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东进！
我们这支全部换上便衣、肩负特殊使命的队伍，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准备乘敌人到管头"扫荡"、山外空虚之机，跳过封锁沟，穿越平汉路，奔向敌后的敌后———冀中大平原。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这首雄浑豪壮的《八路军军歌》，正好道出了我此时的心境。
置身于挺进冀中的行列中，我不禁在心里轻轻地哼唱起它来。
我们是昨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慈家台的。
为在慈家台等待过路的有利时机，一直等了一个多月。
这期间，我曾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请示汇报了工作。
程子华、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与我谈了冀中军事斗争的指导问题，整风与审查干部问题，保卫工作问题，领导方法问题以及配备干部的问题。
战斗中的生离死别固然常见，可是意外的重逢却也时常有之。
在慈家台，我竟与在红四团和红一师时一起工作的老战友耿飙同志重逢了。
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耿飙
我们俩的惊喜与激动是难以形容的。
自陕北分手后，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了。
这回，他从延安来，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正巧来到慈家台。
我们促膝倾谈，激动地回顾了我们率领红四团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和红一师东征、"红大"学习所结下的深厚战斗友谊，又叙说了八年来各自的经历，甚为感慨。
当谈到这次我到冀中去的主要任务是和冀中广大群众并肩战斗，恢复、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时，他深情地说：
"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接着，我们谈起了前不久，在收复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两人都浸在深深的哀痛中。
彭雪枫、林颖夫妇
是啊，彭雪枫同志领兵驰骋在抗日疆场上，无数次地重创日伪军，敌人对他胆战心惊！
我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在哈达铺改编后，我们的一连长———强渡乌江、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英雄毛振华，在河连湾攻打敌人的土围子中弹牺牲，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的彭雪枫同志特地赶到烈士墓前脱帽致哀。
当我向彭司令员报告毛振华连长的牺牲经过时，他的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在"红大"，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过着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
在同彭雪枫同志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和蔼可亲，才华出众，不愧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军事家。
没想到，现在他竟离开了我们！
"烈士未竟的事业，靠我们以加倍的工作和战斗去完成！"
耿飙同志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小兰村去了，这是他的临别赠言。
关于冀中的情况，上级向我介绍过。
这块平原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开创与冀中地方党的武装斗争以及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北上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同志，在冀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冬，程子华 （左三）与朱良才 （左一）、吕正操 （左二）、孙志远在晋察冀合影
一九三九年，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 O 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又打了胜仗，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冀中根据地。
如今冀中平原地广粮丰，人力雄厚，文化较发达，群众觉悟高。
它和冀西互为依托。
对此，早在"五一反扫荡"前，我就深有感受。
那时，我们在冀西，吃的粮食和身上穿的布都是从冀中背过来的，兵源也主要靠冀中来补充。
我们一分区的部队和冀中部队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情同手足。
他们反"扫荡"或者整训，也经常转移到我们这里来。
记得聂司令员视察一分区时，冀中的二十七团、二十九团正好在易县整训。
我特地请他们营以上的干部去见聂司令员。
在北娄山柿子林大操场上，聂司令员站在土台上接见了他们。
接见之后，我们还请这两个团的干部吃了一餐饭，吃的是馒头和粉条、豆腐、猪肉。
我看他们吃得挺有滋味，心里舒服极了，因为我知道，当时冀中遭灾，部队生活也较困难。
冀中，即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之间，是日伪统治华北的腹心地带。
如果敌人不能控制这个地区，它占领的平、津、保、石、沧等大中城市都会不得安宁，更谈不上侵占冀西和其它地区了。
由于冀中周围有平汉、平津、津浦、德石四条铁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敌人的交通命脉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敌人要想确保华北占领区也是不可能的。
日伪因而在华北驻屯了庞大的武装力量，从一九三八年起不断调集重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分割、封锁、"蚕食"，而冀中平原则成为"扫荡"的重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于是派冈村宁茨纠集了五万多兵力，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对冀中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敌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冀中部队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此后，冀中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敌人为了达到其总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强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极力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八千多个城镇，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一千七百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封锁沟。
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我冀中根据地分割为二千多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火网封锁之下，然后逐区逐块进行清剿、"剔抉"。
此外，还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掠夺，实行奴化教育。
从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界。
冀中军民经历了千辛万苦创立的冀中平原根据地基本上变质了，但是冀中军民并没有在腥风血雨中屈服，他们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经过一九四三年以来的积极斗争又部分地恢复，重新建立了隐蔽根据地，至今仍在为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可是就在敌人"五一大扫荡"中，八分区的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同志英勇牺牲了。
在敌人极其疯狂的"扫荡"下，我冀中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转移到了山区，只留下少数部队，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
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
多么可敬的战友，多么可敬的人民！
我为自己能挺进冀中，与他们并肩进行新的战斗而感到自豪！
昨天早晨，我们乘夜袭管头的敌人返回刘家台之机，即换上便衣，经高士庄向岭西走去。
遍地大雪，白得耀眼，沿途群众远远地望见我们，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便乱放信号，骇然大跑。
待我们走到西沟底时，这一带的村庄早已空无一人，所有的食物也都坚壁了。
我们想了解一下封锁沟外的情况，也找不到人，只好苦笑着离去。
今天上午，我们因沟外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行动。
午后两点钟，我们才离开西沟底，继续向东走去。
黄昏时，满天流霞，给皑皑白雪镀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
我们无心赏景，只是一意赶路，行至岭西、北台鱼附近，忽然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起，撕破了黄昏时的宁静，负责护送我们的三团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司令员，有敌情！"
情况紧急，如与"扫荡"的敌人遭遇，势必有一场血战。
我们不能与之纠缠，必须尽快甩掉他们。
于是，我决定立即改变路线，绕道而行。
在急行军中，夜色不知不觉地落入山谷，把我们保护起来了。
我们连夜急行了一百多里路，到了马家庄，这才歇了脚。
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们"两面政权"中的地下党员，他特地叫人烙了饼，炖了猪肉来招待我们。
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哟！
同志们都很感激。
村长笑眯眯地说：
"吃好，吃饱，过封锁沟时才有劲呀！"
我脱下那双刚穿两天的布鞋，一看，天！
两只脚起了六个泡，有四个脚指甲已经变成黑色的了。
不看则罢，一看，痛得钻心。
夜深了，我掏出日记本子，记下白天行军的情况，写罢，把笔一扔，就睡着了。
天刚蒙蒙亮，我们继续前进。
为了避免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与林铁、李志民等同志分头行动。
林铁同志的爱人弓彤轩同志和我们一起过路。
这天下午，向导———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领着我们前进。
我们要通过的是满城县山地和平原交界的封锁线。
满城县在一分区范围内，这里紧挨保定，情况复杂，但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却做得很好。
走了一段路，忽然，前面村庄响起了一阵狗叫声。
"不好！可能有敌人！"
向导说罢，领着我们东拐西拐，来到了一座尼姑庵前。
我抬头一看，那油漆斑驳脱落的庵门上方，隐约可见"月峰庵"三字。
"烧香哎，还愿罗———"
向导低低地叫了一声，轻轻地敲敲庵门，庵门开了一道缝，露出一双明净的眼睛，探询地望着向导，也把我们打量了一番。
"慧如，他们都是自己人。"
向导轻声说。
那位尼姑赶紧把连着门框和庵门的铁链子取下来，打开庵门。
我们便一个个飞快地闪身进去。
随即，她走出门外，察看了一番，才返身关了门。
她似乎还不放心，又唤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尼姑，贴着门缝"望风"。
接着，她又搬来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方凳，贴在院墙根下。
我的警卫员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主动站上去，将脑袋微探出墙头，观察四周动静，执行着警戒任务。
向导告诉我，月峰庵是我们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慧如是个共产党员，为了抗日，削发为尼的。
我惊喜而又敬佩地打量着这位穿着出家人衣袍，忙着为我们沏茶的慧如，不禁感慨万千，为我们党有这样的抗日女战士而自豪。
我不由地又想起了棋盘坨的李老道，想起了老君堂的石海中……
他们虽不是共产党人，仅仅是一些"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却又都是不甘当亡国奴的爱国者，连出家人都如此舍命抗敌，何愁贼寇不灭？!
庵外村庄里的狗早已不叫了，可是情况不明，我们不能贸然出去，又不便在庵内久留。
怎么办呢？
我正思索着，却见慧如把向导叫到一旁，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和另外一个尼姑戴着白帽罩，挎着篮子，打开庵门出去了。
向导这才告诉我，慧如是他的表姐，来月峰庵已多年了，现在是这个庵的师父。
长期以来，她以化斋为名，为我们八路军搜集情报，现在到村里为我们探听虚实去了。
我一听，很受感动，也真为慧如她们捏着一把汗，万一慧如她们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过了一阵子，那个陪慧如一起去的尼姑回来了。
她说：眼下村子里还不太安全，刚才来了几个汉奸找"两面村长"派粮派款，折腾一阵子，走了。
现在慧如师父正在路口上等着，打算掩护我们通过这一带村庄。
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便远远地跟在两位尼姑后头前进了。
一路上，这两位尼姑犹如我们的尖兵，冒着风险为我们开道，凡有情况都及时地用暗号通知我们。
我们在她俩的带领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穿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终于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临别时，她俩闪在路旁，低垂眼皮，虔诚地双手合十。
我们也都装作不认识，不敢交谈，更不敢逗留，只是擦身而过。
在这一刹那，我瞅了她俩一眼，只觉得她俩向神佛顶礼膜拜的无声动作胜似千言万语，可不，那就是在向我们招手告别，那就是在为我们祝福啊！
夜，寒星闪烁，冷风刺骨。
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准备通过敌人沿着平汉铁路设置的那条极难逾越的重点封锁线。
这条封锁线上不仅有日军的装甲车来同巡逻，而且在铁路两侧分别筑有又高又厚的封锁墙，墙上有碉堡，墙外又都有一道又深又宽的封锁沟，沟边还敷设有地雷。
炮楼顶部站岗的日军
听说，敌人凡是抓住过沟的人，轻则关押拷打，重则砍头开膛，弃尸沟旁，目的是给偷越封锁沟的人看，杀一儆百，切断冀中和冀西的联系。
敌人的封锁沟，对我们形成了一道障碍，使我们的活动极为不便。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以来，我们在军区统一组织下，曾经搞过多次声势浩大的"破交战"。
当时，仅在易县到满城这条线上，每晚在主力部队、县大队和游击队掩护下参加"破交"的老百姓就多达七八万人，不但打下了一些碉堡，捣毁了一些封锁墙，填了一些封锁沟，还使一些铁轨翻了身。
过沟前，我们把应付各种情况的办法都研究好了。
大家很快穿过了一片坟地和敌人的雷区，趴在陉阳驿附近的一条封锁沟旁。
日军的封锁壕沟
我们趴在那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护送我们的部队和武工队才向我报告说：
这一带现在没有异常情况，可以过沟了，只是要大家注意别发出响声，以免惊动碉堡里的敌哨兵。
我们通过的这段封锁沟和封锁墙，正好在敌人两个大碉堡之间。
抬头望去，只见犹如两头黑色巨兽的碉堡，阴森森地蹲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好象随时准备扑过来似的。
战士和武工队员们把一支支枪口都对准那两座魔鬼盘踞的堡垒。
只要敌人稍稍一动，一颗颗子弹就会划破夜空，飞进那怪兽的眼睛里。
穿过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和高高的封锁墙，正要跨过铁路，远处忽然响起了敌人装甲车的声音，一道明亮刺眼的探照灯光，在前方拐弯处出现了，它劈开了夜幕，在铁路沿线晃来晃去。
我们立即又卧倒在地。
日军九五式铁路公路两用坦克
这时，护送我们的同志虽没过沟，但他们比我们更紧张，一下子就展开了队形，散伏在各个坟堆后面，准备与敌激战。
装甲车轰隆轰隆地嗥叫着开了过来，贼亮贼亮的探照灯东摇西晃地照着，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同志们都攥紧了手中的枪。
敌人的装甲车顺着铁轨开到我们跟前，车身一顿，停了下来。
怎么，发现我们啦？
可为什么不开枪，只把探照灯四下里照着？
我们清楚地听到装甲车上的鬼子叽哩咕噜的说话声了。
大家都明白，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过了铁路，那边同样还有一道高墙和封锁沟，沟外还埋有地雷，硬冲，是冲不过去的，退吗，也不行。
看样子，非拼不可了！
轧道车上的鬼子兵
护送和接应我们的同志们就分别卧在铁路的两边，只要装甲车上敌人的枪一响，马上就会有多几倍的子弹回敬他们。
说来也怪，敌人的装甲车停了几分钟，便开走了。
看来，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午夜时分，我们胜利地穿过了平汉路，与接到电报前来接应的清苑支队会合了。
我们连夜渡过唐河，绕过高阳敌据点，来到高阳与旧城之间的一个村子里。
天亮了。我放眼一看，平平坦坦、一望无边的冀中大平原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冀西，我们有大山作屏障，有秘洞藏身，敌人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
要么开上几枪，放倒他几个，要么就在沟谷里伏兵千百，派出个"狼诱子"，把敌人引进"口袋"里，一网打尽。
可眼前大平原一望千里，无险可据，敌人有坦克和汽车，有东洋大马，有汉奸自行车队，还有那可以掠过屋顶树梢、根本用不着担心撞山的飞机……
我们将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奔赴冀中之前，曾反复分析过冀中的形势。
我想，有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有久经考验的冀中人民，只要把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重新组建起来，利用青纱帐，利用各种地道，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用不着再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就得乖乖地从这块大平原上夹起尾巴滚蛋！
想到这里，一种豪壮之感溢满心头，我再望望面前的冀中大平原，只觉得她莽莽苍苍，异常开阔。
"司令员，上车吧！"
化装成车把式的九分区的同志笑呵呵地对我说。
"坐牛车？"
我觉得又新鲜又好笑。
大概是平时骑惯了快马，只觉得乘坐这慢吞吞的牛车多急人呀！
可是，我的脚已经走坏了，不坐也不行。
再说，我们这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牛车是冀中平原上一种普遍的交通运输工具，从"入乡随俗"这点来讲，还是该坐的。
我头上包着白毛巾，身上穿着紫花布褂子，完全是一副冀中老乡打扮了。
我和去冀中军区当作战科副科长的周自为，作战参谋阎佐三、警卫员李旺仁、勤务员小韩坐上了牛车。
赶车的同志拿着根光秃秃的柳条往牛背上轻轻一抽，牛便缓缓走动了。
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们在我们附近步行着，他们全化装成出远门的冀中老百姓了。
牛车走得很慢，我们每天只能前进三四十里。
有时候早饭后出发，有时候黄昏才动身，视情况而定。
当年正好三十岁的我，就是这样穿着土布褂子，坐着牛车，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去当冀中军区司令的。
这是我历年来任职中，别开生面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