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中旬，中央决定在7月初，于河南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后来中央考虑到与会人员，大部分都在一线指挥“大跃进”，很辛劳，遂修改开会地，改到风景秀丽、放松身心的江西庐山。
彭德怀接到这份看似寻常的开会通知时，沉思良久，不愿去参会。理由有三，一是他刚回国不久，前面近两个月时间，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他国，学习先进军事经验，奔波多国，身心俱疲；
二是在4月出国前的上海会议上，他跟毛主席出现了一些分歧与争执；三是因前面出国，他案桌上积压了不少文件、报告，还等着他审阅批示。
因此，彭德怀希望留京工作、不用参会的黄克诚，代自己走一趟。彭德怀提出自己的想法后，黄克诚没有立即表态，他认为彭德怀不参会是很不合适的；深知毛主席脾气的他，还觉得这会激化彭与毛的矛盾，加深分歧。
在黄克诚的开导和劝慰下，彭德怀最终选择了上庐山开会。在这件事上，黄克诚后来多少还是有些后悔的：若是自己不劝彭总开会，自己代他去，局面是不是不会闹得那么难看？
黄克诚虽在山下，但对山上的会议内容和开会形势，十分密切地关注着。这多少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所以对突然的异变，没有任何准备。会议中期，黄克诚突然被通知，要他上山参会。他有些茫然。
尤其是原本留守北京的彭真，也被要求上山。彭真特意找到黄克诚，说要他跟自己一块上山。当时黄克诚不疑有他，事后才多想了一些，恍然大悟。
黄克诚上山后才知道，会议因彭德怀的一封信和毛主席的表态，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克诚一向稳重，上山后同多方了解情况。在与“多方”谈话中，有一方是十分特别的：周小舟、周惠和李锐。
他们都来自“湖南”。黄克诚在湖南主政过，他主导了建国初期湖南的剿匪、土改、镇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干部培养等工作。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兼毛主席的兼职秘书。
李锐跟湖南也有扯不断的关系：建国初期担任湖南日报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黄克诚一上山，这三人就好像找到主心骨，主动到黄的住处，交流对这场会议的感觉和看法。他们四人的看法是颇为一致的，而且周、周、李对黄克诚十分坦诚，讲起话来没有任何遮掩，也没有顾忌。这为他们后来的结局和庐山会议的“爆炸”，埋下了一个伏笔。
黄克诚再三劝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但于事无补，周小舟说，毛主席这样的突变，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虽然他们讲得很少，黄克诚也明确表态“毛主席不会那样”，但还是埋下了祸根。
他们准备走时，彭德怀又来了，周小舟还想跟彭交流，但李锐催着要走。他们黑灯瞎火离开的时候，碰巧撞见了罗瑞卿：罗瑞卿是毛主席的大警卫长，又是支持毛主席的。
黄克诚认为，这样被罗瑞卿发现，罗肯定注意到了，迟早会被要求交代；周、周、李说起的“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容易被误认为反对伟人，所以预感大事不妙的黄克诚，建议他们主动找到毛主席，开诚布公，说明情况。他们不听。
后来小组开会，周、周、李被人追问，他们到黄克诚那讲了什么。罗瑞卿恰好也到他们小组开会，黄克诚见状，就把那晚的谈话，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他深知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会被人误解，但是被问到不说出来，有违他的党性原则。最后他讲出来时，虽然解释了这是他们的一时冲动、没有不良居心，但还是引起了全场沸腾。黄克诚的话，就像点燃了一颗炸弹，从他们组炸出去，波及到整场会议所有小组。
他们背地的这番议论，经人揭发，张闻天与彭德怀之间也有过类似的。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及大家对毛主席的特殊感情，都不允许有这样不敬。更何况三年前，刚经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错误和违法行为。
他们说“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引起了无数原本同情他们的与会者的愤慨，大家在情感上都不能接受。因此到1966年的时候，毛主席说要找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既然你们讲我是斯大林，那我就提前把“赫鲁晓夫”找出来。
这就是祸从口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