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私募在2010年4月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后开始进入视野。2015年，中金所相继推出上证5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量化基金开始加速发展。
私募量化基金规模和交易，是伴随我国融资融券、转融通开闸、股指期货期权不断扩张发展起来的。同时，量化交易借助券商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与股指期货期权之间形成交易套利巨大空间。这种追利天性推动量化私募开始加紧扩张。
量化交易，绝不是人与机器的博弈那么简单
第一，我国量化私募的形成以及规模
2021年上半年，国内量化类证券私募基金行业资产规模迈入“万亿”关口，占到同期证券私募4.87万亿元总规模的21%。
截至2023年末，全市场量化基金规模约1.92万亿元。公募量化基金整体规模3169亿元，在权益型公募中占比约5.0%；私募量化基金规模约1.63万亿元，在私募行业占比约29%。
据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自2021年11月以来，百亿级私募数量始终维持在100家以上，最高时接近120家。
截至2024年2月21日，国内百亿管理规模私募共计98家，其中主观私募51家，量化私募32家，“主观+量化”策略并行的百亿私募15家。相较于2023年底的104家，总数减少6家。
成立10年以上的老牌百亿量化私募是上海鸣石、金锝资产、艾方资产、九坤投资等4家。半数以上成立于2014至2015年。目前的六大量化基金分别为明汯、幻方、九坤、灵均、诚奇和衍复，管理规模均超过500亿元。
在公司核心策略选择方面，23家为股票策略，4家多资产策略，3家期货及衍生品策略。
2007年，招商量化先锋基金成立，标志着国内首家量化投资基金正式起步。
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为国内量化投资提供了对冲工具。原本在美国华尔街投行基金公司从事量化方面的部分中国人士回国创业。目标自然是针对指数期货开闸从事我国境内的量化交易。至今把2010年确认为中国量化元年。代表人物包括金锝资产的任思泓、九坤投资的王琛、锐天投资的徐晓波、明汯投资的裘慧明、因诺资产的徐书楠等人。
2013年6月，新《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施，私募不用再借助券商通道，允许备案、开户，可以发自主产品。
2014至2015年，幻方、明汯、九坤、灵均四大量化成立，每家资管规模均超600亿元。
中国股市量化私募发展
2015年4月，中金所相继推出上证5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中证500指数作为小市值股票的代表，等于为量化扩张增添了底气。
但是，2015年下半年，股市从5178点暴跌。股指期货被指责为元凶，随即受限。同时，证监会对量化投资进行规范和监管，发布《证券投资基金量化投资管理办法》，明确了量化投资机构的准入标准、投资范围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要求。随之量化私募连续三年整体规模下降。
2017年，我国量化投资开始借助全球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并广泛应用，成为其改进优化投资策略，提高投资效率的手段。2020年开始，人才和算力比拼成为量化私募博弈的核心。
2018年的熊市，让量化成交急剧萎缩，高频策略遭遇瓶颈。2019年和2020年，指数走强，股指期货松绑，量化指数增强策略增速，量化私募规模呈现倍数增长。
2021年的牛市，促进量化整体快速发展，市场行情转向小盘股。多头主观败下阵来，量化呈现超额收益。行业规模翻倍。明汯投资、幻方投资管理规模一度达到千亿水平。
因为算力竞争，头部量化幻方量化与锐天投资在2023年2月对簿公堂。原因是锐天投资的策略人员带团队入职幻方。其实打官司并非因为出走的个人有多关键，而是他广泛接触公司量化投资的核心商业秘密——量化交易策略代码。锐天投资指控对方涉嫌商业秘密侵害和不正当竞争。
第二，量化交易负面效应不断扩大
量化投资就是以数据模型为核心，以程序化交易为手段，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的投资方法。广义而言，程序化交易就是量化投资。其神乎其神的所谓7大指标：收益、风险、回撤控制、择时、收益稳定性、跟踪误差、选证能力等。实际这就是任何一家投资机构的必修课。以算力为核心，自然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价格发现功能。
对量化私募的最大吸引力来自融资融券转融通带来的一系列优势。归纳为券源带来的规模优势、T+0回转交易优势和股指期货期权带来的交易时空错配优势和对冲优势。这也是放大量化交易对市场反复捣糨糊的关键所在。
针对程序化和量化交易弊端的不断显露，2023年9月1日，证监会指导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制定发布股票市场程序化交易报告的程序化交易的各项管理制度，自2023年10月9日起施行。实际重点内容就一条：程序化交易投资者最高申报速率达到每秒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的，交易所可以视情况采取调整异常交易认定标准、增加程序化交易报告内容等措施。
有量化私募表示，最高申报速率或单日最高申报笔数的监管阈值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按照测算，量化产品需要达到年换手率至少150倍才会进入监控，但市场上目前主流产品都维持在100倍以下。如此看来，所谓的监管等于是变相的鼓励。
这是一个小目标
因为，国内主流量化私募多以统计套利为核心策略，预测周期从日内到一周不等，超过10个交易日的很少见。目前绝大部分量化私募的主流产品，换手率一般在50-100倍。当然，有极小规模的小众策略换手200倍以上。大多股票量化策略的年换手率约为100倍，大致5天左右的平均持仓周期。
借助于程序化的高频交易，自然会导致个股波动加大，市场轮动节奏加快。量化交易存在的助涨杀跌效应不断显现。而量化私募高频T+0回转交易，就是典型的为实现高抛低吸锁定利润目的，刻意挑起市场剧烈波动，凭借交易制度错配而收割散户财富的核心手段。
2013年8月16日的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
最早为量化交易违法担责的是光大证券“8·16乌龙指事件”。 2013年8月16日上午11点05分，上证指数猛然暴涨5.63%，权重股多达59只触及涨停。结果是光大证券当天中午13：00停牌，下午14：22分发布公告。经查明，光大证券在进行ETF套利交易时，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因程序出错，以多达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分股，实际成交72.7亿元。为实现对冲风险，光大证券未经披露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证监会在同年11月认定其相关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做出罚没5.23亿元的处罚，对杨剑波在内的四名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警告、处以60万元罚款，并采取终身证券、期货市场禁入措施。
今年两起量化违法违规事件等于告知了量化攫取财富的密码。
沪深两大交易所对私募巨头宁波灵均予以处罚。证实2月20日量化私募巨头宁波灵均的异常交易行为，就是充分利用散户没有还手之力的T+0便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开盘一分钟抛出25亿筹码，两市指数整体下跌接近1%。如果有十家类似机构，大盘是不是当天再次重演千股跌停的惨案？
2月2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对上海维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实控人实施纪律处分。查明维万公司管理的3个产品账户、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2个自然人账户，未按规定申报实际控制关系。在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期间，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采用高频交易方式，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情节严重，构成“利用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超限交易”的违规行为。
这自然引起对2023年8月28日指数诡异走势的反思。
2023年8月28日印花税减免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走势
8月2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2023年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但是，市场走势令人大跌眼镜。8月28日开盘成为最高点位，几乎所有的股票留下光头光脚的阴线。而机构尤其是头部券商和量化私募极力狡辩非其所为，面对被公开的巨量空单和指数飞流直下的事实，不是量化交易和股指期货对冲所为，还会有谁？这和两大交易所本次处罚的情形几乎一致。
因为制度的设定等同于放任监管。我们限定了每秒进行300笔、每天进行2万笔交易，看似进行监管，但自己反问自己，这符合我们竭尽全力说服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信念吗？明知市场资金抽血过量，做多难做空易，且做空照样盈利，量化必然成为加重市场空头的力量。特别是大量新股破发，高开低走成为事实，期望依靠程序选择操作动机的量化做多，无异于自欺欺人。说的更加透彻，那就是量化不制造市场波动怎么割韭菜？T+0回转交易的利润向谁索取？
量化高频交易惹下的事端不在少数。只是长期以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任其野蛮生长而已。在证监会新的班子强化监管形势下，量化高频的弊端终于“纸包不住火”罢了。
第三，量化制造天量交易，并未换得理想回报
自2014年12月5日历史首次沪深两市成交额破万亿开始，A股市场破万亿成为常态。尤其2021年7月21日至9月29日，沪深两市连续49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创下历史之最， 10月22日至12月24日，再次连续46个交易日成交破万。2021年，沪深两市全年成交257.21万亿元，日均成交1.06万亿元，超过2015年阶段牛市的253.3万亿元；成交量149次破万亿，远超2015年的114次，同时刷新历史记录。
动辄超过万亿的成交量，最大贡献者绝对是私募量化基金。举例说，指数增强型量化私募，仅中证500增强目前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按照平均100倍的年换手率，每天就可贡献3000亿以上的成交额。
以成交量捣糨糊，并没有让指数走出牛市行情。2021年连续49个交易日超过1万亿元的区间，上证指数仅仅上涨2%，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双双下跌超过4%。
2019年，股票市场量化资金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成交额
2019年9月16日，新华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当时国内股票市场的量化资金预计在1800亿元至3600亿元之间，其中日间量价的规模大概在1200-2400亿元，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日内回转交易次之，规模在500亿-1000亿元之间，事件驱动和基本面量化则均在百亿元以下。
2021年9月，华西证券测算，巨量资金交易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受到结构牛市引进，包括北上资金（外资），约占20％；场内机构资金调仓，约占30％；量化交易约占50％。估算高频量化交易每天能够贡献4000亿成交额。
2023年8月，申万宏源在《中国证券》发文指出，研究数据显示，量化类策略为市场贡献了约30%的成交量，如果将程序化交易与算法交易纳入统计，成交量占比可能在50%以上。
而公募私募基金在2022年交出来的将近3万亿巨额亏损以事实证明来回翻滚折腾并不能够带来想象之中的收益。
2023年度基金半年报数据显示，有16只基金持股数量超过600只，其中多数为量化策略基金，国金基金旗下2只量化策略基金持股数量甚至超过了1700只，不少为业绩亏损的“问题股”，这显然与基金积极引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功能的理念完全相悖。
2023年公募基金年报显示，公募基金整体亏损-4347.74亿元。其中7791只混合型基金利润为-5725.2亿元。好在还有5427只债券基金实现2380.81亿元利润作为遮羞布掩人耳目。
第四，量化交易、融资融券、转融通、股指期货期权共同形成做空市场负面叠加效应
量化交易之所以被贴上“砸盘元凶”、“助涨杀跌”、“割韭菜”等标签，成为众矢之的，深陷舆论漩涡，关键在于无所不用其极的高抛低吸带来天量成交指数原地踏步的结果。原因不言自明，量化专注于数据、模型、代码，借助资金实力，不仅对市场敏感性相对较差，甚至不屑一顾。当市场风格突变，岂能及时作出防范。
我们承认，在美国，不仅是量化投资机构，几乎90%以上的机构投资者都会采用“程序化交易”的工具，包括富达基金、先锋集团等知名大型机构。但是，必须明确，不要忘记美国市场绝大部分交易是由做市商、被委托的经纪商来完成的。我们照搬与南橘北枳无异。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股市六次“熔断”，被认定大量量化交易盘触发卖出指令，基金为保证流动性即可执行，其虹吸效应随即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量化私募的码农每张办公桌均摆放四块硕大电脑屏幕
量化交易不仅拥有信息优势、融券优势、T+0回转交易优势、大规模操纵个股优势，而典型的凭借交易制度错配，收割散户财富自然成为必选核心手段。
第五，量化交易本质与法律条款形成抵触
我们引进量化交易以增强流动性的初衷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愈加蜕变成为违背三公原则，滥用制度套利，收割中小散户，扭曲股市生态的沉疴顽疾。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拥有交易机制特权的机构垄断着转融通、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量化T+0回转交易。如果不进行有效地监管，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期权市场都有可能在高频量化交易中彻底失真。
《证券法》第55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其中规定，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而《证券法》和《期货和衍生品法》明确规定中“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的交易行为都被明令禁止。量化交易岂能特殊对待？
最权威的法律针对量化交易界定如此清楚，绝不可继续视而不见。
我们更加期待那些对中国股市拥有话语权份量的所谓专家真正站在最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一边，绝不可大白天说胡话。
因为，现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是：谈起中国证券市场为何要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品，专家们给出的理由很充足：因为国外的成熟市场都有股指期货期权、融资融券、转融通、注册制，我们怎么能甘居人后，必须有而且要超越他们；谈起市场极为关切的恢复T+0，废除涨跌停板交易机制，虽然理由无异于自我打脸，但还是信誓旦旦表示，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很不成熟。T+0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绝对不能恢复，涨跌停板绝不能取消，投机之风将会盛行。
好在今年3月份，证监会表态，近年来一直非常重视量化交易的监管工作，推动把程序化交易纳入《证券法》规制范围，建立头部量化机构的数据采集机制，加强量化交易监测分析等。监管需要使用数字化手段、大数据，甚至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来监督交易数据，实时分析交易数据，由此发现异常的交易行为。
中国经济指南针
我们热诚期待，让水土不服的量化交易彻底淡出中国股市。
因为当下的中国股市，既不需要量化基金折腾做量，更要严防量化交易恶意做空。观察全球证券市场连续十多年连创历史最高记录的滚滚热潮，我们只需要集思广益，聚精会神，为中国经济赢得巨大扩展空间，为两亿多投资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财富增值效应，为中国股市迎来久违了的牛市行情。这才是我们奋斗的唯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