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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全体将士们将他视为指路明灯，紧紧跟随毛主席开展革命工作。然而，在最初的十多年里，毛主席在党内不仅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基本上还是被打压的那个人。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这一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曾经，有一位名叫伯特仑的英国记者，认为毛主席有“无与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这一点，从毛主席在面对逆境时的表现便能够看出来。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跟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不同的观点，认为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生气，认为这“完全违背了中央的策略”，甚至称“这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
随着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上站稳了脚跟，部队力量逐渐扩大，革命根据地也发展壮大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
1929年，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人在关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毛主席不再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在同年7月中旬，来到了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围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办法，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军不仅没能将红军消灭，反而还使得中央苏区不断发展、扩大，红军人数和战斗力也不断增强。
虽然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游击作战效果显著，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留苏回国的同志却十分反感这一作战战略。
1931年11月，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在会议上遭到全面否定，他甚至被质问“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被收走了军权。
1932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夺取大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毛主席得知后，强烈反对，并直言“根本不可能打下来。”
由于一再阻止攻打赣州，毛主席也受到了责难和孤立，这让他心力交瘁，身体也日渐消瘦。虽然可能随时病倒，但此时的他依旧不辞辛劳地工作着。
1月下旬，根据中央要求毛主席离开工作岗位休养的决定，毛主席来到了位于瑞金城郊东华山的一座古庙之中休养。毛主席离岗休养除了是因为身体原因外，还有一点便是他已经失望到无力再去争取、辩驳了。
此后，毛主席在这里虽然名义上是“休养”，但他却一直没有放下工作，不仅接待来访的群众，还给身边的战士们当老师，教他们认字，了解时事。
而围攻赣州的情况也如毛主席所判断的那般，根本打不下。1932年3月，毛主席应邀重掌局面。刚出山，他便率领围攻赣州的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并突然发起漳州战役，不仅歼灭了国民党49师，而且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极大补充了我军的战备。
遗憾的是，毛主席因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再次被针对，并在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会后，毛主席又一次被调往后方“休养”。
没有了军政大权的毛主席，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反而回后方专职做起了政府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他于1933年11月来到了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
在这里，他住在老乡家里，帮忙挑水、劈柴、打扫院子，跟当地农民一起下乡种地，十多天同吃同住，让他真正深入群众生活之中，不仅知道了才溪乡扩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而且还深刻了解到了坚持开展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这一年下半年，在吸取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行动。
当时，红军的主力只有八万多人，在如此巨大的劣势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愚蠢地照搬苏联模式，采用阵地战同国民党硬碰硬，拼消耗。这注定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从战场形势的发展来看，结果的确如此。因为李德实施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红军很快便处于被动，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广昌，博古、李德依旧固执己见，下令同国民党军正面交战，经过长达18天的激战，我军损失惨重，广昌也没能守住。
广昌作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失守后，红军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国民党军却正在加快“围剿”的步伐。此时，要想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中央决定率领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李德打算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让他们留在根据地内继续吸引敌军主力，为红军主力转移提供掩护。但为了不引发大的混乱，李德又指出：下命令时，只宣称是暂时转移。
周恩来得知李德的意见后，强烈反对。他知道，这一走大概是不会回来了，起码短时间里不会再回来。正因如此，除了必须留下来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必须一起走。
为了让博古跟自己站在同一战线，周恩来专门去找他商谈。
没想到的是，周恩来却收到了博古递来的一封密信。这封信是毛主席写的，他表示将带着一、三军团的老同志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并希望中央能够留下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信的最后，他写道“欢迎中央再回来。”
从信中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毛主席的确不愿意跟这些吃过“洋面包”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工作，所以，他主动提出自己留下来。另一方面，从毛主席最后一句话中能够判断，当时他并不知道红军离开后不会再回来了。毕竟当时是叫战略转移，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与此同时，从中央苏区后来的发展看，许多留下来的领导同志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了，可见毛主席主动要求留下来，也存在低估当时蒋介石要攻占中央苏区决心的可能。
得知毛主席的意思后，博古自然是同意的。但周总理看完信后，神情却越发严肃起来，他当即说道：“我找他谈谈。”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与周恩来相距近百里，在这一紧要关头，周恩来依旧不顾一切地要赶往于都。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和警卫员一起冒雨出发了。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刚刚好转，得知周恩来上门，他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为了劝自己跟他们一起转移，离开这里。
见面后，毛主席将周恩来请进屋里，警卫员则在门口等着。一进门，周恩来便掏出了这封密信，对毛主席仔细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一再要求他跟随部队撤离。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相当倔强。他不愿意再同博古、李德一起干革命，因为自己没有一点儿话语权，提建议更是多次被针对。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留下来，不仅因为自己熟悉这里，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更加充分自主地开展革命工作。
一向温文尔雅、从不强人所难的周恩来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要说服毛主席。两人就这样争执了一整天，房间里的声音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中间只因为警卫员为他们倒水而暂时停了一小会儿。
第三天，周恩来同毛主席告别，又急忙赶回瑞金。
见到周恩来回来，博古好奇地问道：“谈得怎么样了？”
周恩来看了一眼博古，平静地说道：“同意了，跟部队一起转移。”
最终，周恩来成功说服了毛主席，毛主席也跟着部队一起走了。如果周恩来没有这样坚持，恐怕我党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了。毕竟留下来实在是九死一生。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途中，毛主席先后同王稼祥、张闻天深入交流，探讨红军的未来和如何才能走向胜利。在他坚持不懈开展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王稼祥、张闻天两人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们开始支持毛主席及其主张。
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我党也正式形成了以毛主席为中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资料：共产党员网、北京晚报、《百年潮》2019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