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阵痛”，其实是站在后人的角度来说的，那些“阵痛”似乎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短短的一瞬而已。但是如果身处其中就会知道，“阵痛期”很可能涵盖了普通人的一生。
以纺织机、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确实催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也生产了足量“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仔细阅读这段历史就会知道，社会大众能享受到这种“福利”，已经是五十多年之后了。
在纺织机诞生之前，纺织是一种手工劳动，需要大量熟练工人。纺织机诞生之后，这些熟练工人瞬间失去了谋生的源泉。
也许你会争辩说，“那些纺织工人还可以通过学习，进入纺织厂操作机器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操作纺织机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因此工厂主开始大量雇佣童工，因为童工的价格最低可以低到成年工人的十分之一。又因为大量依靠纺织为生的家庭失去生计，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孩子送去纺织厂当童工，赚取微薄的工资，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挖坑，进入恶性循环……
从大道理来说，人确实需要不断成长，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有时甚至需要“变换赛道”，坦然面对已有经验和技能“归零”的局面。但是，人在不同的阶段，成长的境遇也不同。年轻人成长和变化的压力明显要小于中年人，因为他们头脑更灵活，身体更好，也比较少家庭的压力。
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局面就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历史负担，从来就不需要考虑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果前人还在思考“哪条大路通罗马”，他们则是“一出生就在罗马”，尽享天时地利。
相比之下，中老年人的不利条件就要多很多，境遇也凄惨很多。技术进步的一粒灰，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座山。只不过，他们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苦难，很难为后人所看到、所体会、所同情。
所以，那些“被淘汰”的人群，成了被历史埋没的对象，留下的叙事，都来自能享受技术进步福利的人群。如此才会有轻飘飘的“阵痛期”一说，虽然这阵痛期往往很长，长到能涵盖一代人。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会出现“卢德派”——受新技术影响，生计无着的人群集合起来，激烈反抗新技术的应用，到处捣毁机器。
今天许多人说“卢德派”愚昧守旧，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荷兰就因为顾忌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造成民众的反弹，而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做法，反而成就了英国的霸业。看起来，当年的英国政府确实高瞻远瞩，”瞄准了“方向，懂得”阵痛“的代价，大力推动技术革新。
可惜，这似乎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英国政府之所以能不顾阻力，铁腕推进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利好于“烟囱贵族”，也就是因为新技术应用而受益的新富阶层，他们在政策方面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强力推进是当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个人权利尚未得到充分的保护，广大利益受影响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参政，也就没有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被动接受“被碾压”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eontief曾打趣说：“如果马有投票的权利，那么农场上发生的事情必然大有不同”。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投票权逐步落实到普通人之后，再没有什么民选政府胆敢“铁血推进”新技术的应用，相反，许多政客倒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控制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为噱头，为自己争取选票。
举个极端的例子，1933年希特勒上任德国总理之后，纳粹党立刻打出“限制机器使用”的招牌来蛊惑人心。当时的参议院规定，工厂必须先取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安装新的机器，“劳工再不必担心被机器取代的命运”。
工业革命之后的几次新技术革命，虽然新技术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影响到大量的人群，但似乎都看不到“卢德派”的激烈反抗，也看不到“铁腕推进”的暴烈手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制定者受到民意和选票的约束，不敢做得太过分。
另一方面，被新技术影响到的人群，似乎也不是“一门心思用选票搞对抗”，而是欣然接受了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历史来看，原因大概在于，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发生在经济的上行期，市场能提供足够多的新兴岗位。
典型的例子来自20世纪下半叶，电脑和自动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确实”消灭“了不少岗位，也提高了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但长期的经济繁荣期下，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岗位。许多人不必上大学，单纯做蓝领也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当然不那么在乎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相反，如果是在经济的下行期，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替代性岗位，新技术的应用就必然会引来忧虑甚至反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已经远远不如几十年前对新技术的普遍乐观。
这一点也可以在我们身边得到印证。时下有一种说法，“前些年网约车刚出现时，也是动了出租车的奶酪，最后大家还不是接受了？”言下之意，无人出租车的到来，同样很快会被大家接受。
这样说的人，完全忽略了网约车诞生的时代。那是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经济蓬勃发展，人人信心满满，对新鲜事物当然充满了好奇和包容。当时，一方面出租车行业有足够多足够厚的奶酪可以被“动”，没有“背水一战”的悲壮，另一方面，选择开网约车的大军并不是为生计所迫别无选择，而是看准了机会，勇于尝鲜，网约车对他们来说是个更看好的职业，“愿赌服输”是必然的选择。
因此，以当年“网约车动了出租车的奶酪也没问题”，来论证“无人出租车也不会有问题”，这种论调难免让人想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天真，着实有几分“刻舟求剑”的味道。
实际上，“阵痛论”也好，“绝对乐观论”也罢，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从宏观视角来看，它们都没有错。唯一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微观视角，就会发现“阵痛”、“代价”一类的词，轻飘飘就掩盖了太多真实存在的无奈、困顿、挣扎。
身为IT的从业者，我当然理解技术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从宏观来看，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些机会。但是从微观来看，IT从业者在这一波技术进步中的有利地位，只是一种运气。相比因这种运气而暗自庆幸甚至洋洋得意，我更愿意保持对普通人命运的观照、理解和同情，而深深厌恶各种轻描淡写的忽略，高高在上的训导。
希望技术进步的一粒灰，不会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
最后，推荐瑞典作者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的《技术陷阱》，这本书细致梳理和描摹了历史上技术进步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尤其是传统上比较少提到的微观影响，让我们能更全面看待这个话题。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认真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