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参议院由南方革命党人控制，发布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并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总统变成没有实权的虚职，实权则在内阁总理手上。
革命党人通过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临时约法》的约束，在议会和责任内阁的政权体制制衡下，袁世凯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能为所欲为。
目前，国会即将召开，制定宪法是民国的首要任务，其次依据宪法组成政党内阁，最后选举代表国家之元首。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先生受黎元洪邀请，亲临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黎元洪率领当地军政界人士在都督府门前，脱帽迎接。
次日，黎元洪主持了一场欢迎会，为孙中山先生颁发了热烈的掌声。仅仅两天后，袁世凯的代表范源濂便携带其亲笔信赶到武昌，诚邀孙中山先生进京共商国是，携手推动民国。
同年8月18日，孙中山乘坐安平轮船从上海北上，途径烟台、天津，于8月24日下午5时抵达北京。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以鲜花彩绸装饰的欢迎坊迎接，用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白马的马车迎接，倒出总统府西厢房供他居住。
铁狮子胡同总统府
8月24日晚8点，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亲自为他执盏敬酒，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先生回礼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曾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通过宋教仁的协调，联合了数个小政党，创立了中国国民党，并成为了该党的理事长。
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25天，其中13天几乎每天与袁世凯面谈，他们两人似乎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孙中山推荐袁世凯为唯一的候选人，并公开表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当时，孙中山正在热心于建设铁路，以实现他的民生主义理想。他曾经对袁世凯说：“若是公任总统10年，得练兵百万，文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公里，那时我中华民国难道还富强不成？”
孙文
总的来说，孙中山的这段经历表明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和胆识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民党由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他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
宋教仁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在宪政天才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为国会竞选造势。他以激烈言辞否定了政府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在民国二年（1913年）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中，国民党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证明了国民党的理念和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表明公正的道理在人心中。
按照惯例，作为国会多数党的国民党，其理事长宋教仁将赴京组阁，担任内阁总理。宋教仁对这次成功感到十分兴奋，他在杭州西子湖畔赋诗《登南高峰》，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
袁世凯
袁世凯明白，国民党掌控的国会加上国民党政府，让他这个大总统成了摆设，只是民国的象征。袁世凯的性格不容他忍受这样的待遇，他身边的人都反对他这样做。他愤怒地说：“宋教仁想建立一个政党内阁，真是太无理取闹了。”
曾经，袁世凯笼络过宋教仁，送给他一套名贵的西服，尺寸精确得像为他量身定做。他还给了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以资助他的政治活动。宋教仁为了给袁世凯面子，只用了300元，其他的如数退还。袁世凯还为宋教仁提供了一个漂亮的女秘书，但宋教仁拒绝了。袁世凯直接表示，只要宋教仁放弃责任内阁的主张，就可以让他担任国务总理，但宋教仁婉言拒绝。
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从上海火车站开往北京的列车鸣笛待发。月台上人影幢幢，旅客如潮。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的陪同下，应袁世凯电邀北上共商国是。
他们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后，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教仁捂住中弹的肚子，痛苦地对身旁的于右任说：“我中枪了”。
送行的人们一边慌乱地将他扶上汽车就近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宋教仁最终因子弹涂抹了毒药而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一代豪杰，英年早逝！
武士英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迅速查明了两条线索，锁定了直接行刺者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应夔丞。这两名案犯在租界的司法机构接受了公开审判，各方都派人旁听并留下了大量的审讯记录。
此外，警方还在应夔丞家中找到了他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电文，其中涉及到刺杀。内务部长赵秉钧和袁世凯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
国民党内部认为袁世凯与刺杀案有关，这进一步激起了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呼吁全国各地的革命派起来反对袁世凯，推翻北洋政府。这一呼声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响应，各地开始组织起武装起义和抵抗行动。
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讨伐袁世凯，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合，错失了良机。4月，袁世凯政府擅自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即所谓的“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军备。
同时，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进攻。他的战略目标是控制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这两条主要干线，派北洋军主力部队进攻苏、赣、皖等省，并以广西陆荣廷、龙济光部从侧背牵制南方革命军。
李烈训
袁世凯以不服从中央为由，免去李烈钧等人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在这危急时刻，李烈钧遵循孙中山的指示，宣告独立并组建讨袁军。
民国二年（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兵反对袁世凯，标志着二次革命的正式开始。随后，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革命军也相继响应，形成了反袁的联合战线。二次革命爆发后，各地革命军纷纷组织起义，夺取城市和军事据点。革命军队在江西、湖南等地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北洋政府的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
然而，袁世凯并不甘心失败，他调集了北洋军队镇压反抗势力。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北洋军队逐渐占据了优势，革命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
接着，黄兴宣布兴师讨袁，其他省份也纷纷宣布独立并加入讨袁行列。袁军分别对江西和苏皖地区发起攻击，海军也提供了支援。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袁世凯派遣冯国璋率领北洋军队进攻江西，击溃了李烈钧领导的革命军队，结束了二次革命。革命势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北洋政府恢复了对各地的控制。
二次革命示意图
李烈钧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镇压下迅速失败，国民党在南方7省的控制权被全部丧失。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逃亡日本。
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站在袁世凯一边，成为其帮凶，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尽管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兼参谋总长，但他仍以鄂军都督的身份坐镇武昌，手握6万多装备精良的军队。
如果黎元洪与革命党人联合，革命势力将得到壮大。此外，袁世凯出兵江西，必须经过武汉。如果黎元洪不答应，战争就无法进行。
章太炎曾劝黎元洪不要相信袁世凯的甜言蜜语，而黎元洪却说袁世凯是“识时之英雄，不会逆潮流而犯名义”。在战争爆发后，黎元洪公开支持袁世凯，这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他的私欲和野心更加膨胀。
黎元洪在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他主导并提出了一个主张，即先选举总统，再制定宪法，而违反了当时先制定宪法，再组成政党内阁，最后选举国家元首的规则。
黎秉经
在袁世凯的威胁和诱惑下，10月6日，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之后，黎元洪应袁世凯的邀请离开武昌，前往京城任职，住在享有“小蓬莱”之称的中南海瀛台。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无法正常开会。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身份，与其他省份的都督、民政长联合发起了一个倡议，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并用政治会议取代国会。
在黎元洪的帮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袁世凯就相继下令撤销了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解散国会，消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
二次革命示意图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世凯通过武力镇压了反对他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但这场革命也表明了人民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次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加速了革命思潮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对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为未来的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