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开始全面否定中国历史，将五帝夏商归于神话传说，甚至还提出“中华人种西来说”等等。殷墟甲骨文出土后，西方才承认商朝存在，但至今依然否定五帝、夏朝，比如西方撰写的世界通史中的中国第一王朝是商朝。
上世纪20年代，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出现疑古思潮，开始极端的僵化的怀疑古史，乃至胡适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即认为史书中的西周、夏商、五帝都不可信的神话传说。一时之间，中国古史迎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自古以来，总有一批不盲信权威、坚持真理的中国人，近现代也是如此，他们并不盲信西方，而是积极探索中国上古历史，最终推翻了西方许多结论。其中，五帝之一的帝尧，被中外不少学者都归于神话，但山西考古重大发现，却让这一神话成为现实。
考古与文献的巧合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考察时感叹：“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文献、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都将尧都指向临汾，但当时没有发现符合帝尧的古城遗址，故而李济只能感叹却无法证明。
1978年，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村南，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的“陶寺遗址”。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陶寺遗址在许多方面与书中帝尧存在诸多高度一致之处，比如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尧都何在，史书上主要有山东菏泽成阳古城与山西晋阳或平阳，其中“平阳”就在今日临汾，史记记载“汉元年，项羽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汉代大儒郑玄认为“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巧合的是，在临汾襄汾县考古发现“陶寺遗址”。
其次，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明显”的阶段，4300年前至4100年前为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为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为晚期，早中期既与尧舜时间吻合，早中转变时的巨变也犹如尧舜政权转接。
陶寺早中晚变更时，都发生过动荡巨变，但相对于中晚，早中时要平和一些。因此，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原院长戴向明指出：尧舜应不是指个人，而是两个地域相邻、前后相继的大型社会集团的代表，早中期相对平和的转接，可能就是传说中“禅让”的平稳过渡。
第三，传世文献记载的五帝中，帝尧与天文历法关系最密切，而陶寺遗址中，不仅出土上图观象台，还出土用于立表测影系统的圭尺等，其中圭尺上的夏至刻度被凸出，与尚书尧典中的唯独夏至日写了“敬致”吻合。总之，陶寺出土的文物，印证了史书中的帝尧观象授时。
第四，文献中夏朝之前还有虞朝，尚书第一篇是《虞书》，虞书第一篇是“尧典”。陶寺古城内城面积四倍于故宫，比平遥古城还大，内部还有“宫城”等。上述戴向明指出：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凡响，是那个年代的“顶配”，一定住着地位最为崇高的“王”。
总之，陶寺遗址中的很多发现，都与文献中的帝尧高度吻合，这就不禁让人思考：陶寺遗址真的是尧都平阳吗？
又一神话成为现实
夏朝考证时，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献不可信，包括尚书、左传、国语、史记夏本纪等等，应该抛弃文献、只谈考古证据，只要没有考古铁证，尤其字证，那么就不能认为夏朝存在。如今，不少中国人受西方影响，彻底否定文献记载，因为没有考古字证就轻率的否定夏朝。
西方学者对夏朝考证如此，对夏朝之前的五帝时代更是如此。如果以此考量陶寺遗址，因为陶寺没有出土公认的尧都字证，自然不可能被认定为“尧都”。陶寺遗址扁壶上有两个字，但有的学者认为是“文尧”，有的认为是“文命”或“文令”，还有认为是“文邑”等，如今还未公认是“文尧”。
但问题是：这种彻底否定文献的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还有没有更科学的考证方法？
西方历史记载稀少，故而需要依赖考古，中国历史记载丰富，传承又未中断，为何彻底否定文献记载？这样做，只能说不是蠢就是坏。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随着现代考古兴起，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如今，这种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而以“二重证据法”看，陶寺遗址就是尧都！
通过考证可知，陶寺不仅与帝尧史料存在诸多“巧合”，而且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都说明尧都就在临汾一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巍说过：“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遗址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
总之，陶寺遗址、临汾与帝尧关系，不是一两处吻合，而是一连串的吻合，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最终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努，经过四十年的考证指出：“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它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尧舜时代并不是传说而是信史。”也就是说，以如今考证来看，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又一神话传说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