率领部队打“土围子”战斗还立下功勋。不过，在几个月后，受红五军团内部风波影响，李锦亭决定领了300块钱路费回家，并得到了上级批准，之后其事迹便不再见于公开史料。要知道，红军时期的主力师师长，那的确是职务高了。
73旅146团团长郭道培，有的文章中也作郭通培，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第三队队长，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5师73旅146团团长。在那天晚上宴请过程中，郭道培表示自己不愿意参加红军，也被扣留，后来拿了路费回家。其事迹后来没有在史料中记载，应该是回家做了一名自由乡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找到一块安身立业之地，也实属是大幸了。
宁都起义时，红军比较弱小，红一方面军二个军团加起来也只有三万多人，而整建制的一支正规军部队近2万人全部参加红军，使红军的力量倍增。不过，在起义过程中，可谓是惊心动魄，一招不慎可能会一败涂地，因此特殊时期必须采用特殊的方式，纵观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采用非常手段扣押这些旅长、团长，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同意的发点路费让他们去自谋职业。事后不由得佩服得五体投地，倘若不采取这种非常手段，起义成功的概率就会呈几何式下降，毕竟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