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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加入日本军队，迫害中国老百姓
“每年一到4月，看到我自己的小孙子，当时被我杀害的中国小孩子的身影就会叠影起来，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应该已有六十四、五岁了吧。”
“但那个中国小孩的生命却被我抹杀了，当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子孙了。可我却有可爱的小孙子。真是无话可说……太对不起人家了……”，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一个日本军官所说的话。
此人名叫曾田吉一，18岁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但是学还没有上几个月，就被征兵开始侵略我国的土地，1943年3月的宜昌城内犹如人间地狱，大街上随处可见是被日军篇迫害的百姓尸体，这些日军将百姓家中的物品全部抢劫一空，当中带队的日本鬼子，就是曾田吉一。
成为军官的曾田吉一经常被下属看不起，这些人看他年纪小，认为他是靠着关系才当上的小队长，也使得很多人不买他的账，在当时，曾田身边一直有这一样一个传闻：“只有砍过人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官”的说法，而这就是他成为“魔鬼”的开始。
于是曾田为了证明自己和他人一样，是一名合格的“武士”曾田主动向少尉请求：“要是有合适的，务必让我砍一次！”当曾田回首当时的想法时，他说道：“我只是想尽早的砍下一个人头，以免手下士兵瞧不起！”
就这样曾田的请求得到了少尉的批准，这名25岁皮肤黝黑的农民被带到了曾田的面前，他拔出军刀，绕道了这个农民的背后，当着士兵的面将其杀害，有了这一次的杀害，曾田吉一也变得麻木起来，逐渐的也丧失了人性。
在这之后他就经常带领着队伍在宜昌烧杀抢掠，只要是其部队经过的地方，那都是寸草不生，但是我们中国的脊梁从不会这么轻易折断，即使我们被压迫到尘埃，也依旧不会放弃抵抗，这些幸存下来的百姓每个人都憋着怒火，为我军提供物资和消息，抵抗日军。
残害百姓，势必报仇
面对曾田对我国百姓的残害行为，传到了正在天宝山外围驻扎的第75军第16师的耳中，6师16团派出侦查成员，在天宝山附近侦查日军的动向，并且摸清楚了这些日军的军力配给和行动路线。
我军团长朱元琮决定，利用天宝山的地势，来对日军使用口袋阵闷杀，朱元琮的预料果然不错，日军迅速进入国军早已设置好的口袋阵地。第16团第2营利用优越的地形，成功对日军发动了突袭，使其措手不及。
日军遭到伏击后，急忙命令炮兵中队反击第2营。然而，由于我军的枪炮声惊动了他们的驮马，导致日军炮兵中队陷入混乱，竟然将两门四一式山炮拖进了国军的阵地，成为俘虏。
面对日军失去炮兵支援的局面，朱元琮立即电令天宝山两翼的三个营主迅速增援，同时将团直属炮兵连的山炮和迫击炮全部投入战斗。
在我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下，曾田所在的中队很快便打得日军伤亡惨重。日军被迫收缩兵力，准备在夜间组织敢死队突围。
然而，在当晚的突围行动中，由于地形陌生和雨夜的干扰，日军误入第16团第3营设下的伏击。原以为已突围成功的敢死队，却被四面八方的子弹如雨般射击，短短片刻间，两百多名日军倒在地上，见了他们的“天照大神”。
眼见局势危急，鬼子中队长佐藤静雄中尉举着战刀，像发狂的野猪一样嚎叫着，率领剩余的鬼子发起了第二次冲锋。然而，一发炮弹恰好落在佐藤身边，瞬间炸得他血肉横飞，其余的鬼子见状只得再次退却。
曾田吉一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从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中记录了日军在极度恐惧下，面对我抗日军民的绝望局面。这一幕让曾田深感命运之轮巧合，正当他感叹时，宜昌的日军司令部派遣了第231联队，在十多架战机的掩护下，紧急驰援天宝山地区。
这场战斗以国军大捷告终，七百余名日军伤亡过半，被称为“天宝山大捷”。据战后日军步兵232联队的统计，这个联队战死了277人，负伤410人，第2大队的四个中队长全部战死，炮兵中队全军覆灭。鬼子联队长无奈地感叹：“232联队在天宝山一役，几乎达到了湮灭殆尽的地步。”
曾田吉一将这几天的战斗经历和他在战场上的见闻都记录在了日记中：“仅我们中队，有鹈野和前山两位少尉阵亡，竹桥少尉腹部受了重伤，我所在的小队长内山准尉也阵亡了。其他小队和分队的伤亡也不小。撤退时，我军的尸体堆积如山，士兵们在泥水中踩过，如踩着腐烂的树根一般……”
战犯所里改造，遣返回国
随后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曾田被关押在前苏联的卡扎夫斯坦共和国内从事体力劳动。在苏联的五年间，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罪行，与战争期间的认知基本没有变化。
在当时的曾田的理念当中，他只不过是按照一般军人的常识做了一件事罢了，直到抚顺之前，曾田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因此对自己的杀人行为并没有认识到错。但在抚顺，中国的管理人员像亲人一样照顾他，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思想逐渐消退，甚至对他们产生了感激之情。
曾田逐渐认识到：“我确实是干了坏事，对不起中国人民！”他开始通过学习重新审视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的本质。通过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等著作，他开始明白他一直坚持的“大东亚战争是圣战”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谎言，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最后在1956年的夏天，曾田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回国不久后，他便参加了原中队组织的“战友会”。他希望通过这些会议向自己曾担任新兵教育教官和小队长期间命令部下犯下罪行的事实进行真诚道歉。
但是每次聚会，大家却只热衷于自己的英勇事迹，缺乏反省的氛围，使他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因此，他通过信件和资料传达了自己的思想，曾田的一位老部下深受他热情感动，也开始认真总结了自己的罪行，写成小册子分发给大家。这样，曾田的思想逐渐在战友中传播开来，他确信这是他终生的认罪学习。
曾田热情洋溢地呼吁：“我想告诫当今的日本人民：即使在平时，杀人也是大罪！更何况当年日本在中国的罪行滔天，完全是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我们对着和平生活的中国人民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残酷屠杀。有人用‘那是战争，没有办法’之类的话推卸责任，但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我们害死了多少中国士兵，焚毁了多少中国家园，我们难道能够说‘因为战争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吗？如果我们这样想，那么半斤对八两的辩解在道德上根本站不住脚！”
总结
曾田吉一的一生一直都在浑浑噩噩中忏悔，每次看见自己的孙辈时，都会想起自己之前残害的两个男孩，但是他的悔过却又如此的苍白无力，这种悔过不是他自己将过去的故事整理成日记就能释怀，也不是靠着一次次揭开日本的罪行就能原谅。
曾田吉一病死之后，他的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成为了一个反战人士，曾田新二经常以他父亲在战犯管理所学到的蒙古舞为例，向日本青少年讲述他父亲接受中国文化并用大半生推动反战友好活动的故事。
这个经历激励了他成立了“牵牛花会”，这是一个由侵华日军后代组成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继承和传播真实历史，特别是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责任。
为了让更多日本年轻人能够了解历史真相并承担社会责任，牵牛花会整理出版了部分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其中包括《残留的风景——我们在湖北省犯下的罪行 抚顺战犯第三十九师团将士的认罪（2013 日文版）》。这些出版物帮助人们了解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并促进和平与友好的理解。
参考资料：荆楚网：《宜昌抗战英雄城》《环球》杂志：《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智慧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