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一对恩爱的革命夫妻，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50年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的原因。
周恩来和邓颖超
在人们的印象中，邓颖超总是站在周恩来身后支持丈夫的工作，任劳任怨。但实际上，邓颖超有一肚子委屈，只是没有机会说出来。
直到1982年，周恩来的胞弟到中南海看望她，她才将委屈说了出来。
因为周恩来，邓颖超错过了许多机会
邓颖超是一位志向远大的独立女性，如果不是周恩来“遮挡”，她或许也能成为新中国一朵美丽的红花。
邓颖超年轻时期
她出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从小被母亲一手抚养长大。1910年，她与母亲背井离乡到天津谋生，从此，开启了传奇的一生。
邓颖超的母亲是那个时代少有能够独立的女性，作为鲜有的女大夫，在天津开了一家医馆治病救人。
受到母亲的影响，邓颖超也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坚韧性格。长大后，她被母亲送到女子学校接受文化，并接触到了先进思想。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时，她与同校师生共同上街游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颖超年轻时期
此时，邓颖超的女性独立意识已经觉醒，在之后的革命道路中，她朝着解放妇女的方向越挫越勇。到1925年的时候，她已然成为了女界的传奇人物。
在战争年代的邓颖超，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花，散发着奇异的光彩，让许多人都对其钦佩不已。但在战争结束后，邓颖超这朵花的光彩就少了许多，这都源于周恩来的“遮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党中央迅速组建人民政府，正是缺少人才干部的时候，有人就提议安排邓银超一个部长职位。因为按照邓颖超的能力，当部长也绰绰有余。
邓颖超
但周恩来谁都安排了岗位，单单没有安排邓颖超，有人为邓颖超打抱不平，周恩来却说：“如果让小超当部长，那么她发出的文件、指令就会让别人误以为是我的意思叫人家不好办，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之后，周恩来担心邓颖超会有情绪，又去做她的工作，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尽管满腹委屈，但也接受了安排。
邓颖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及军队各级领导人分配了工资，邓颖超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应该拿行政四级工资，但邓颖超决定只拿五级工资。
不久，周恩来找到邓颖超，说：“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邓颖超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说罢提笔又向中央写了申请，把工资降到了六级。”
邓颖超
从建国开始，周恩来从没有安排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但按照邓颖超的能力，她进入中央工作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因此在1974年的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主席就有意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为此，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道命令，让周恩来回京后带给邓颖超。
然而周恩来在回京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还将手令放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中。
周恩来
虽然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妻子，但他们之间有约定，邓颖超是绝对不会进入周恩来的办公室的，也因此一直不知道此事。
直到周恩来去世，邓颖超在收拾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封信，当询问邓小平时，邓小平告诉她：“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叔嫂相见，邓颖超诉说委屈
对于周恩来特意“遮挡”自己这件事，邓颖超从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一句，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她心里其实也藏着许多委屈。
邓颖超
晚年的邓颖超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散发着最后一点光和热。这个时候的国家已经趋于平静，很多许多年不见的亲朋好友也都来拜访，其中就有周恩来的胞弟周同宇。
周同宇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还主动将侄儿侄女们接到身边接受教育。
1982年，周同宇带着妻子王士琴和儿女们到北京看望大嫂邓颖超。一大早，邓颖超就开始准备迎接客人的到来，当看到周同宇夫妇俩进门，高兴地迎上前招呼道：“同宇，你好！”
周同宇与妻子
“姐姐！”周同宇两手紧紧地握住邓颖超的手，泪如泉涌，声音也有些发颤地说道：“我听说姐姐生病，做了手术，不放心，早想看看姐姐。”
多年不见周同宇，邓颖超也非常激动，连忙请他们进屋说话。
邓颖超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说到这里，周同宇便打开了话匣子，将这些年受的委屈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邓颖超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自己弟弟的工作就作出了特别交代。周恩来多次交代，要尽量将弟弟的工作安排得低一些，工资也尽量低。
后来，周同宇因为参加了一次普通的聚会，被人拿出来大做文章，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逮捕了亲弟弟。但实际上，这是周同宇的间接保护。
周恩来非常严格地要求亲属，当周同宇因病不能正常上班时，周恩来直接叫他提前退休，还说：“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工资不上班呢？”
周恩来
得知周恩来的决定后，周同宇非常难以接受，因为退休就意味着不仅工资没有了调整的机会，而且要取消许多在职时的待遇。但周恩来心意已决，监督着让弟弟办理了退休手续。
在很多时候，周同宇都不能理解周恩来的苦心，这一次来探望邓颖超，道尽了这些年的委屈。
听到这里，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周同宇说：“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
邓颖超
没能周同宇说，邓颖超又接着说：“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的妻子，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
提到周恩来瞒着自己压下了毛主席的最高指令，邓颖超告诉他们，不要看她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委员，如果周恩来在，一定不会让她担任。
邓颖超这次诉说委屈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在场的侄女周秉德听后，感觉很是难受，没想到七妈也曾受过这么多委屈。
周恩来和邓颖超
身为周恩来的亲属，身上多多少少总会被赋予名人后代的光环。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才更加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明白，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他带来的特殊照顾。
而邓颖超虽然满腹委屈，却一直认为周恩来“遮挡”自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曾经在1960年，邓颖超就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还说，“我们全党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
或许正是邓颖超的这种新型“夫唱妇随”，才能保持五十年的夫妻感情和谐。
1992年，邓颖超去世，按照她的遗嘱，工作人员将她的骨灰撒到了天津上空，因为这里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地方。或许在另一个世界，她与周恩来又将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