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林彪、罗荣桓带领东北民主联军对驻东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很快，南满重镇梅河口陷入了我军的重围之中。
在东北战场，梅河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它是沈阳、吉林、四平、梅河口、海龙、辑安铁路的交接点，有1万多人口，是沟通南满和北满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据点。我军初入东北时，梅河口曾是我军的要塞，是东北局驻扎的地点。被国民党军占领后，被列为五大战略据点之一。杜聿明曾给当地的国民党军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坚决死守，不准突围；要与阵地共存亡，并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
当然，口号话谁都会说。为了让梅河口的守军不敢逃跑和投降，杜聿明专门在此地布置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它便是滇军60军第184师。
当我军围困梅河口时，林彪果然不出杜聿明所料，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命令：“对此地之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其起义。”也就是说：“要坚决消灭184师，不许他们起义。”
我军的俘虏政策一向宽大，只要有意于投诚者，我们一般都会允许其起义。而这一次，林彪为何一反常态，不允许184师起义呢？
一、海城起义
184师是滇系军阀龙云的部队，从属于60军。同时也是60军军长曾泽生赖以起家的老部队。虽然是地方军，但是184师的战斗力却不容小觑。抗战期间，184师参与了台儿庄战役，面对日军王牌板垣、矶谷两大师团的轮番攻击，184师与强敌整整拼杀了20多日，阵亡旅长一人、团长5人、营连长百余人，连当时担任团长的潘朔端也身负重伤。
此战之中，184师以1000多人的伤亡，毙伤敌人3000多人，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战役。然而由于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的歧视，184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想利用日寇将这支“杂牌部队”消灭掉。在武汉会战中，蒋介石故意命令位于184师两翼的中央军向后撤退，致使184师出于突出部，遭到日军的三面合击。经过一番血战，184师好歹保留了编制。
虽然死里逃生，但是184师上下都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行为愤恨不已，也让潘朔端等滇军将领为之心寒。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命杜聿明耍弄诡计，将龙云赶下了台，并软禁于重庆。老首长的蒙难，让滇军上下皆愤愤不平。11月，蒋介石将包括184师在内的滇军整编为两个军六个师，将之调往东北战场，充当内战的炮灰。
1946年，184师被部署于在海城、鞍山、营口、大石桥及抚顺等地，师部设于海城。国民党东北“剿总”派了一批谍报组特务进入184师各团部，又公开派两名少将参军驻在师部，其一兼任海城县长，都带有秘密电台。因此184师的一举一动，都在蒋匪的监控之下。在184师背后，还有全副美式武装的中央军公开督阵。
对于184师所属的滇军，蒋介石简直就像是防贼一样。他所希望的，无法是让滇军与解放军互相消耗，达到渔翁得利的险恶目的。
1946年5月，东北解放军在中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毛泽东指示要将目标定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两个大中城市之上。前敌指挥、素有“旋风将军”之称的韩先楚将目标指向了中长线南端的海城。
韩先楚认为，敌人正在集中目标进攻北满，南满则非常空虚。具体到鞍山和海城，守军是滇军的184师，战斗力不如中央军。而且如今龙云已经被老蒋赶下台了，184师必然与老蒋离心离德。这种无形的因素，对我们很有价值。因此韩先楚决定，将此次战斗的目标指向海城。
在林彪的支持下，韩先楚带领2个师以及一个炮团的兵力，向海城杀了过来。
战斗打响后，潘朔端将三个团一字排开，分布在鞍山、海城和大石桥。韩先楚将计就计，他将辽东独立团留在大石桥，做出要进攻大石桥的样子，自己则率主力直扑鞍山。在我优势兵力的打击之下，滇军迅速崩溃，鞍山至此失守。随后，韩先楚又调转枪头，杀向了184师师部所在的海城。
在攻打海城之前，韩先楚首先审问了几个俘虏。从难懂的云南口音中，韩先楚听出个大概。俘虏们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回家，谁知道还要打仗，而且还是在东北打仗。后来听说龙主席被蒋介石抓了起来，大家都说蒋介石不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来消灭异己，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韩先楚虽然没读过书，但也明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的道理。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韩先楚决定在军事打击184师的同时，再对其进行政治攻势。随后韩先楚找了一个姓马的俘虏，此人是个营长。韩先楚写了一封劝降信，让马营长去海城交给潘朔端。
一开始，潘朔端确实准备顽抗到底，为此他已经枪毙了两个营长。当他收到劝降信，韩先楚也在同时发起了攻击。密集的炮弹不断在潘朔端前后左右爆炸，破城只是个时间问题。
潘朔端曾不断向杜聿明求援，但救兵却迟迟不到。潘朔端终于还是领悟到，老蒋这是故意将他们置于死地啊！既然老蒋不仁，我们为何还要为他送命呢？于是潘朔端决定接受韩先楚的劝降。
5月30日，潘朔端将我方代表请入了海城。随后潘朔端带领师部以及一个团共2700人宣布起义，放下武器。
随后韩先楚派人手持潘朔端亲笔信到达大石桥，劝驻守当地的184师551团发动起义。该团团长口头答应，却迟迟不投降。原来他已经接到杜聿明的命令，成为了代理师长。他企图拖延时间，等新一军来援。韩先楚识破了他的阴谋，于是在6月2日发动总攻，并将之全部歼灭。
海城起义，是国民党军第一次成建制的起义，大大震撼了东北的国军。对于184师，林彪对其是寄予厚望的。为了显示对他们的尊重，我方并没有直接将其编入人民解放军，而是将其编为“民主同盟军”，保留原编制，作为我军旗下的盟军而存在。其地位关内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类似。
然而可惜的是，我军对184师的改造，似乎并不成功。
二、失败的改造
南满军区对于184师的到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们每天都能吃大米，蔬菜供应也比我军各部队多一倍，穿的衣服以及日用品也作了特殊供应。相比之下，我军部队吃的是粗粝的高粱米，穿的是灰布破军衣，真是艰苦极了。
很显然，我军是想千金买骨，让更多国民党部队弃暗投明，归于人民军队麾下。然而这种优待非但没有感动一些国民党军官，反而让他们越发骄横起来。
由于184师起义部队包括该师的师部，因此军官特别多。2800人的队伍，连排以上的军官就有400多人。我军不仅不能撤换这些军官，而且我军的干部也不让派。如果要整编该部队，他们就大吵大嚷，说我军像杜聿明一样欺负这些非嫡系部队。
就这样，这帮反动军官被养在我们的根据地里，每天闲来无事，军官们就聚在一起赌钱，暗中抽大烟，甚至还要嫖妓。对于这些无可救药的渣滓的贪欲，我军自然不可能满足。因此这些家伙又开始说怪话：“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
很显然，184师的起义是被我军包围之下无奈的选择，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依然保持着反动的立场，因此过来后处处与我们作对。当时他们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组织群众进行欢迎。当时这些反动军官却说：“这是拿我们当展览品呢！”
在白天，反动军官们假装进步，装模作样地学习马列原理；到了晚上，就偷听国民党的广播，掌握国军的动向。
到了1946年10月，国民党开始向南满大举进攻，我军被迫放弃通化，向临江方向转移。184师的反动军官认为时机已到，共产党已大势已去，于是就密谋叛变，拉起队伍再回到国民党那里去。
杨朝伦是184师的副师长，平时沉默寡言，骗取了我方的信任。但在背地里，却暗中和其他人商量叛变。他们劝说潘朔端将军遭到拒绝后，决定自己行动。
10月30日，我军放弃了通化，命184师从石人矿车站乘火车撤离。到了夜间十一点多，大家都昏昏入睡了。这时车外突然吹响了经济集合号的声音，正当大家感到纳闷之时，184师的官兵们乱哄哄地冲下了火车。
政治部主任李毅立即意识到，184师叛变了。虽然想要阻止，但却为时已晚。杨朝伦、550团团长张文尉、552团团长杨家兴带领1000多人叛逃而去。就这样，原本2800多人的184师逃了一半。无奈之下，辽宁军区只好收拢没有跟随叛变的人员，将之输送到了北满根据地，并整编并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184师的叛变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我军充分地意识到。人心的向背不仅和理念、政策有关，同时也与战场的胜负密切相连。在我军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改造国民党部队，即使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他们也不会领情。这种单纯的笼络方式，并不能让国民党部队心悦诚服。因此我军必须要强大起来，在战场上狠狠地打痛对手，彻底灭掉他们的威风，叫他们看到我军就胆战心惊。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改造。这就是先礼后兵。
对于184师这种起义而复叛的部队，必须给予严惩。
三、林彪：不准184师再起义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林彪、聂荣臻的领导之下，东北民主联军越战越强，并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夏季攻势。
1947年5月，我军兵临梅河口，迎头撞上了老对手——184师。
184师叛逃之后，萧华派部队进行了追击，仅追回百余人。其余的部队则为国民党军所收容，并且依此重建了184师的建制。
杜聿明认为梅河口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死守，因此决定派出一支绝不可能后退的部队，而这支部队就是184师。在他看来，184师已经投降过一次，如今不可能再度投降，毕竟共产党不会对叛徒手下留情。
事实上，杜聿明预估地很准，林彪确实不准备放过184师。在战前，林彪特意指示南满部队：“对184师，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
林彪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坚决消灭184师，不让其故伎重演。而东北民主联军上下也憋着一股劲，一定要狠狠地惩罚这个反复无常的二五仔。而这次战斗的指挥，依然是四纵副司令韩先楚。
184师官兵自知解放军绝对饶不了他们，因此他们在梅河口布置了相当坚固的防线，城市四周布满了地堡、交通壕和其他障碍物，显得易守难攻。
根据侦查的情况，韩先楚决定以10师的两个主力团在军区两个炮兵团的指挥下，先夺取城西的两个小高地，然后再进攻铁路工厂敌军核心阵地。
在炮火掩护下，10师的28团和29团连续爆破，打开了战斗通道，突击部队一拥而上占领了城市外围的两个高地。
然而从高地到敌军核心防御阵地，还有一个500多米的开阔地。在没有炮火的支援之下，28团和29团连续进攻，遭遇敌方火力的三面压制，伤亡非常大，开阔地上布满了阵亡将士的遗体。
韩先楚见此情况，立即停止了进攻。当天夜晚，韩先楚仔细研究了地形，发现我军之所以进攻失利，是因为对地形和敌情不熟悉，守军工事坚固，我军炮火放回不够。因此韩先楚决定另寻一个突破口，只要突进去，就能使守军防御完全动摇。
韩先楚在地图上一看，立即将目标指向了火车站。担任火车站正面攻击的是30团。在炮火准备之后，30团对火车站的敌军进行了猛烈进攻。
敌方184师的官兵自知没有出路，因此拼命地顽抗，致使30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突击队每次冲到前沿，后续部队的通道都会被守军的火力封堵，增援兵力和弹药无法跟上，突破最终都以失利而告终。
到了最后，30团竟然只剩400多人还未伤亡。于是团长将这些士兵编成了两个加强连，发动了连续攻势。此时侧翼的兄弟部队29团拍马杀到，帮助30团于26日上午九时占领了火车站。
30团虽然伤亡巨大，但官兵们依然士气高昂，他们用打穿房屋墙壁的办法接近敌军火力点，然后实行连续爆破。随着进展道路的逐一打开，官兵们逼近了守军的核心防御阵地。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28日下午4点，韩先楚集中4纵所有的火炮，将其推至敌军核心阵地仅400米处，是名副其实的“用大炮拼刺刀”，各团也选择好了各自的攻击出发地。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184师所盘踞的阵地碎石横飞。被巨大伤亡激怒的官兵们发动冲锋，残存的敌人退守到一座楼房内抵抗。28团士兵连续爆破，终于将楼房炸出了一个缺口，官兵们杀入大楼，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
在仓皇之中，守军2000多人从核心阵地中逃出，结果被在城外等候的3纵79团逮个正着，最终将其全部歼灭。
在这场血战之中，184师打到了最后一刻，让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其中牺牲者就达1400多人，排以上干部就有151人，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为了拿下一个据点，我军可以连续进攻八次。部队伤亡太大，剩余的人马上编成新的分队进攻。在我军的奋力拼杀之中，顽固的184师第二次覆灭，消灭并俘获师长以下6000多人
此战之后，184师又重建了三次，但每一次都被我军歼灭。在辽沈战役中，第三次重建的184师被全歼于锦州；在平津战役中，第4次重建的184师被全歼于天津。对于这个顽固的老对手，四野老兵都无奈地说：
“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啊，死死活活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啊！”
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第五次重建184师。而这一次，184师再没有被歼灭，而是跟随卢汉一起起义了。
至于那个叛逃的师长杨朝伦，在天津战役中，他一度再次为我军所俘虏。但出于怀柔滇籍军官的目的，我军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他。其后，杨朝伦又逃回云南，试图再次作乱，但没能成功。
云南和平解放后，一向将“反共”走到底的杨朝伦再次叛变，拉起一支队伍退入深山当土匪。但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在“镇反”之中，杨朝伦被我军俘获。在老师长潘朔端（此时被任命为昆明市长）的主持下，杨朝伦经过公审，被执行枪决。
作为一支顽强的抗日部队，184师四次葬身于国内战场，实在是不值得，是令人惋惜。其在1946年的弃明投暗，更是让人怒其不争。相比之下，184师的母部队——60军的结果就要好得多。他们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被改编为50军。随后在朝鲜战场，50军大放异彩，多次击破美军，创造了许多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