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见面
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建立了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
当时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到武汉讲演，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强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湖北群众曾向督军署、省政府请过愿。
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
他到武汉后住在文华书院，在文华书院讲演了几次，讲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要自由、平等。
那时我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一年多了，当新闻记者。
包惠僧
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
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
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
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
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
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
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陈独秀
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
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
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
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一九二0年下半年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来武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让他来找我。
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
以后我同他书信来往很多，他每次来信都不长，一、两页，主要是谈工作。
我保存着一百多封他的来信，装裱整理成集，封面题《陈仲甫先生遗墨》，并写了前言，文化大革命中我怕招惹是非全都烧了。
2.到广州找他
我再见到陈独秀是从上海去广州找他。
一九二一年一月我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联留学，在上海住在新渔阳里六号。
因为没有路费不能成行。
这时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已去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离开了上海。
上海党组织由李汉俊代理书记。
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没有工作经验。
“五一”前李汉俊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
李汉俊因工作关系离不开，而我见过陈独秀，又常有书信来往，于是让我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
我同意去但是没有路费，此时正巧马哲民(同我一道由武汉到上海来的一个团员)的父亲从福建给他寄来二百元，他拿出十五元给我做路费。
五月一日那天，我们的住处被巡捕房抄了(因为我们经常发传单、写文章)，新渔阳里不能再住了，这样我就坐船由上海到了广州。
我去广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认识《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苏新甫，他是陈独秀的亲戚，我们武汉支部发行过《新青年》，我同他打过交道。
陈独秀到广州后苏新甫也将《新青年》发行处搬到了广东，这次我去广州前先和苏新甫打了个招呼，他来信说让我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处，他招待我吃住。
一到广州我就去兴昌马路《新青年》发行处找他。
到广州的第二天我见到了陈独秀，他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
一见面他很高兴，我对他说李汉俊让你回上海，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
陈独秀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
广州在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上海居中。
陈独秀不同意搬到广州来。
他让我多住些日子，苏新甫安排我担任几家报馆里的剪报工作，每天剪报，然后用快信寄给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每月给我三十块钱。
我还给报社写写稿子，也有收入，生活很不错。
这样我在广州住了两个来月。
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
他住在离江边不远的看云楼。
他不常到教育委员会上班，也不常出去，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写东西，有客人时居多。
我同他无话不谈，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已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
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上海党的工作，陈独秀说:国际代表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
李汉俊可以先在他哥哥家里住住，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
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
并指出不要攻击别人，反对谩骂。
我们还谈了湖北党支部的情况，也谈论学问，做人处世，评论时人。
不过他从没有和我谈过张国焘，他知道我与张国焘关系不好。
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
这两个月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他比我大十五岁，我很尊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
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他说他来广州是陈炯明请他来的，他办了许多学校，办了宣传员养成所(还安排我在宣传员养成所当监学，我没到职)。
他让我将来回湖北后也按他的办法去搞。
他身体很好，从不休息，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
有一天在某个场合有人说“天上有个九头鸟，地下有个湖北佬，……”
这是骂湖北人的话。
陈独秀听了后说:“不见得，包惠僧、刘伯垂就是好人。”
3.广州组织选派参加党的“一大”代表
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
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
《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
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
刘尔崧，是个中学生。
还有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七个人。
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
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
陈公博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住在东亚旅馆，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广州打了个电报，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
4.从广州回上海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又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他和李大钊等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了全国著名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曾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释放后经武汉到了上海。
在建党方面陈独秀也是有功绩的。
第三国际几次派代表来中国都是找的陈独秀，把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他。
所以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还是选举他担任党的书记。
“一大”后，马林(第三国际代表)、张国焘(中委)、李达(中委)、周佛海(候补中委)和我开了一次会，讨论请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
马林说，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就应尽到责任，要回来担任书记职务，别人代理不行(陈独秀不在，书记职务由周佛海代理，周是日本帝国大学学生，要回日本去上学。张国焘想代理，又说不出口)，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
马林
又说，千万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官吏，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
会议决定派我去广州接陈独秀。
我到广州时，正值他和广东的学阀们闹得很不愉快。
我告诉他上海的情形，他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是答应回上海。
他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不同意，后来他就请假同我回上海了。
在船上，我问他中国革命怎么革法？
他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
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他说他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
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们多，他有读书的修养，也有办法找到书。
关于第三国际，陈独秀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
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
对于这点陈独秀是反感的。
我和陈独秀还谈了武汉党的工作等问题。
当时陈独秀年近四十，但精神和言论谈吐同青年人一样。
我们乘的船下午两三点钟到了上海。
陈独秀的家住在老渔阳里二号，我住在马霍路马德里三号楼上。
我一到上海就派丁竹倩(即丁默邨)去告诉张国焘说，陈独秀回来了。
第二天马林和张国焘去看了陈独秀。
第三天我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碰到张太雷同陈独秀谈和马林的关系问题。
张太雷(又名春木)到过苏联，从苏联回来后协助马林工作。
张太雷的观点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共同的，不仅中国共产党，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
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等。
另外每次开会张国焘都爱当主席，当大家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时，张国焘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定，搞得大家很不快。
陈独秀同马林反复交谈了三、四次，还是谈不拢。
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已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他让我将来回武汉或是到重庆教书(重庆那时没有党组织)，我说听你的意见。
5.陈独秀被捕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杨明斋到陈独秀家里，柯庆施(团员)也去了。
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高君曼让我们陪她打牌。
我们刚打了两圈，可能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有人拍前门。
当时上海一般习惯是出入后门。
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白相人”， 说要见陈独秀(因报纸上刊登过陈回到上海的消息)。
我说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先生不在家。
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我说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
这时，周佛海就走了。
那几个人边说着话边跨进门里来，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陈独秀家里四处都堆放满了)
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
我们和那几个人谈话中显得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
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我们五个人(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被捕了。
到巡捕房已经四点多钟了。
巡捕房问了我们的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报名王坦甫，我报名杨一如，其他人也报了假名字，接着打了指纹，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
不久褚辅成(字惠生，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
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
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
我们被送进牢房，包打听指着我们对看监的人说，他们都是教育界的名人，对待他们要好一点。
晚上监里给我们送来两床被，我们垫一条，盖一条。
牢房里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
高君曼关在隔壁，彼此可以听见说话声，见不到面。
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问时，法庭上认为我们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
后来就将高君曼释放了，其他人仍回监。
在牢中陈独秀对我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他打算坐牢，让我们出去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勉强，叫我还是回武汉去工作。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
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
马林为营救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律师名巴和，是法国人或英国人)、买铺保。
陈独秀只关了两天，我们关了五天后也被保释出来，人放出来，但要随传随到。
二十多天以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
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
陈独秀打完官司后就辞去了广东的职务。
沈雁冰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商量，请陈独秀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名誉编辑。
陈独秀说工作可以少做点，钱也少拿点，能过生活就行。
沈雁冰同陈独秀谈这事时我也在座。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
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
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
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
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
陈独秀打完官司后作为合法公民，负起党的书记责任。
马林为营救陈独秀等人出了不少力，为此两人的关系逐渐好了。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我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
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张国焘兼总部主任，南方支部主任是谭平山，北方支部主任是罗章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