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革命党人发动的护国战争,达到了倒袁护国的战略目的。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革命党人所确定的战略战术思想,对指导这一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在护国战争中蔡锷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评价,试作述论,向学术界请教。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下旬,蔡锷巧妙地避开了袁世凯爪牙的监视,绕道日本、香港、河内等地,于十二月十九日到达云南,和云南唐继尧、李烈钧等革命党人开始商议武力讨袁问题。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热潮的推动下,云南首先宣告独立,建立了护国军政府,并确定了以云南为根本,兵分川、湘、桂粤三路,“次第进发”,“会师武汉,直捣幽燕”①1的战略战术思想,作为指导护国战争的方针。确定这一方针,蔡锷是有一个因时而变逐步发展的认识过程的。
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蔡锷从“筹安会”的出笼,已看透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开始筹划以四川为根据地,进行武力倒袁。他曾致信他的学生,川军第二师旅长雷飚:“在川治军,须处处留心人才”,注意联络军队官长,团结一致,为将来武力讨袁、奠定四川,作为策应力量②1。在天津,蔡锷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就他到滇后进行武力讨袁的战略战术问题,曾展开了较具体的讨论。他们设想,蔡锷一到云南,即联络云南、贵州的旧部,“全力规川”,然后“以蜀为根本之地”,“更图进取,以定中原”。③2“天府之国”的四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当时袁世凯控制得较牢的省份,若能奠定四川,则对全国的反袁斗争形势必将发生极大影响。“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④2这表明,蔡锷在入滇前的军事主张是以进取四川为主要考虑的。具体地说,他在战略上是主张以滇黔新军主力攻入川省,首先奠定四川大局,以激起全国反袁势力的响应,然后会战武汉,直捣幽燕,达到推翻袁世凯政府的目的;他的战术思想是强调单军秘密独进,出敌不意,一举攻取四川。这一战略战术思想在护国战争未起之时,对推动全国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对起义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军需保障,都是符合当时形势的。
蔡锷抵滇后,一度仍主张以湞黔新军全力攻取四川。而唐继尧等人则提出以云南为根本,三路出师,会战武汉的作战方略。他们认为,起义军以云南为根本,进攻湖南是属于上策;进攻四川也是属于上策;进攻两广是属于中策。“今吾两策并用,三路出师,何患袁逆不倒”。⑤3显然,蔡锷初到云南时,在武力讨袁的战略战术问题上与云南唐继尧等人分歧很大。
从蔡锷来滇后的形势看,随着云南反袁斗争的迅速高涨,特别是云南宣告独立决定武力倒袁以后,袁世凯采取的诱骗、离间、恫吓革命党人起义的一切伎俩宣告失败,便开始调兵遣将,准备以川、湘、桂三路围剿云南护国军政府,妄图用武力扑灭反袁起义之火。可以看到,此时由于云南提前宣告独立,过早地暴露了革命党人武力讨袁的意图,致使护国军政府有可能陷入袁军三路包围的困境。反袁斗争的新形势,使蔡锷开始感到护国军政府,确立以云南为根本,编制三军,分路讨袁的战略战术方针,对确保护国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蔡锷审时度势之后,毅然放弃原先全军独进四川的主张,原则上赞同以唐继尧等人提出的以云南为根本“三路出师”的建议,确定为护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针,并积极着手贯彻这一方针。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已决定亲率护国第一军出师四川。由于护国军兵分三路,出师四川的兵力显得薄弱。因此,他致电速告他的学生雷飚:“滇军拟合编三路,分出湘蜀(粤路此时还未决定出发时间),军队已集中,克日出发”。蔡锷还要求他迅速做好准备,“相机因应”。⑥4二十三日,他又给已与护国军暗中联络,伺机起义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发电:“滇决出二师,分援湘蜀,共图中原”,希望刘存厚做好起义的准备,“以便相机援应”。⑦4蔡锷深知三路出师,后勤保障十分重要。由于云南贫瘠,提供护国军全部供养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电在华侨中具有很高威望的原安徽都督柏文蔚称“现编护国军,次第进发,并设筹饷专局,接济军需”。请求柏文蔚“俯任南洋筹饷总代表”,帮助护国军解决好后勤保障问题,以保证三师奋力作战,“铲除独夫之专制”。⑧1
必须指出,蔡锷虽接受了唐继尧等人的建议,但仍把主攻四川作为贯彻这一方针的重点,他亲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从而把三路出师形成了第一军主攻四川,挺进军、第二军助攻湖南和两广的战略战术态势。这样既能集中护国军的主力,打击袁军的主要进攻方向,确保了反袁斗争中心——云南护国军政府的安全;又能三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促使全国各省迅速起义,合力倒袁。这就比唐继尧等人提出的“两策并用”平分兵力,三路出击的建议,在当时的形势下更具有意义。由此可见,护国战争中蔡锷所主张的战略战术方针,与云南军政府所确立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蔡锷这样做,并不完全从与不同革命党派、地方实力派搞好关系着眼,而是由于他洞察反袁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他长期受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西方军事思想熏陶的结果。他曾在《曾胡治兵语录》按语中,把曾国藩、胡林翼的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比较后写道:“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他还指出,在战术上要分兵配合作战,“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合等是也”。⑨5可见,蔡锷最后确立的指导护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既是他军事思想的体现,又是他把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西方军事思想融会贯通,与护国战争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至三月底,蔡锷亲率护国第一军主力,在川南的叙州、泸州、纳溪等地,与几倍于自己的袁军展开了英勇的战。牵制住了袁军的主力,并给以重创,确保了云南军政府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护国军的作战,为实现护国战争的既定战略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九一六年一月初,蔡锷得悉袁世凯已命北洋军主力曹锟、马继增、张敬尧三师分道入川、黔,进攻云南。为了赶在这些袁军到达川、黔以前,“速与作战,一举破之”,⑩6攻取四川,粉碎敌人的围剿,实现护国战争的战略目的。他立即决定从战术上对入川部队的呼应、协同作出合乎战争形势的部署,把第一军所属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兵力,紧急编成第一、二、三梯团。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指挥的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第一军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机进攻成都;以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所辖梯团为第一军中路,出叙永,取泸州,然后顺江而下进攻四川。一月十六日,蔡锷亲率护国第一军中路二梯团挺进四川,并毅然命令早先向川边进发的左翼第一梯团迅速向川边叙州推进。一月十七日,第一梯团在滇川交界的新场与驻川袁军伍祥祯旅接战,揭开了川南激战的序幕。护国军以猛虎下山之势,突然袭击,击溃了敌人的阻击,迅速攻克了云南入川的要隘——叙州。在蔡锷的果断指挥下,趁敌不意,迅速接战,护国军首战告捷。
二月四日,蔡锷亲率的第一军中路先头部队董鸿勋支队,顺利与川军起义部队刘存厚师汇合,兵临川南重镇泸州城下。并对敌立即实施突袭,力图一举攻克泸州。但由于董、刘指挥不当,护国军攻而不克。二月六日,在驻守泸州袁军的告急下,攻滇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旅、王承斌团和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两营,相继抵达泸州,增强了泸州袁军的兵力,立即对董、刘两部进行反击,护国军一度陷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境。董、刘两部被迫停止攻击,退守纳溪。蔡锷在开进的途中得知这一情况,急令中路梯团迅速赴援纳溪。二月中旬,护国第一军中路梯团先后抵达纳溪前沿阵地,稳定了纳溪护国军的防御。但是,此的进川攻滇袁军主力,北洋军第七师也到达泸州。至此,泸州袁军兵力已达两万余人,是川境袁军总兵力的一半,而护国军仅有四千余人。袁军依仗兵力优势,立即兵分二路,向纳溪护国军阵地发动猖狂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护国第一军。蔡锷面临这种严峻的态势,毅然决定放弃叙州阵地,急调第一梯团增援纳溪,集中了第一军的主力,顽强抗击敌人,挫败了袁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四川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蔡锷决心组织有力的反攻,牵制和击溃攻滇袁军主力于泸州,保证在云南军政府的领导下,护国战争按既定方针全面展开,实现其战略目的。二月二十三日,蔡锷亲临纳溪前线指挥。从此,他不怕遭敌枪炮射击的危险,不顾疾病缠身,深入火线视察敌情,亲自部署作战行动,亲自进行战斗指挥,把几倍于护国军,装备精良的袁军主力,打得“死伤过半”,狼狈不堪。致使敌人不断增加泸州的兵力)北洋军第八师等部先后又抵泸增援)。但仍无济于事,袁军“亦有闻风丧胆之势”。117激战持续了数星期,“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128在蔡锷的正确指挥下,护国第一军广大指挥员拼死搏战,敌人损失惨重,不敢再战,终于以劣胜优。这一战彻底粉碎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军事优势围剿云南军政府,消灭护国军的阴谋。全国倒袁斗争形势空前高涨。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不得不下令取消帝制,停战谈判。
综观蔡锷在川南战场,为了实现护国战争的战略目的,指挥护国第一军主力,以劣势兵力击溃和牵制袁军精锐之师于泸州的战争实践,不难看出,蔡锷在战略战术思想方面的高超表现,其主要成功之处有以下三点:
首先,善于因势利导,灵活运用有限兵力。护国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复杂多变。蔡锷能够洞察驾驭形势,围绕护国战争的战略目标,随机应变,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最佳时机中去运用,为以劣势兵力,牵制和击溃袁军精锐之师于泸州创造了前提。
当蔡锷得知袁军主力即将进川时,未等护国第一军集结完毕,毅然下令编制三个作战梯团,次第进发。以使护国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赶在进川袁军主力抵达四川之前,迅速接敌,一举击溃驻川袁军两旅,轻取叙州。这样就增强了护国军战胜敌人的决心,为以后纳、泸激战牵制和击溃袁军主力奠定了基础。护国军攻克叙州之后,进川袁军主力迅速向纳溪、泸州、叙州方向开进,企图消灭护国第一军,直攻云南。此时,蔡锷主张“此间若暂取守势,牵制其主力,而以重兵趋綦、渝,甚属得机得势”。131产生了改变护国第一军诸梯团攻克泸、叙合战成都、重庆的作战计划的设想。当护国第一军中路先头部队失去了迅速攻克泸州的时机,反遭二万多袁军主力部队的攻击时,蔡锷立即决定改变第一军合战成都、重庆的作战计划,毅然命令第一梯团主动放弃叙州,赴援纳溪。从而迅速集中了护国第一军的兵力,在泸、纳一带与敌展开阵地激战,牵制和击溃了几倍于护国军的攻滇袁军主力,使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为其他方向护国战争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蔡锷这种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值得后人借鉴。
其次,充分发挥协同作战的威力,以劣胜优。川南激战中,就双方兵力而论,“敌则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147护国军始终处于劣势。最终护国军之所以能够以劣胜优,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蔡锷在作战指导上,始终强调友军、梯团、支队、连、排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步兵、炮兵、工程兵、机枪兵等等各种专业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从而在进攻中形成以主攻、助攻、佯攻为作战形式的各部队有机结合的整体攻势,达到“协同一致之实”,全力以赴,击溃敌人的目的159。在防御中,便能集结主力,扼守重点,多张疑兵,达到“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167的整体防御效果。所以,在整个川南战斗过程中,蔡锷指挥的护国军,尽管组建不久,兵力来源相当分散,加之各路友军、义勇队,建制十分复杂。但是,在他协同作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护国军“以攻则捷,以守则固,虽逆军兵力较我为倍,亦能出奇制胜”。171可见,蔡锷把近代中国曾国藩、胡林翼的“临阵分枝”,“先期合力”的传统军事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新式武器不断促使中国军队迅速演变的情况下,发展到新的水平,给于以后的中国军事史,以重要的影响。
再次,注重政治策反与军事斗争的紧密结合,把政治策反作为军事斗争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护国战争是二十世纪初年全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斗争的继续。事实上这场政治斗争的浪潮,不仅激起了反袁势力举起武力讨袁的旗帜,同时也促使了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集团内部的渐渐瓦解。在这样的形势下,蔡锷一面积极投身于武力讨袁的战场,一面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多种方法,政治策反北洋集团内部人员,倒向革命,加速其内部崩溃,对正面护国战争各个战场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对进川袁军内部的政治策反,成了蔡锷在川南战场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护国第一军牵制和击溃袁军主力于泸州,起到的作用更为突出。
当蔡锷起兵入川时,由于他的努力,促使川军刘存厚师的迅速起义,加入了护国军进攻四川的行列,在川南激战中始终并肩作战。在他的致信劝说下,和他交往很深的四川军务会办陈宦,于护国军攻克叙州之后,主动要求蔡锷“兼程来川,共策将来”。1810从此,陈宦对袁世凯的指令阳奉阴违,对川军和北洋军主力联合攻滇的军事行动,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川南战场上的袁军部队,始终缺乏统一指挥,无法进行协同作战,致使兵力上占优势的袁军,发挥不出强大的全面攻势。从而减轻了护国军川南战场的军事压力。即使在川南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蔡锷也没有放弃对袁军内部的政治策反。三月中旬,他不仅促使袁军冯玉祥、伍祥祯旅中立,而且“没法促冯、伍迫陈(宦)宣布独立”,191从根本上瓦解袁军对护国军正面战场的攻势。三月二十二日,在护国军的强大政治和军事攻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宣告停战,从此不敢再战。由此可以看出,蔡锷深知政治与战争之间的本质联系,并把这种紧密联系贯彻于军事斗争实践,形成了一个符合战争规律的完整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他不愧为近代杰出的军事家。
自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宣告停战谈判起,护国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停战谈判期间,护国军各路兵马乘机扩军备战,为达到护国战争战略目标,准备同袁军作最后的决战。袁军主力在川南战场的惨败,护国军湘路、桂路战场的相继展开,彻底粉碎了袁世凯妄图三路围剿云南护国军政府,一举消灭护国军的阴谋。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气,各省先后纷纷独立,袁军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军阀集团彻底崩溃。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至此,护国战争达到了倒袁护国的预期目的,取得胜利,宣告结束。
护国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蔡锷所确立的战略战术方针是正确的。由于确立以云南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川南护国第一军,以及第二军,挺进军有可能得到后方的军需、装备、兵源的接济,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战术上确立以川路为主攻,以湘、桂粤路为助攻的三路出师的思想,使得第一军在川南牵制和击溃了攻滇袁军主力,为护国军政府迅速组建两军,开辟湘、桂战场提供了时机;而护国军湘路战场的展开,和桂路取得消灭广东龙觐光师,促使广西独立的胜利,又有力地配合了川南护国第一军的作战。从而三路呼应,瓦解了袁军以川路为主攻、以湘、桂为辅攻的围剿计划,保障了护国军云南大本营的安全,推动了各省的纷纷独立,从根本上为保证护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总之,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不论从传统军事思想和西方军事思想交会方面来看,从当时军事斗争的实践来看,从对政治的影响来看,都应该说是成功的。（《军事历史研究》1987.2，作者：奚纪荣 ,李国良）
注释
1 (13) (17) (19) 毛汪青:《蔡锷集》第401、 365、 378、 403、 435、 426页。
2(11) (14) (16) 《护国文献》上册,第344、 337、 336页
3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24-26页.
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13、 114页
5 《护国文献》上册,第188-189页.
6 毛注青:《蔡锷集》第83-84页.
7 蔡端:《蔡锷集》第93页.
8(12)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1页.
9(15) 毛注青:《蔡锷集》第419-420页.
10(18)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