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随着语音交流、高速数据的高速增长，在原有2G网络的基础上建设3G网络，从而给用户提供更大的语音容量和更高的数据带宽，成为了世界通信企业的共识。
未来可期，于是在2003年出现了“超人”李嘉诚豪赌3G，而且他赌得很大，投入了所有资产的30%资金收购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3G牌照。华尔街对此的评估是“李嘉诚这是在同全世界赌，一旦胜出，他掌控的和记黄埔将与比尔·盖茨的微软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相提并论”。
5年后的2007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在3G业务上的亏损达到创纪录的200亿美元，震惊全球。此刻李嘉诚已经向3G业务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但连盈利的尾气都看不到。
其实不仅李嘉诚，整个世界都对3G是一片悲观，所有涉足3G的公司更是悲风愁雨，赔得一塌糊涂，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北方电信、摩托罗拉等公司纷纷退出3G，宣布“不和日本玩了，那小子就是挖坑的”。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00年，这是一个至今对全球电讯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元年。这一年世界电讯联盟正式向世界公布3G标准，同样是这一年，日本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商用3G网络。
3G相对于之前的通讯技术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差异可见下表数据，2G传输速率不会超过100KB每秒，3G则可以达到几个MB级别。
如果数据太枯燥，这样和你解释。2010年以前，那个当时让人感觉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现在还是不是“不想走”就不知道了，本地人最习惯的事是睡到自然醒后出门买一份《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去茶馆边喝茶边看报，报纸看完了就开始呼朋唤友，“万里长城永不倒”。
后来呢？再也没人买报纸了，因为2G之前的手机真的只能叫手机，无法看报看视频，3G以后才能叫智能机。当时用3G看视频先要缓冲，速度和画质不够。
2006年，中国电讯行业关于是否“上马”3G发生了强烈的争论，北邮教授阚凯力极力反对：“中国上3G绝对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国际上凡是做3G的全部赔得一塌糊涂，看看北电、摩托罗拉等公司的下场吧。”
阚凯力看衰电信行业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电话的兴起。网络电话就是现在的语音通讯和微信视频、ZOOM、QQ会议、钉钉视频之类，便宜又好用，消耗流量罢了。
成本是商业行为考量的，不是科技基准，如果按商业行为的考量，几乎所有军工都该“下马”，但军工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再贵也得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除了能不断播放《东方红》的歌曲，其他什么用都没有，但它是实力和科技的体现，是未来可惜的验证，不能只看眼前。
科技第一，成本第二。
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电讯行业中国要想追赶西方国家，必须兵行险着，就像当年三星用反周期投资击败德国和日本半导体公司，登顶王座一般。最终，我国通信部门力排众议，强行上马3G，引得国内所谓的专家学者些骂声一片，因为这个时候华为还未出现。
其实华为不是没出现，而是没人相信。那时欧洲的竞争对手阿尔卡特、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这些巨头犹如欧洲上空的一道巨大阴影，乌云之下的华为喘不上气。国内除了这些还有国资委的三座大山——大唐、巨龙、中兴，让华为无比的绝望。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先跑到国外去“城市包围农村”的原因，那边敌人少。
那时没有人看好华为，业界认为华为进军欧洲，就像山本五十六攻击珍珠港一样，必将自取灭亡。”华为在国外开门营业，惨得无法形容，不仅是门可罗雀，而且被欧洲人当作是一家骗子公司，不给华为半点机会。
2003年，荷兰有一家叫Telfort的小运营商。生为燕雀却有鸿鹄之志，它拿出全部身家购买了一张3G牌照，准备搏命了。但在建网时遇到了一个一筹莫展的难题——3G基站尺寸硕大，原有机房空间太小，摆不下第二台机柜。
那时的3G机柜尺寸和一台冰箱差不多，机柜加电源设备的外形尺寸760x450x1900cm，满配重量为500kg。可惜的是容量大却性能有限，一个基站只能支持五百名用户，一个万人社区就需要20台基站，而且还必须放在室内，需要四季如春的温度。
这意味着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基站的分布将越来越密集，因为那些地方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寻找合适的机房是越来越困难。这意味着布置基站，不仅要承担基站的购置费用，还要承担高昂房价.
对了，还有离谱的实施费。传统基站的重量高达500公斤，运输需要卡车，安装需要起重机。在荷兰，起重机4个小时的台班费高达1500欧元，那可是2000年，现在还得翻一番。人力成本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一个欧洲员工一天的综合成本至少在500欧元以上。这谁受得了。
基于这些原因，本身就财不大气不粗得Telfort迫切希望能有一种既节省机房空间又能实现快速部署的全新解决方案。
Telfort找到诺基亚和爱立信：“能不能给我们开发一种小型机柜？”诺娃和爱娃说：“你量小要求多，我们可没功夫给你开发，所以你一边凉快去。”
Telfort哭晕在厕所之际，华为在欧洲的拓展团队听说这件事后，特意上门拜访，说：“我们可以客户定制。”Telfort当时也不相信华为，不过走投无路，干脆死马当活马医。”
华为当时拿下这个订单，凭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没有解决方案。回去后，华为开始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想到了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分布式基站，把基站内部元器件独立打包，各成一块，体积只有DVD般大小。大部分经久耐操的部件拉根长线挂到室外，需要呵护的核心部分才保留在温室中。
8个月后，华为的分布式基站终于诞生了，与此同时Telfort破产被荷兰皇家电信收购了，荷兰皇家电信家大业大，不给华为一点机会，不就是多买几套房子吗，放在那里不仅是固定资产还保值。
当时华为在欧洲的销售代表李昌竹听到”黄了“的消息差点哭晕在厕所。李昌竹是手机“飞行模式”的发明人，当时他像孤魂野鬼一样，在欧洲飘荡了三年，才拿下这个项目。男儿有泪不轻谈，只是未到伤心处。拿下订单那天，李昌竹在电话中汇报时号啕大哭，以至于余承东当时心想：“此人神经是不是出问题了？该不该换人跟进。。
费尽千辛万苦才盘下的一个项目，说没就没了。荷兰皇家电信担心风险不给机会，那是因为风险不够大。
2006年，当时世界第一大运营商沃达丰在西班牙市场遇到当地龙头企业Telefonica的疯狂阻击，大打价格战，沃达丰强龙难压地头蛇，节节败退。常规打法拼不过，沃达丰心一横，想到了这几年华为到处宣传的分布式基站。沃达丰告诉华为：“你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被龙头老大沃达丰否决，欧洲不会有人相信华为，华为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华为毕其功于一役。沃达丰采用华为的分布式基站，不仅性能指标超过了Telefonica，而且成本大幅降低。安装成本、维护成本大大降低，仅选址上的成本降幅就达80%。
沃达丰凭借分布式基站建立的成本优势，在西班牙市场打得Telefonica满地找牙，华为也因此被欧洲客户熟知。对了，分布式基站的第一发明人，就是现华为消费者BG的CEO余承东。余承东因此一战开始崛起。
华为的分布式基站将移动网络时代虚掩的门一脚踹开，它将网络建设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全世界无线网络资费大幅下降，属于世界基站史上最重要的历史突破。
面对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全球的电信设备巨头，如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Q、北电、摩托罗拉、西门子纷纷低下头向华为学习，紧跟着杀进分布式基站市场。
看到这里你不必为华为感到不值，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Q、北电、摩托罗拉、西门子这些企业向华为学习是交了“学费”的。国外专利保护非常严格，华为早已注册了分布式基站的专利，光是授权就赚得盆满钵满。
华为在欧洲打出名堂后，将重心调整回中国。当时中国在世界通信发展上落后世界好几年了，但是中国绝对的人口基数，手机用户早已超过美国和日本人口总数，拥有无与伦比的后发优势。
随着中国政府的主导，中国在3G进入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