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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政的航运帝国与日俄战争
张本政的航运事业起步于日俄战争时期，，张本政凭借其初始的几艘船只开始为日军提供军火运输服务。他的船只往返于日本与中国的多个港口，运送各种军需物资，包括弹药、衣物和食品等。张本政对航线的精确把握和对运输计划的严格执行赢得了日本军方的一致好评。
随着战争的深入，张本政看准机会，不断扩充自己的船队。他通过购买新船或租赁其他商家的船只，迅速增加了自己的船只数量。每当有船只空闲时，他就会亲自前往各大船坞，检查船只的维修保养情况，确保每艘船都能迅速投入使用。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得他的船队运营效率极高，几乎没有出现过因船只故障而影响运输任务的情况。
在扩充船队的同时，张本政还与日本军方的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经常出席由日本军方举办的商务晚宴和会议，与军方高层直接对话，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和未来的物资调度计划。在这些会议上，张本政的专业表现以及对日本军需的准确供给，使他逐渐成为了日本军方信赖的主要物资供应商。
到了1920年，张本政的船队已经发展到二十多艘，成为了区域内数一数二的航运公司。他的船只不仅在中国沿海广泛运作，还开始扩展到国际航线，如朝鲜、东南亚以及日本本土。每一条航线的开通，都是他与日本军方合作的深化。
到了1932年，随着张本政的航运事业的稳步发展，他开始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张本政筹资为日本人建立了名为“国防馆”的设施，除了国防馆的建设，张本政还投资修建了“大连西本愿寺”。
张本政的这些举动获得了日本当局的高度赞赏和认可，他因此被授予“有功奖章”和“特别褒状”。这两个奖章就是张本政卖国求荣的铁证。
七七事变与张本政的抉择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整个中国在这一事件后迅速形成了坚定的抗日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加强国防，防止任何可能的资源落入日军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命令是所有中国船商都必须将他们的船只驶入相对安全的长江或者远赴香港停靠，以此避免这些船只被日军控制或利用。
然而，张本政在这一重大国家决策面前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尽管国民政府的命令明确且强制性高，张本政却选择继续将他的庞大船队——共计35艘轮船——用于支持日本军队的物资运输。他的船只负责从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区运送大量的军火和其他军事装备到战场前线，包括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再到华北的广阔区域。
张本政的这一行为，直接违背了国民政府的防战策略，他的船队成为日军在中国东部沿海活动的一大后勤支撑点。张本政的轮船在夜色中穿梭，频繁地在各大港口装载和卸载，其操作的隐秘性和高效性使得国民政府对他的行为极为头疼。
在民间，张本政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巨大的公愤。新闻媒体和各类传播渠道开始广泛报道他的“卖国”行为，许多爱国团体和个人纷纷谴责他为“现代汉奸”。在一些抗日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中，张本政的名字经常被提及，成为人们愤怒的焦点。不少船员和海员也开始对他的行为表示抵制，甚至有部分人拒绝继续在他的船上工作，转而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
尽管面临国内外的广泛谴责，张本政仍旧坚持其行为，继续为日军提供后勤支持。他的船队被日军视为不可多得的战略资源，张本政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日军以及其背后日本官方的更多支持和保护。在日军的多次军事行动中，张本政的船队承担了大量的运输任务，包括运送日军战俘、伤员以及大批的战略物资。
张本政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角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本政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他不仅继续运用自己庞大的船队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还大量投资于为日军提供所需的各种物资和资金。在这一时期，张本政的船队几乎成为日本海军和陆军在中国沿海及远洋行动的一个主要物流支柱。他的船只频繁在南洋、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多个重要战略点之间运送兵员、武器和其他军事补给。
此外，张本政的经济活动不限于简单的物资运输。他积极参与日本在华的经济活动，特别是通过担任日本“储蓄奖励委员会”的参议，他参与了对日军的大规模资金筹集工作。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激励和管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及亲日华人的储蓄，以转化为对日本军事的资金支持。在他的影响下，委员会成功地从华人商界和亲日团体中筹得巨额资金，这些资金直接用于支持日本军队的南侵和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开支。据悉，他亲自主导的这次筹款活动最终为日军聚集了高达1亿5千万元的巨额资金。
为了显示对日本军事努力的全力支持和忠诚，张本政不仅组织筹款，还从个人财富中拿出了10万元现金，并捐出了40架飞机给日军。
张本政的这些举动，尤其是他对日军的巨额捐赠和筹款能力，赢得了日本高层的极大赞赏。他的贡献甚至得到了日本天皇的肯定和亲自接见，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荣誉。
在大连，张本政的政治生涯同样显赫。他不仅担任过大连市的市会议员，还曾是商会议员。
尽管张本政在外表上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人物，但他的这些行为，在更广泛的中国社会中，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卖国行为。他的名字因此与汉奸等同，成为了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张本政的权力和影响达到顶峰。他的船队不断扩张，新购和租赁的船只不断加入，以满足日军对运输能力的巨大需求。这些船只不仅运送常规的军事物资，如食品、弹药和燃料，也运送特殊货物，包括战略材料和技术设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日军的战斗力和战略部署能力。
然而，张本政的行为也引起了部分船员的极度不满。其中一位名叫马吉盛的船员因不愿支持侵略战争而拒绝出海执行任务。对此，张本政毫不犹豫地将马吉盛以“反满抗日”的罪名交给了水上警察署。马吉盛在警察的拘留中受到了严酷的审讯和虐待，最终因为遭受不人道的对待而死亡。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船员和部分民众中引起了震动，但张本政对此置若罔闻，继续他的军事物资运输和资金筹集活动。
张本政的末路与审判
随着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二战终于结束，但对于张本政来说，这只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战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民政府逐步恢复对国内的控制，对战争期间的汉奸进行清算成为了当务之急。张本政作为日本侵华过程中显著的汉奸人物，其行径被广泛报道和谴责，很快就成为了审判的对象。
张本政的审判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被控以“附敌祸国”罪，这是针对那些在战时与敌对国家合作，对本国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的指控。在审判中，控方详细列举了张本政在战争期间为日军提供物资支持、筹集巨额资金及其对抗日船员的残忍对待等罪行。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助长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面对这些罪证，张本政试图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商人，在战争中试图保持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然而，这种辩解并没有赢得法庭的同情，考虑到他的行为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法庭最终判处他12年有期徒刑，并剥夺终身公民权，意在通过这一判决，示警那些在危机时刻背离国家利益的行为的严重性。
尽管已被判刑，张本政却未能即刻开始服刑。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申请了保外就医，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在监狱中接受适当的治疗。这使得他在判决后的几年中暂时未被实际关押。
然而，随着1951年国民政府对国内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进一步加强，张本政的保外就医状态被重新审视。在一次集中打击反革命和旧政权遗留问题的行动中，公安机关重新逮捕了张本政。这次，鉴于他在战时的极端行为以及战后试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法院决定撤销他之前的判决，改判为死刑，并立即执行，以彰显对其反国家和反人民行为的最高惩罚。
参考资料：[1]赵德祥.张本政与政记轮船公司述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4(2):8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