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孙中山曾有过多次北伐的计划和行动，然而均未能如愿。孙中山逝世后，北伐大业并未停止。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的纲领。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从各方面准备北伐。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在5万多人的欢声雷动当中，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蒋介石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大会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艰苦斗争，相继创建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成立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西征，从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接着，又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农民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所有这些，为北伐战争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值得一提的是，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等共产党员均担任军队党代表或副党代表。除第7、8军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
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之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统一政府建设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蒋介石发表宣言、通电和告广东军民书等，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北伐军兵分三路，西路军为主力，担任正面作战，兵力约5万，进攻两湖，直指武汉；中路军保障西路侧翼安全，进攻江西孙传芳部；东路军向敌兵空虚的浙闽进军。第5军留守广州根据地。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组织国民军联军约5万人（后发展到约20万人）响应北伐。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只有10万人左右。实力相当的悬殊。
北伐战争顺利进军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股竹。9月，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吴佩孚和蒋介石曾经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算得上是校友。在武昌被攻克之后，吴佩孚见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始了辗转流亡的落寞之路。不过在战败之后，他居然还称赞蒋介石说：“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不过，除了蒋介石卓越的军事才华以外，北洋直系军队速败给国民革命军的原因还在于蒋介石当时还取得了“道义的制高点”。此时的民心向背早已昭然，百姓们夹道欢迎打败直系军队的国民革命军。而吴佩孚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绊脚石。
北伐时期示意图
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于11月初开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新江全省。3月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开进上海。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
通过北伐，蒋介石将国民党的旗帜插遍了南中国大多数地方。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全团2100人打响北伐第一枪
叶挺独立团正式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导下，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21日宣布组建命令，23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团部设在肇庆阅江楼，全团有2100多人，设有三个营及两个直辖队。以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为团长和参谋长，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率先从广东出发打响第一枪。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20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开拔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途经广州时，周恩来接见了部队，并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告诫部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作战要勇敢，有牺牲精神，打出共产党队伍的威风。最后，周恩来鼓励大家“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之后，独立团首先由粤入湘为北伐前锋，进入湖南汝城附近，在中共组织的侦探队和向导队、狙击队的协助下，最先和谢文炳一部敌军约千余人发生战斗，乘夜冒雨进攻，迅速夺取汝城的西南高地，经过一夜激战，将敌人击溃，遂即占领汝城，旗开得胜。叶挺率队经过渡头司、资兴到达永兴县城时，接到唐生智来电：“吴佩孚派赣军唐福山和谢文炳等残部共约四个团，集结于攸县长岭之线，一部分进至碌田附近，企图进犯安仁，望速迎击”。
6月2日，独立团冒大暴雨兼程挺进到达安仁。3日下午，当叶挺独立团刚进入湖南安仁时，敌军六个团来犯。独立团迎敌而上，投入战斗。叶挺作战斗动员说，独立团是北伐先锋队，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在北伐中的第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在叶挺的正确指挥下，全团官兵团结一致，英勇拼杀。“以一团之兵力”，“击破敌军谢文炳整师”，不仅夺得了北伐胜利进军的先声，稳定了湖南的战局，也为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清除了路障，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6月5日，叶挺独立团攻克攸县，以一团之众战胜四倍之敌，树立北伐胜利先声，稳定了湖南战局。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士气和民心。打破了吴佩孚占领湘南，威胁广东的计划，挽救和稳定了湖南的战局，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使北伐军声威大震，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攻克攸县后，叶挺又率领独立团参加了“醴陵战役”“平江战役”“中伙铺战役”“丁巳桥战役”“贺胜桥战役”等，取得节节胜利、战果辉煌。而攻入武昌则使叶挺独立团成为赫赫有名的铁军。
吴佩孚
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的吴佩孚逃回武汉，即行重新部署，调集全部有生力量，固守武汉三镇，企图依赖长江天险和武昌的高墙深沟，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1日，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并包围了该城。3日和5日发起两次攻城战斗，均未奏效。叶挺独立团参加了第二次攻城战斗，奋勇队第一营冒着炮火潜近城脚，架起了几具云梯奋力攀登。敌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独立团第一营官兵轮番强攻，前仆后继，死伤惨重。正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5日《国民日报》在报道叶挺独立团战绩所说，“城虽未下，而此种大无畏之精神，已足以吓破敌胆矣”。
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武昌则成为一座孤城，处于北伐军四面包围之中。北伐军改用围困封锁之策，武昌城内守军组织精锐敢死队，妄想突围。10月1日，通湘门之敌6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叶挺独立团防地发动突袭，夺去掩护工兵发掘坑道的铁甲车，并占领通湘门车站及梅家山高地。叶挺独立团集中火力猛击来犯之敌，激战一个小时，夺回阵地和铁甲车。10月3日，敌人再次突围，亦未得逞。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军在城内投诚部队作内应配合下，再度攻城。叶挺独立团由通湘门附近爬墙入城，与顽固抵抗的敌军展开巷战，并首先攻占筑有炮台和环形工事的制高点蛇山。
叶挺独立团军旗
经过40天的激烈战斗，叶挺独立团终于登上了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出师北伐至同年11月，在半年期间，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队，首先攻克安仁县的攸县地区，掩护北伐军主力集中，在各个战役中能催强敌，能拔坚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牺牲最巨，建功最大，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为国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据统计，在整个北伐中，独立团伤亡约有1000人，牺牲的有600多人。仅武昌一役，就有191名官兵倒在武昌城下。北伐胜利后，叶挺独立团改编为七十三团，后来又进行了扩编。叶挺独立团的全体官兵，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以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志，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以浴血奋战、势不可挡的革命精神，铸就了铁军的威名。
工农运动的高潮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国民党举行北伐。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共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党在现在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在农民之中的工作，尤其是将来北伐军必经之地要发动群众，做好迎接、策应和配合革命军的工作。民众一致拥护北伐的呼声中，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国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规模迅速高涨。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农民运动首先高涨起来。毛泽东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他们纷纷攻击农民运动，诬蔑其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9、10月间相继成立。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两省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多取得胜利。群众性反帝斗争蓬勃开展，推动国民政府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
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然而，就在这个胜利的局面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逐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