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之（何应钦）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城内广为流传的一段话。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点，关于这场事件的说法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些亲日派人士，在事变发生后积极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借混乱之机炸死蒋介石，甚至希望通过张、杨之手除掉蒋介石，以达到他们自身夺取权力的目的。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来，南京的政治舞台仿佛瞬间陷入了沉寂。此时的何应钦，虽然暂时在南京政坛占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取代蒋介石的实力与威望。
论资历，何应钦在党内尚不能与汪精卫等资深政客相提并论；提及地方实力派，他的影响力更是远远不及李宗仁、阎锡山；甚至在黄埔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地位也非他所能够撼动。因此，外界广为流传的关于何应钦企图取代蒋介石的说法，实在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罢了。
事实上，在南京城12月12日晚的会议上，主张“明令讨伐”者，不止何应钦一人。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熊式辉、程潜等，可谓阵容庞大。
军事讨伐西安，确实有可能将张学良、杨虎城逼至彻底决裂的程度，进而危及到蒋介石的生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明知此举危险重重，与蒋介石亲为兄弟的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朱培德等人，为何仍要坚持“明令讨伐”呢？
据戴季陶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简而言之就是，蒋介石的个人安危，须让步于“国家纲纪”。明确下达讨伐令，是原则问题。
既然如此，那广为流传的“何应钦欲借张、杨之手除掉蒋介石”的谣言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将这些谣言的源头指向了宋美龄！12月13日，宋美龄抵达南京后，对于前一晚会议商定的“明令讨伐”决策大为不满，她主张“和平解决”此事，将危险影响降至最低。
在一次，中央军校召开的会议上，宋美龄也在座，戴季陶在会上大发脾气，痛斥不能和张、杨讲和平，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声泪俱下、大拍桌子。
据与会者陈公博后来回忆：“当时蒋先生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人别有用心，气得戴季陶、居正两位老先生只能干着急、生闷气。”
在这种家、国孰轻孰重的冲突中，临时拥有指挥调动军队大权的何应钦，自然被推上了“阴谋者”的风口浪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美龄公开发表《西安事变回忆录》，字里行间虽未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她对戴季陶、何应钦等人的批判之意。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外界风云变幻，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与赞赏却如同磐石般坚不可摧。
12月16日，蒋介石得知何应钦命令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地进行轰炸进攻后，表示大力赞赏。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这无疑是对何应钦的最高赞誉。
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下达手谕，命其停止轰炸，理由是他在19日前便可返回南京，因此在这之前，万万不可加大冲突。对此，何应钦也严遵手谕，立即停止了轰炸。
蒋介石复权后对何应钦的信赖与器重，并未受宋美龄之言的影响而有所动摇。1979年，在何应钦90大寿之际，蒋经国在贺寿词中特别提及：“西安事变后，敬公拥护领袖，号召全军体现忠义。”此举可视为蒋氏父子对此历史事件的一次总结性评判，盖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