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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
作者 | 谢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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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的大起大落，历史上屡见不鲜。遇到这种情况，一是忧郁而死，一是寻求精神解脱。而精神解脱的方法，往往求助于佛经教义，希图藉此使自己心灵趋于平静，精神肉体得以解脱。
自宋代以来，一些著名的官员、文人，无不与禅宗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瓜葛，如苏东坡、黄庭坚、柳宗元等均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他们被佛界你为“居士”，虽信佛，但有家；虽有家，但皈依佛法。翁同龢显然属于黄、苏、柳这类情况。革职编管后，筑瓶庐于虞山西麓，“老去襟怀渐近禅，岩扉寂静谢尘缘”。自号“松禅”、“瓶庐居士”、“松禅老人”。日读《法华经》数页，月读《法华经》一遍，“以静吾心”，过着似僧非僧的生活。
晚清禅学的特点之一，即禅学日益大众化，士大夫的文字大多带禅的意味，翁同龢晚年日夕诵读《法华经》，说到底就是要将经义中的有关内容改造成供自己受用的思想养料，造就一种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出处穷通，行藏用舍。具体地说，就是要摆脱当时难堪的处境，从残酷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一叶宁静。
佛的本意就是觉悟的意思。“佛法至要，本乎明心，“佛法是觉悟人法，是要一切众生觉悟自己的本心(即佛心)，领悟到心即佛、众生即佛的本来面目。士大夫参禅必须先要有话题，由有话语、话题，进到无的境界。自宋代以来，僧徒乃呈士大夫参禅的办法大致有文字禅、看话禅和默照禅。所谓文字禅，就是借助文字的形式来体现禅门旨趣、见解、禅意等禅修方式，乃至禅宗历史等内容，主要采用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门偈颂、文艺诗歌等形式来表达。这种禅修法又叫“绕路说禅“，不点破，意会面已。所谓看话禅，用宋代高僧径山宗杲的话来解释，就是叫人单看话头，发起猜疑、日用间舍等一切伎俩，直到“参透”言相而消解言相意路，回到无言相的前语言、前意识状态，境界豁然开朗面破疑、怡人。看话禅的具体作法，就是聚精会神地参究一段语句或字的任何含义，将所参的语句或字仅仅当作克服“妄念”和“杂念”通向“无念”或“无心”的解脱境界的一种手法。所谓默照禅，就是主张用神秘的“默”或“照”知道真相。类似于今天的心理学，以其无所建立，无所着意的“默”和“照”来敲开“本来面目”的神秘大门。
从目前所见到的翁同稣资料来看，特别是他的诗歌中虽偶然见有禅门偈语，但总的来说，翁同解在佛经教义方面并无文字禅方面的内容，他对禅宗经义本身既无发明，也无阐释。他的参禅修法主要集中在看话禅和默照裨，其中又主要是看话禅。晚年诸多回忆文字，率多缘于看话禅，但参禅的话头并不多，而所参程度极为有限，他说“老来襟怀渐近禅”，这是自我标榜，其实根本未进。他读经参禅其根本目的还是“经为己用”，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这种看话禅的参法，严格地说，必须要有充分心理条件和文字修养工夫，方能力大功深。首先要有参话头，“以话头破万疑，开真心地”，按照禅门大德虚云法师的话说，就是要“明悟自心，澈见本性”.即“明心见性”，一话头摄万法，方能砭疑成悟。所参话头只是一把切断熟悉的“刀”，以此“一“扫荡一切烦恼，使心灵空静，话头要放在日常生活中参，于行立坐卧，刻刻留意。
参话头的首要条件是“静心”，放下颠倒心、分别心、心厌心等，“但将妄想颠倒心、思量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知见解会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只就按下处看个话头”，也就是将能思之心放下，此时之心虚空无有一物，话头始现，久久得虚静之用。其次，要有个人手处，即“须自有个明白处始得，若非明白处，唤然造次参学，则无究了之旨”从这两个条件来看，翁同部并不具备，或者说，根本未按禅门参禅的路子去做。
他始终未能“静心”，去找话头。在他晚年的日记和有关文字里，始终留念在朝的风光岁月，丝毫没有对自己廷对时，向光绪帝“大声发声”的反省和忏悔；没有对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同僚动辄“大声训斥“或“拂袖而去”的作风表示丝毫歉意：没有对自己施政中“先入为主”的专断、对国家造成失误表示任何自责；他不停地改自己的日记，凡是于己不利的文字和人事加以删改，更多的是为自己往昔的言行进行辩护，甚至诿过于政敌。始终认为自己过去在朝尽瘁王事，并无大错。对于未来，一直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1899年，他的政敌、军机大臣刚毅奉旨巡视江南，翁同龢竟然忧谗畏讥，头戴小帽，身坐蓝布小轿，前往苏州与刚毅“会面”，门生斥其此举“极不得体”。诸如此类还有。足见其常情未断，名利之心缠绵不去，并未真正去话头，“明心见性”。
看话头的第三个条件是耐心。静心参修是一个漫长的身心俱进的过程，急切不得，这点在翁同龢身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他越是急切地想摆脱面前的烦恼，就越是摆不脱。始终未能做到心无挂碍、身心平和地去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当然现实的震荡也让他难以静心，他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与幻想之中，常常夜间“闻霹雳声”，梦魔缠绕，惊惧而醒，惟恐遭遇到不测，特地在瓶庐门边凿井一口，“随时作自裁之用”。
1904年慈禧太后颁谕“赦免”戊戌案内人员，又引起他的幻想：“微臣若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伏谒君门，”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帝、后仍余恨未消，根本不会宽赦他。如不是宣统改元，他与两江总督端方的一段惜缘，奕劻、那桐、盛宣怀等人从中帮忙，江南官绅人士的大力呼吁、奔走努力，他根本不可能顺利地开复处分。
所谓默照法，就是静坐守寂的方法。“默“是空心工夫，是定功；“照”是见性体空的过程。默、照一体无二，默与照依存，默处即照，照功即默。静坐守寂的“默”与观照空相的“照”“虽空而妙，虽虚而灵，虽静而神，虽默而照。”它不需要参禅者抛弃世俗生活，“茶里、饭里，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娶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了私门婚嫁处，都不受影响”，它不要求参禅者“咬菜根，苦行志”那样去枯坐。禅宗主张不要著于言默相，认为“默若有相，仍是奚缚”，若做到“言若离相”，方能“处处解脱”。
翁同龢时有“默念此生”的事，但纵观他的“默”“照”参禅功夫很浅，或者说，近乎没有，始终是“默照分离”，“言默皆背”，默里有相，“背觉含尘”，未能达到清净解脱的地步。
翁同龢参禅修法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自谴”和有形的“避祸”，未能入参到“无我”的虚空及“返朴归真”的地步，还与其“境界”有关。这里的所谓“境界包括外境界和内境界。外境界指身外环境而产生之心理现象；内境界是指自己内心的思想，诸如回忆、猜测、推敲、思考等。在这方面，外境界始终处于未变的状态：一方面是政治环境对他越来越不利，继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之后，接着是“废立事件”，又接着是义和团运动发生，袁昶等“五大臣”被杀，八国联军侵华、帝、后西逃、辛丑议和……这些虽与他无直接关系，但均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戊戌变法有着某种联系，与其有关联，不少臣僚仍在追究他在职时的责任，使他深感恐惧：另一方面，由于他立朝四十余年，又久典闹班，多次主持乡会试，故门生弟子遍布朝内外，其中有不少人为他“辩解”，对他表示“同情”，甚至为他鸣冤叫屈，这就助长和增添了他的侥幸心理。当然，他的家族也抱有受屈的心态，翁同龢出殡之日，翁氏后人以“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两牌开路，补告上写满了翁氏生前担任的各种大小官职和太后、皇帝的各种赏赐，最能表达翁氏家族对朝廷的不满。他们当然不会去改变他的心态，帮助他参禅入悟：外环境的这两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他的内境界，使他内境界的入参始终无法顺利地进行，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思想过滤、反思不能深刻，始终无法让自己的精伸引向解脱层面，只能使自已沉陷于惶恐、忧愁、侥幸、幻想的复杂交叉的心理状态。
翁同龢参禅无果还同他背负“世宦之家”出身这一沉重包袱有关。常熟翁氏本来出身寒微，翁咸封以上数代连，“饮饮不继”，一日三餐都很困难，只是后来中举才逐步改变命运。翁咸封以后，从翁心存到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再到翁曾源、翁曾桂、翁曾翰、翁斌孙等，不是父子同朝，同为帝师，就是兄弟同为督抚；不是叔侄连魁，状元及第，就是祖孙同时入闱，衡文拔士，如此显赫家族，当时实属罕见。“臣世受国恩”，家族显赫的声势，个人的功名地位，世代为官带来的巨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