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贸易的蓬勃发展加速了西伯利亚历史的发展进程，西伯利亚从此由孤立发展逐渐纳入全俄统一市场。
毛皮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给俄国国库带来丰厚收入，增加了俄国原始资本积累。
推动西伯利亚开发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殖民的历史。
叶尔马克远征之前，西伯利亚处于未开发状态，当地生存着几十个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20到22万，当地居民以渔猎为生，土著居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维持在较低水平线上。
西伯利亚南部纬度相较北部低，气候较为温和，适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南部距离中国和中亚地区较近，有的民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
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科奇人、爱斯基摩人、科里亚克人十分落后，仍处于母系氏族阶段。北方民族中雅库特人是最为先进的，当时其氏族关系也并未完全解体。
各少数民族居民根据自身周围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相关生产活动。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楚科奇人、爱斯基摩人以捕猎为生，生产水平低；生活在阿穆尔河和鄂毕河流域的曼西族、汉特人、谢尔库普则是以捕鱼为生；通古斯人、尤卡吉尔人、汉特人和曼西人居住在森林中，他们以捕猎毛皮兽和肉兽为生。
一个猎人在一个狩猎季节捕获120到280张黑貂皮并不罕见，狩猎季节一般从10月一直持续至次年4月。
当西伯利亚毛皮运到莫斯科市场上时，毛皮价格比在西伯利亚翻了5倍，人们经过一个狩猎季节的活动就可以发财致富。
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开展过程中，当地的移民数量大幅度增长。
除保障欧俄渔猎者日常生活所需外，移民者的经济活动还促进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
渔猎人员开展毛皮贸易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粮食供应问题。当初政府的解决方法是从欧俄地区向西伯利亚调运粮食。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输时间长且资金耗费大等问题，问题迟迟不能完全解决，迫使沙皇向西伯利亚进行移民。
沙皇对移民采取鼓励政策，除强制欧俄地区国有农民外，大量自由民、农奴和流放犯被鼓励移民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对移民西伯利亚者给予优待政策，分给他们土地和农具，提供贷款和免除赋税。
17世纪中叶，虽然沙皇下令禁止农奴逃亡，但仍有逃亡农奴千方百计地从欧俄地区来到西伯利亚。17世纪末，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移民人口数量达30万。
在整个17世纪，西伯利亚移民开发了4个农业区，分别是维尔霍图里耶—托木斯克农业区、托木斯克—库兹涅次克农业区、叶尼塞河农业区和勒拿河农业区。
移民在西伯利亚开垦了10万多俄亩耕地，年平均产粮量390万普特。这极大程度缓解了当时整个西伯利亚的粮食困难。
1665年，沙皇下令停止从欧俄地区运送粮食，西伯利亚的粮食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当地的粮食需求。
土著居民由从事原来的渔猎活动开始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手工生产的发展，加上通过毛皮贸易换取的“俄国货”和东方手工业制品，基本满足了当地居民生活消费品需求，土著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
随着毛皮贸易规模的扩大，西伯利亚的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性质和作用也逐渐发生转变，由之前军事职能为主逐渐向商业和手工业城镇发展，城市经济职能增强。
17世纪，为更好服务于毛皮开发和探寻活动，征服者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经营过程中，给当地居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呈现大幅度发展，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各种商业活动兴起和发展，很大程度地促进了西伯利亚的开发。
弥补俄国财政不足
16世纪下半叶，俄国国内经历一系列混乱局面。
1564年至1572年，沙皇伊凡四世推行特辖制，特辖制的推行造成人口流失，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16世纪60年代，俄国发生多次农业歉收和瘟疫，耕地播种面积大幅缩减，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此外，俄国还受克里木鞑靼人的侵袭。1571年，克里木汗侵扰莫斯科，对莫斯科工商区进行掠夺。
17世纪，俄国延续上世纪末的混乱局面，国内接连出现农业歉收、农民战争、统治阶级上层内讧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国内战乱一直延续至1618年。在此期间，人口大量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财政严重亏虚。如果没有西伯利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软黄金”即毛皮动物，特别是珍贵的黑貂皮，莫斯科政府将没有经济基础来支持政治势力的增强。
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活动，弥补了俄国国库的空虚。
17世纪前半叶，据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一个迁居瑞典的俄国官员描述，当时整个俄国的财政收入达到160万卢布，1/3的财政收入来自对西伯利亚居民征缴的毛皮税。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如毛皮实物税、什一税、关税和向当地居民购买和没收获得不同尺寸、类型和品质的毛皮。征缴的毛皮在当地被分为不同等级，然后两两缝制、成捆打包在一起，打包在一起的毛皮被称为“木材”。“木材”被装在箱子或袋子中，由当地军事长官或税关长在袋子上加盖印章，连同海关登记册子在军队的保护之下一起被送往莫斯科。
运至莫斯科之后，税收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重新进行检查，再将毛皮重新进行分类，并且根据莫斯科市场上的毛皮价格对毛皮进行重新估价、定价。
莫斯科市场上的毛皮价格比在西伯利亚提升20%至500%不等。
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从实物毛皮税中获得75%利润，在什一税中获得10%利润。自1581年开始，俄国平均每年在西伯利亚收取20000张毛皮。截止1605年，西西伯利亚的殖民机构在当地至少征收了62400张毛皮。
1635年至1644年，俄国人沿勒拿河不断向因迪吉尔卡河、科雷马河和安加拉河上游地区探险，期间征收超过50万张毛皮。
西伯利亚毛皮源源不断运至财政部和国库，然后用毛皮来换取国外的金银和其他货物。
沙皇将西伯利亚毛皮视为“补充铸币厂”，它与西方商业国家的黄金等贵重金属相当，当时俄国财政官员称西伯利亚为“小印度”。
17世纪，由于国内缺少贵重金属，沙俄当时把毛皮视为一种可以代替黄金和白银的货币，以此缓解国内重金属资源匮乏的局面。在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中，莫斯科商人换取许多金银和商品。据统计，17世纪下半叶，1000卢布的俄国毛皮可以换回价值6000卢布的中国货，中间利润极为惊人。1696年，俄国国家商队携带价值49300卢布的俄国货物来到北京，其中大部分是毛皮。当返回莫斯科时，他们带回的中国货物估价为24万卢布，其中获利近5倍。
18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米勒评价俄国对华毛皮贸易：“来自西伯利亚最东部的许多毛皮根本不值钱，甚至不抵他们运到俄国的运费，然而俄国人却用这些毛皮换回了好几倍的贵重商品”。
毛皮实物税的缴纳，财富由此源源不断流向国库。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巴赫鲁申估计，17世纪每年进入国库的西伯利亚毛皮总值在10至15万卢布。
17世纪中叶，沙皇国库中每年征缴的黑貂皮、海狸皮、红狐狸皮、白貂皮总计价值60万卢布，约占国家收入的33%。
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税收约占全部国家财政收入的1/10，占据国库总收入的65%至80%。沙皇送给外国统治者的礼物以及外国使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花费都由上缴的毛皮支付。
无论是政府直接组织的国家商队贸易，还是国家对私商毛皮贸易征收的各种税赋，政府都从其中获得丰厚利润。
毛皮贸易利润有力改变了俄国财政不足的窘境，不仅填补了封建权贵流水一样的开销，而且使国家增加了军费开支，缓和了经济拮据的状态。
正如瓦西里耶夫在《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中所讲的那样：“西伯利亚以毛皮使得沙皇的国库富裕起来，对于被混乱时期破坏的莫斯科国家的经济来说，西伯利亚是一个难得的发现”。
俄国利用毛皮换取了国外许多商品，为沙皇和贵族提供了许多高级奢侈消费品，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享受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