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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他是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才14岁，后来加入了苏联红军，从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步成长为了旅参谋长。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可以看出，李德的军事资历并不浅。
然而，在中国，人们一提到李德，对他的评价和印象却都不怎么好。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败的领导和指挥。
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奉命来到中国开展情报工作。当时，他和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有了交往，并经常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
1933年初，因顾顺章等人先后背叛组织，临时中央决定撤往中央苏区。这时，博古考虑到李德不仅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他懂军事，会打仗。能够弥补自己不懂军事的缺点。
于是，他向共产国际连续发去了几封电报，请求让李德一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9月，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了中央苏区。
根据共产国际的明确规定，李德是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中央苏区的，他没有指示权力，只有建议权，受命于中共中央。
然而，由于博古等人将毛主席排挤出了对红军的领导，而他自己又懂军事，加之当时中央苏区正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李德便受命主持起了军事工作，领导和监管战争，研究并制定具体的作战方针的战略。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李德放弃了毛主席此前所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术，反而选择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硬碰硬，提出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相结合的新战术。
作战期间，每当前线传来战报，作战参谋便在军事地图上找到地点，然后绘制成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敌我双方的情况，再将战报翻译成俄文。一起送到李德的房间。
而李德看过电报后，便盯着眼前的地图，一边抽烟，一边思考，有时候拿起笔划一划。然后便下达命令，一旁的伍修权便将这一命令翻译成中文，转交给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
从李德勾勾画画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他连碉堡在哪个地方挖、哨兵站在哪里、机枪、炮摆放的位置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并要求前线的战士们彻底执行。这样照本宣科的做法无疑将走向失败。
当时的地图本来就有误差，甚至地图上的地名都不够准确。但在此情况下，李德却不考虑这些因素，更不考虑当地的地形条件、气候变化，就连部队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于是，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败仗便一个接着一个。
此外，由于经常朝令夕改，常常令前线的指挥员措手不及，如此折腾，导致大家的不满情绪不断堆积。
面对前线指战员的这些声音，李德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们没有完全执行自己的战略战术，动辄便要处分、问斩。
毛主席曾先后五次来到李德的房间，向他提出了作战的战略战术，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党当前的情况。但李德始终固执己见，没能听得进去。
就这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原本能征善战、敢啃硬骨头的红一、红三军团先后遭受重大伤亡，损失惨重，而红五和红七军团则被迫辗转于敌人的堡垒和主力之间，深陷被动挨打的处境。
尤其在广昌保卫战前，彭德怀多次向中央提出不能固守，但李德却拒不接受这一建议。最终导致我军战士们覆灭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之下。
这也让彭德怀在战后的大会上指着李德，痛骂“崽卖爷田不心疼。”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长征的伟大战略决策。一开始，李德、博古等人并没有想到要走这么久的路，他们本计划要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红军在长征初期带着所有的家当，各种瓶瓶罐罐。这也使得红军整体行军的速度特别慢。给前方开路的先锋部队和后方掩护撤退的同志带来了很多压力。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作战后，各指战员、前线战士们越发想念毛主席。而毛主席也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展开坚决斗争，将红军带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最终为红军争得了一丝生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在这次会上受到了批评，伍修权为他翻译时，他的情绪很沮丧，不停地抽烟。虽然他仍然坚持不承认错误，不同意中央对他的批评。但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言不重要了。
遵义会议后，李德没有了指挥权，也渐渐不再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的会议。
此后，李德来到红一军团，并跟随红一军团走完了长征之路，他也是唯一一位走完了长征之路的西方人。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的时候，是怀着帮助中国革命的美好愿望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错误指挥也给我军带来了重大灾难。
因为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表现，也让他在很多作品中的形象不太好，外界甚至还出现了评价“李德是草包”这样的声音。
然而，开国上将陈士渠作为毛主席麾下的战将，却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他公开表示：“李德实际上不是草包，虽然只比我大了9岁，但军事资历却比我深。而且，他当时是历经艰难险阻来到苏区的。”
在提到李德的错误指挥时，陈士渠也没有避讳，直言：“其实共产国际只是给了他顾问的身份，他并没有实际指挥权。但是因为王明、博古对他太过信任，而毛主席当时的游击思想被排斥。因此，李德提出的阵地战才被红军广泛应用。”
作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李德自然也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
李德在失去了实际指挥权后，他虽然也沮丧、不满，但同时他能够很快调整好心态，继续投入革命工作。仅从这一点上看，便很难得。
后来，在红军大学教书时，李德又向学员讲述了很多关于现代化步炮协同的问题，这给听课的陈士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红军不可能永远打游击战，这些现代化作战方式必将在未来发挥作用，我军将领提早知道自然有好处。
李德在红军大学的课程很受学员欢迎，大家也对课堂上的他有了新的看法。而李德在与毛主席接触的时间里，也渐渐接受并认可了毛主席的游击战等战略战术。他更是公开表示“毛主席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
这一认识是李德通过实践获得的，足以表明他是打心底认可毛主席的。
还有一件事情，足以改变一些对李德有偏见的人的看法。长征时期，因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搞分裂，李德得知后，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展开了坚决斗争。
一天，红军大学的师生集合准备提前北上出发时，红四方面军的李特骑马赶来，要求红四方面军中的同志南下。李德严厉斥责了这一分裂行径，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很快便扭打在一起。
毛主席急忙上前制止，由于李特情绪激动，还带着枪，李德从后面紧紧抱着他不肯撒手，毛主席看后，说道：“算了，让他走吧。”李德听到毛主席的话后才松手放走了他。
在现场的彭德怀看后，称赞李德“这次站在了正确的一面。”
虽然李德曾经为我党、我军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他凭借自己坚定的革命信仰、专业的军事知识和知错能改的品质让我党同志们逐渐改变了对他“草包”的看法。
参考资料：人民网、《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