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哲宗赵煦英年早逝，而他的独子赵茂更是刚满月就夭折，这使得宋朝朝廷再次出现了皇帝难产的政治危机。与宋仁宗和宋神宗时期不同，由于赵煦没有提前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新皇帝的人选成为朝廷中政治斗争的焦点。作为当朝宰相的章惇提名了两位候选人，其一是赵煦的同母弟简王赵似，另一位是赵煦年龄最大的异母弟申王赵佖。但是这两位人选都遭到了皇太后向氏的强烈反对，而以知枢密院事曾布、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为首的朝廷重臣也不支持。最终向太后推荐的端王赵佶被拥立为新皇帝，是为宋徽宗。
在这次宋朝皇位更迭的政治斗争中，向来权倾朝野的章惇连续提名了两位皇帝人选，都遭到了朝廷内外的反对，这是非常罕见的。章惇作为新党领袖，在宋哲宗赵煦亲政后被重用，连续独占相位七年，带领新党官员驱逐旧党，为宋哲宗时期的国家中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以他在朝廷的新党中的政治地位，按理说是应该得到广泛拥护的。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但作为旧党代表的向太后拒绝了他的的提议，而作为新党要员的曾布、许将等人也临阵反水，就连一想和他站在统一阵营的蔡京、蔡卞兄弟也没支持他。
为什么一夜之间众望所归的宰相章惇会陷入如此困境，下面就来一一剖析。章惇是宋朝罕见的独相，独占宰相之位七年，受到宋哲宗赵煦的宠信，可以说是朝廷中说一不二的人物。赵煦突然病逝后，皇位传承出现争执，此时正是章惇稳定朝局，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时刻。在新皇帝的问题上，章惇提出的两个人选都是有道理的。因为赵煦的儿子赵茂夭折，所以新皇帝只能在赵煦的兄弟中产生。章惇首先推荐了简王赵似，从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赵似是朱太妃所生，是宋神宗第十三子，也是赵煦的同母亲弟，最有继承资格。
章惇的这个说法从礼法上是符合规矩的，但是却遭到了向太后强烈反对。史书上说向太后反对的理由是，不希望朱太妃的第二个儿子也当皇帝，这样朱太妃就威胁到她作为皇太后的地位。这个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方面。宋哲宗亲政后大力排斥旧党，支持章惇带领新党官员驱逐旧党官员，使得朝廷成为新党的天下。但是旧党在东京汴梁城并非没有一人，而皇太后向氏便成了旧党新的代言人。她与之前的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同，她性格不强势，在韬光养晦之下并没有被赵煦所废除。
与高滔滔出身北宋将门世家不同，向太后是出身于北党文官家庭的官宦之女。她的曾祖父是宋真宗赵恒时期的宰相，而家族则在东京汴梁城扎根了上百年，在当时的北党文官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人脉。因为家族世代为官，与北党和保守集团的利益链非常密切，因此站在了由北党和保守集团发展而成的旧党一方。在元祐更化时期，因为旧党在宫里有高滔滔做主，所以向太后一向是低调的态度。高滔滔去世后赵煦亲政，向太后自知不是新党对手，所以没有贸然反对新党恢复新法，而是采取了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策略。
赵煦去世后宋朝皇位空缺，朝廷中争执不断，正是旧党卷土重来的好机会。当初太皇太后高滔滔就是利用宋神宗去世后的权力空白期，抓住临朝听政的机会掌控政权，召回司马光等旧党领袖开启了元祐更化。向太后反对章惇的提议，本质上就是效仿高滔滔，意图拥立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并且支持旧党的皇帝。而章惇的提名的第一个人选，从出身到背景都不符合向太后的要求。一方面朱太妃在世，向太后不可能控制简王赵似。另一方面，朱太妃及其两个儿子都是倾向于新党的，上台后必然对旧党复起更加不利。
向太后认为自己没有儿子，宋神宗就没有嫡子，所以所有的儿子都是庶子，不能以亲疏来选择皇位继承人。这个说法在另一个角度也是冠冕堂皇的，因此章惇没有纠缠于礼法的嫡庶之争，而是提名了第二个人选申王赵佖。赵佖是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当时活着的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在古代继承权的礼法中，讲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从这原则看，章惇的推荐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却第二次被向太后否定了。向太后人为赵佖的眼睛有疾病，不适合当皇帝。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但却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赵佖小时候多病，得过严重急惊风，当时几乎丧命，为儿科名医钱乙治疗所痊愈。这个病治好后有个后遗症，就是眼睛不太好使。其实从史料上推测，赵佖并不是很多网络文章上说的盲人，而是有斜视的毛病。这个毛病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也不影响治国，所以向太后以此为由拒绝拥立赵佖是非常牵强的。向太后不立赵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赵佖之母武贤妃还活着。本来后宫有个朱太妃，向太后已经压不住了。如果再来个武太妃，甚至是武太后，向太后在后宫的权力地位大减，如何能继续成为旧党在后宫的代言人？
最后向太后自己提名了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作为新皇帝的人选。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也是在世的儿子中年龄仅次于申王赵佖的。赵佶和赵佖的年龄非常接近，赵佖只比赵佶大三个月。赵佶在文采方面很有天赋，从小就得到了宋神宗和宋哲宗的称赞，在朝廷中名气很大。对向太后最有利的是，赵佶的母亲陈氏在元祐四年就已经早逝，不会出来和她争夺后宫的权位。而赵佶本人和东京汴梁城的权贵集团来往密切，互相关系很好。这些权贵集团本身就是旧党背后的支持者，虽然不在朝廷任职，但在士大夫中影响很大。
可以说赵佶从各方面都满足向太后的需求，所以成为推荐的对象。按照宋朝立法规定，新皇帝登基必须得到后宫、皇族和朝廷三方面一致通过。向太后和皇族都是支持赵佶的，朝廷中除了宰相章惇反对，以曾布为首的其他新党大臣也支持赵佶，所以赵佶得以顺利登基。
那么问题来了，章惇是新党领袖，为什么在新皇帝人选上会被新党大臣们反对呢？要解释这个疑问，还得从章惇当宰相时期的政治形势说起。章惇是北宋少有的独相，独占相位七年，所以权力远超宋朝的其他宰相。宋哲宗赵煦如此信重他，让他一心一意的治国理政，给宋朝带来的最后的余晖。
但是在执政过程中章惇也难免得罪了不少人，成为朝廷大臣们嫉妒的对象。首先一方面，章惇权倾朝野，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多次纠纷。由于朝廷政事堂成为章惇的一言堂，而他的堂哥章楶掌握着西夏、吐蕃战线上的数十万大军，是朝廷枢密院的三把手，于是章家拥有了横跨军政两大领域的最高权限。如果让章惇提名的亲王当了皇帝，章惇还得挂上个顾命大臣的封号，这就是活脱脱的权臣了。宋朝对于权臣是非常忌讳的，让章惇的权势继续扩张，很可能导致唐朝灭亡的灾难再次发生，这不是新旧两党的官员们愿意看到的。
第二方面，新党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利益结合的朋党，利益为先，利尽则散。整个朋党是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始逐渐形成的，虽然大部分都是变法派，但其中却有不少投机者。当时的新党朝廷中最典型的投机者有三人，分别是曾布、许将和蔡京。
曾布就不必说了，他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叛徒，早就在新党内部声名狼藉。但是他管着枢密院，是赵煦用来掣肘章惇的棋子。他有过一次背叛新党的经历，再背叛一次也无妨。而且在绍圣年间他和章惇多次争权夺利失败，赵煦去世后，这是他最好的取代章惇的机会。
许将是出了名的两面派，是政治斗争的老油条。他是状元出身，受到宋神宗器重而成为心腹，在熙宁元丰年间是站在新党一方的。元祐更化时期，许将投靠了旧党，成为旧党讨伐新党的先锋。他出任翰林学士，后升任尚书右丞，是当时旧党内阁中唯一具有新党资历的大臣。在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的过程中，许将多次带头抨击新法。后来在人士任命方面，他又带头抨击新党官员，结果被人弹劾，得了个卖友求荣的骂名。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大量启用新党，许将又以宋神宗心腹的名号回归，得到赵煦的重用，成为中书门下侍郎。
从政治行为来看，许将就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根据政治风向不同而两边倒。章惇权倾朝野的时候，他站在章惇一方，力主由章惇的堂兄章楶带兵主持对西夏和吐蕃的作战。章惇驱逐旧党时，他再次卖友求荣，积极和蔡京罗织罪证，将旧党官员贬谪外放。如果说许将在绍圣年间有些功绩，那就是上书阻止了章惇提出的挖司马光坟的建议。就这样一个卖友求荣的墙头草，岂能忠诚于新党的理念，根本就是为了自己政治利益不择手段的。对他而言朋友就拿来出卖的，卖过一次后就无所顾忌了，出卖章惇是常规操作。
蔡京、蔡卞兄弟对章惇的提议也是不支持的，但两人的原因不同。蔡卞是担心章惇权力过大，走向了权臣的路子，最终导致宋朝亡国。而蔡京则不同，他就是在等着吃渔翁之利。蔡京在司马光搞元祐更化时便背叛过新党了，当时他是第一个顺从司马光，将新党的雇役法废除的新党官员。虽然他因为出卖新党而被弹劾罢官，但人品和节操已经完全败坏了。当时在新党中章惇是一把手，曾布是二把手，两人斗了起来，他自然要谋求渔翁之利。而且章惇权力的削弱，也有利于蔡京自己权力的扩张，所以他也不想章惇更进一步。
由于新党内部利益纠葛不断，所以被旧党的向太后抓住了机会，将矛头对准了新党领袖章惇。在墙倒众人推的环境下，章惇也无法逆天改命，最终让宋徽宗赵佶占了便宜。但赵佶既不是宋神宗、宋哲宗这样锐意进取的皇帝，也不是宋真宗、宋仁宗这种守成治国的君主，而是典型的浪荡子。他本质上既不是新党的支持者，也不是旧党的信徒，而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于是在他的治理下，宋朝朝廷顿时成为精致利己主义的天下，以蔡京为代表的一系列伪君子和两面派掌权，短短二十七年时间，国家就滑向了毁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