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饮酒）
古代有个叫做王梅的人，十分喜欢饮酒。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人已经不是喜欢饮酒，而是嗜酒如命，每天他不喝上个三五八斤的那是浑身难受。
我们常说，喝酒这件事，小喝怡情，大喝伤身，那么王梅很显然就属于是后者。
因为他一喝多，他神志就不清醒，那么他这一天要么是东倒西歪，要么是胡言乱语，要么就是蒙头就睡。
王梅这一天酗酒无度，王梅的妻子刘氏那就很不乐意。
因为，丈夫不工作，不劳动，胸无大志，又时常疏远自己，因此刘氏整日枯燥无聊，可就搞了外遇，还有了情夫。
刘氏和这个情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感情越来越投入，后来刘氏干脆就不想和王梅过了，想要和这个情夫展开新生活。
婚内出轨，那么刘氏就是过错方，虽然说他丈夫也许在感情方面对她缺乏关心，但是刘氏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刘氏当然不会认为自己不对，她只会记恨丈夫白白蹉跎了她的青春，所以这日子她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然而，想要离开丈夫王梅，那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在古代对于这种婚内出轨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廷杖 古代刑罚之一）
秦朝的时候，所谓奸夫淫妇，一经查实，当场处死不带含糊的，而且我们要注意，这个刑罚不仅仅适用于女性，对男性也是一样的。
汉朝的时候，文帝景帝轻法度宽刑狱，奸情一经查实，死倒是不用死了，但是处罚依旧严峻，男性要处于宫刑，而女性也要破坏其生殖系统。
元朝，明朝，清朝，这种事情经官府严办，都要当庭打上七八十大板，而这种廷杖一般人是撑不过去的，基本也死了。
相对来说处罚比较轻的唐宋，想要离婚也不太容易。
我举一个和这个事情不太相同的例子，宋朝的时候有个女词人，名字叫做李清照。
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嫁给了赵明诚，后来赵明诚死了，李清照又改嫁了张汝舟。
这个赵明诚生前是个金石收藏家，留给李清照不少奇珍古玩，张汝舟和李清照结婚，多半是贪图她这些财宝，但是李清照所生活的年代是两宋时期，她饱受战乱离丧之苦，这些东西大都遗失，所以张汝舟白忙活一顿之后他勃然大怒，对李清照是无端谩骂，甚至拳脚相加，李清照不堪其辱，于是干脆到官府告发了张汝舟做官时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结果张汝舟被官府处理了，李清照也和张汝舟离婚了。
（李清照 形象）
但是，根据宋朝法律，无论起因如何，妻子状告丈夫，都要对妻子处以两年的徒刑，幸好李清照被官场上的朋友搭救，所以只关了九天就被放出来了。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离婚那是很不容易的，正常离婚也不容易，李清照离个婚，就算她不是过错方，也差点摊上牢狱之灾。
所以，刘氏本身就犯了奸情，她想要通过正常方式和王梅离婚，那还是很难，非但很难，而且一旦事发，奸情告破，刘氏和其情夫小命都有可能不保。
因此，在这样的境地之下，刘氏很快生出了杀害亲夫的想法， 因为只要王梅一死，她就成了自由身，守个几年寡，再嫁情夫就行了。
这个王梅和刘氏啊，生活在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家家酿酒，村里更有一个大酒瓮，专门用来发酵米酒。
有一天晚上，王梅又喝多了，豪饮数杯，家里的酒喝光了，于是他便嚷嚷着叫妻子刘氏到村中的酒瓮给他打酒。
平时刘氏都是十分不满，然后摔摔打打的去打酒，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刘氏说，外头天太黑了，我有点害怕，你要喝酒可以，你得跟我一起过去。
按理说，刘氏的这句话，有点反常。
（刘氏 形象）
因为，王梅和刘氏结婚也有三五年了，王梅天天喝酒，隔三差五到晚上都会叫刘氏去给他打酒，但刘氏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怕黑，这次却嚷嚷着不敢去，其中必然有异。
而且这种异常，往往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吧，王梅整日被酒色浸淫，他早就喝大了，恍惚间只听见妻子邀自己同游，迷迷糊糊的就跟着刘氏去了。
当夜，四下无人，刘氏领着王梅七拐八拐，走到村里的大酒瓮处，王梅站在前边正在打酒，刘氏在后边站着，匕首可就掏出来了。
月黑风高，刘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对准王梅的脖子就是三刀。
王梅头都来不及转，甚至没来得及出声，人就死了。
或许，酒气熏天的王梅也感受不到痛苦，他早已经迷乱的思绪也无法让他判断出到底是谁从背后杀害了他，他就这样安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倒在了酒瓮旁。
这刘氏啊，他早有预谋，杀完人之后她镇定自若，快速的离开了。
刘氏走了大概十多分钟，酒瓮旁就又来了一个人打酒，于是很快发现了王梅的尸体，他立刻就跑到官府去报案了。
该说不说，这个发现王梅尸体的人，很有意思。
这个人，叫做王锴。
王锴，论亲戚还是王梅同族的叔叔。
（王锴 形象）
不过，虽然有亲戚关系，但是王梅和王锴关系并不好，俩人在村里就经常吵架，有好几次甚至动起手来，这事儿村里人尽皆知。
现在王梅被人杀死了，来报案的却是和王梅仇最大的王锴，这难免让人觉得有贼喊捉贼的嫌疑。
这个官府呢，确定了两个嫌疑人，一个是刘氏，一个就是王锴，我们说，因为刘氏是预谋作案，全程没有人发现她当晚的踪迹，她也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反而是这个王锴，因为之前和王梅有仇，所以被当成了重大作案嫌疑人。
这古代啊，断案如神的官员不少，但是大萝卜猪头县令也不少，当时的官府对这一桩命案的审理就十分草率，在缺乏证据且主观臆测的情况下，对王锴是严刑拷打，王锴没顶住，只好是屈打成招认了罪。
而且，在对刘氏和王锴用刑的时候，刘氏痛苦异常，连连叫屈，而王锴却镇定自若，一言不发。
在衙门看来，前者必然有冤，不然怎会哀嚎如此？而后者面对如此重刑竟然凛然无畏，必然是早有准备，心中有鬼。
其实这个说法吧，挺不合理的，两个嫌疑人在受刑时的反应当然可以当做参考，但是以此作为定论，似乎太过牵强了。
又或者说，这样的考究方式，其实是一种思维上的固化。
人们往往认为，在面对刑讯时，正常人的反应就应该是惊慌失措，痛苦无状的，而那些没有反应，或者说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所谓“正常反应” 的人，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地方上的官府，他们一来缺乏审理命案的方式方法，一味靠刑讯逼供，所以很容易就造成冤假错案，二来，这衙门里的县令，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往往和我们普通人是不尽相同的。
（古代衙门）
身居高位者，往往不看正邪对错，而只讲利弊得失。
比如眼前这桩命案，如果官员们秉持常理人情，坚守正道公心，那这个案子就需要慢慢调查，因为没有证据你不能乱抓人，也不能乱判人，所以很容易就拖成悬案。
悬案一直挂在官府里，那就不好看，更代表了地方官僚们能力不行，搞不定案子，也因此，能力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政绩的的体现。
所以，谁对谁错谁是真凶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能不能快速结案，给上边有个交代，这才是最重要的。
牺牲一个王锴，换来案件的尘埃落定，换来大家相安无事，稳坐官位，甚至是博得小功一件，这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王锴认罪了，官府的处罚也下来了，当然，因为官府也的确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锴杀人，因此也不好直接把他给弄死，所以最后只判了个流放三千里。
老实说，这流放三千里，也够受的，很多人直接就死在路上了，但是您别说，王锴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这三千里，他带枷带板硬生生的走了两个月，还真叫他给走到了。
自此之后，王锴就在边境戍边了。
风沙苦寒，命运无助。
这个王锴，内心还比较虔诚，他在边疆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不仅干活非常认真，还时常焚香祈祷，拜祭天地，希望神灵保佑，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沉冤得雪。
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但是奇怪了，王锴被发配边关之后，刘氏虽然脱罪，可她的脖子上却没来由的生出了三个恶疮，久难治愈，刘氏可谓痛不欲生，而衙门把这个案子上报到上一级的知府衙门之后，知府衙门对这桩案件重新进行了审理，并且还找到了刘氏杀人的证据，具体什么证据史书无载，作者也不好胡说，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刘氏落网了。
而且， 不仅刘氏落网了 ，就连刘氏的情夫，以及县衙里的一个衙役也被抓了。
原来，当年刘氏和王锴受刑之时，这个情夫贿赂衙役，让衙役在王锴的刑具上动了手脚，把用于王锴的刑具全都弄失灵了，起不到作用了，所以王锴受刑的时候才泰然自若，因为这些刑具根本就不好使了，就更弄不疼了他了。
而在史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原书作者对这件事儿的总结：
夫情伪微暧，其变千状。奸恶不足异也。明慎可少忽耶，若夫天人之际亦严矣。
人心变化万千，最为难以琢磨，世上之人做奸恶之事这很常见，所以我们更要严肃慎重的去判断是非对错，而至于上天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的。
凝练成一句简单的话，那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