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丁、卒、勇，这四个字虽然读音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却经常组合在一起出现，比如“兵丁”“兵勇”“兵卒”。在一些与清朝有关的影视资料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身着制式服装、胸前后背写着“兵”或“勇”的人。
其实，这些人都可以算作是清朝的底层“士兵”，但是不同的字却代表着不同职能，同样也有着相差甚远的待遇。
兵，可以说是最能够说明身份的一个字。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兵就是一个拿着斧头准备下劈的人，也就是专门负责“武力输出”的人，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字也成为了“兵器”这种武力输出的代表，并且还逐渐成为了有“用兵”含义的动词。
在军队的建制中，兵之最底层的战斗员，在兵的上面，是要有一点权利就可以成为长、成为官，然后才是将军、元帅。也就是说，兵是在军队中地位最低的人。
不过，到了清朝之后，胸前有“兵”字的人，地位就稍微有所改变。
因为在建立清朝之前，女真人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通过不断地整合各族资源，形成了以女真人为主的满族八旗、蒙古族八旗、以及汉族八旗的“八旗制度”，经过在战争中的不断锤炼，这些八旗子弟逐渐成为了清政府“以武立国”的根本。
清政府推翻明政府之后，这些曾经在战争岁月中立下功劳的八旗子弟们“理所应当”地开始接受国家的福利政策，不仅有准时发放的禄米，而且后代还能够继承长辈的军功和荫衔。所以这些八旗子弟即便只是一个兵，也是吃着国家的“铁杆庄稼”，待遇要比普通人要不知道强多少。
简单说，清朝的兵就是国家的“正规军”，有军队的编制、由国家负责薪酬，当然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国家的安全。如果用现在的职务来理解，可以理解为“职业军人”。
丁，原本和部队、行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甲骨文中经常会以“口”的变形姿态出现。古时候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基本上都要有一定生存技能和能力，所以有一定生存能力的“丁”也常被用来代指“人口”，人丁兴旺、摊丁入亩等词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延伸词。
在《说文义证》中曾经解释为是“钉”字的本义，也就是“身体健壮的人”，通常是指已经成年、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男子，例如园丁就是专门伺候花草的人。
到了清朝时，“丁”同样继续做着有一定专业性的工作，只不过并不是兵那种武力输出工作，而是以部队的后勤保障人员身份出现，比如喂马、运粮、传递消息、维修车辆等等工作。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和兵形影不离，于是就有了“兵丁”之说。
丁虽然并不是像八旗兵那样成为国家的正式编制，但却是各个部队不可缺少的成员，所以是由部队单独出资金负责解决薪酬，相当于现在地方财政专项拨款。
总体来说，在清朝能当上“丁”，虽然不能够大富大贵，但是也能够混个温饱。
卒，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衣服的“衣”字上多了两个交叉的“叉”，这个字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这是已经缝好的衣服，也就是“完了”，“终结”了；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画的“叉”是公职人员的一种标识。
所以，卒经常用来表示普通百姓或者低等级官员去世，或者有一定职能的“地方性政府公职人员”，比如“狱卒”。
不过，在秦汉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卒”也是兵。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法规定17岁到60岁的成年健壮男子都要服两年兵役，不仅要到京城以及附近卫戍地区当一年“正卒”，而且还要到边境地区守一年边境，是为“戍卒”。这一段时间的“卒”可以理解为“义务兵”。
到了宋代以后，卒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中经常和犯罪贩子打交道的“排头兵”，清朝时更是直接脱离了军队的编制，成为了地方政府编制下的地方性治安部门，吃喝用度也是靠地方上的老爷们从“私库”拨付。
所以从体制上看，那些胸口有“卒”字的人可以看作是地方的“辅警”，或者法警、狱警，而并非军队。
勇，这个字其实是从“甬”字发展出来的延伸字，主要是突出了“人甬”下面的“力量”，有了力量就无所畏惧、行为上果断坚毅被称为“勇敢”，浑身健硕充满力量则被称为“勇武”。
然而到了清朝中后期，这个“勇”就有些“变了味道”。因为八旗子弟已经习惯了吃“铁杆庄稼”，基本上大部分已经丧失了作为一名合格士兵的基本素质，再加上朝廷无能、官员贪腐，所以在面对各地纷纷揭竿而起的反抗势力时作用甚微。这时候地方性民间武装“乡勇”，就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乡勇”就是由个人组织的地方性、临时性的武装力量，这些人并没有国家甚至地方衙门的财政扶持，基本上就靠牵头人的个人财产支撑，所以这些拎着脑袋玩命的乡勇，干的是给那些兵卒“擦屁股”的活，却拿着与兵卒有着天壤之别的饷银。
需要用人打仗的时候，这些平时扛着锄头镰刀的百姓就会穿上“勇”字服装，经过简单的操练之后便被拉上战场，等那些“兵老爷”逃过去之后冲上去替他们挡住后面潮水一样的追兵。
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中，那些跟随他参军入伍的乡亲们，其实本质上就是“乡勇”，即使知道自己的前方将会是千军万马，为了给自己“正名”，为了搏一个前程，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曾国藩、李鸿章所组建的湘军、淮军，就是在面对太平天国以及捻军等反抗力量时成立的乡勇队伍，虽然挽救了几近倾覆的清廷，但是当风险过去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带头人得到了朝廷的封赏，但这些乡勇却只能带着一身的伤病被裁撤回家，重新成为了“乡民”。
可以说，乡勇是清朝武装体系中“最低级”“最不正规”，“最不受重视”的武装力量，同样也是作战最勇猛的力量，却也是最可悲的一群人。不仅为他们的命运可悲，更为他们所出生的那个不公平的社会可悲。
参考资料
《绿营兵研究述评》学术探索2010年01期
《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汤浩
《漫谈历史上的兵役制度》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