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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世人对“少帅”张学良的评价，向来是褒贬不一。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发动“西安事变”？
在整个过程中，蒋介石的嫡系亲信陈诚，又充当了什么角色？
张学良：蒋介石不用人才，用奴才！
“自东北易帜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指蒋介石）！”
1936年9月初，张学良特地邀请“发小”冯庸，来西安相聚。
他感慨道：“可是，家仇不能不报，国耻不能不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当务之急，唯有举国一致抗日！”
张学良为何会跟远道而来的冯庸，说这番话？
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曾经是东北军的一员。
九一八之后，冯庸坚决不做亡国奴，因而被挟持到了东京。
经过千辛万苦，才终于回国。
冯庸在陈诚手下任职，并与陈诚关系密切。
蒋介石用人有三个标准：浙江人氏；黄埔出身；绝对忠诚。
出生于浙江青田，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特别佐官，且对蒋介石唯命是从的陈诚，刚好符合这三个特点。
蒋介石对陈诚非常信任，曾肉麻的说：“（蒋）中正不可一日无（陈）辞修。”
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不重用人才，只重用“奴才”。
而陈诚就是蒋的“奴才”，蒋不光用奴才，也听奴才的。
有次，蒋介石召集开会，研究事情。大家畅所欲言，而陈诚一言不发。
张学良以为，陈诚同意了众人的意见。
可顾祝同却说：“张先生，你信不信？ 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
顾祝同解释道：“会后啊，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
当时，张学良还不信。
可当天下午，就有人看见陈诚去了蒋介石办公室，第二天，通过的决议就推翻了。
张学良评价道：“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
尽管张学良也讨厌陈诚这种“嘀嘀咕咕”的人，不过为了团结对外，一致抗日，他也只能通过冯庸，搭上陈诚这条线。
陈诚说一句，或许比别人说一万句都管用。
张学良继续对冯庸说道，自从东北军1935年奉蒋介石之命，“围剿”红军以来，连吃了几个败仗，损失惨重。
这是因为，大家都不想打内战，做无谓的牺牲。
“不抗日，就无法维持军心，还会酿成巨变！”
张学良请冯庸把自己的肺腑之言传达给陈诚，当然，张学良只讲了“抗日”，而没有提“联共”。
冯庸回去后，张学良没有接到陈诚的回应，却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蒋介石质问，张学良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又为何让冯庸转达。
原来，陈诚早就把此事汇报给了蒋介石，还劝他，应该提防张学良，以免“万劫不复”。
接着，蒋介石又派陈诚到西安，找张学良谈话。
此时恰巧发生了“吉冈事件”，陈诚忙着处理就没去西安。
不过，陈诚给张学良发了封电报，大概意思是，让张学良自己在蒋介石面前争取团结抗日，一旦蒋介石回心转意，他陈诚定当竭力执行。
从这份电文看，陈诚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极力拥护，但并不死硬地加以坚持，如果国民党中央另有决策,他会服从的。
西安事变，陈诚威胁“中央军”进陕
“欲图救亡，必须抗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
1936年8月29日，张学良言辞恳切却又小心翼翼的给蒋介石发报道。
这里的“全民力量”,当然包括红军；而“不应偏重军事”,就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
为了停止内战，张学良做了很多努力。
10月22日，张学良“面刺”蒋介石，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29日，蒋介石勒令张学良“围剿”红军，否则就把他的部队调离，而张学良依旧请缨抗战；
12月2日，张学良在洛阳，申明抗日决心，并请蒋介石去西安稳定军心；12月10日，蒋介石宣布，将发动第六次“围剿”；
12月11日，蒋介石宣读中央军，接替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剿”红军。
当天夜里，张学良、杨虎城召集各路将领，并在12月12日清晨，发动兵谏。
当天5点，东北军一行，赶到华清池，并在一块石头后面，活捉蒋介石。
经过一番搜捕后，在衣柜里找到了陈诚。
12月13日，张学良在陈诚面前疾呼：“任何人都要服从民意，民意就是抗日！民意不赞成内战，任何人都不能反对！”
张学良还指责蒋介石：“思想太落伍了！”
陈诚果然是蒋介石的“奴才”，他立刻替蒋辩驳：“现在中国的前途,只有委座连年倡导的安内攘外、自力更生是唯一出路！其他一切都是徒滋纷扰,得不偿失！”
陈诚还反客为主，倒打一耙的“批评”起了张学良，说他把“把老古董当新发明”，“被人蒙骗”云云。
陈诚的声音，变得愈发激动：“说到抗日,你的举动便已打破了整个日的计划:说到内战,几年来本已无内战的存在,而只有戡乱。”
相较而言，张学良则十分冷静，他来找陈诚，就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无意与之争执。
次日，陈诚竟然吓唬起了张学良。
他说：“南京此时只有调兵西讨,否则决不能统御各军。”
陈诚估计，南京最低限度都会调集40到50个师。
这些部队的官兵,“为维护领袖人格,发扬民族正气起见,一定会不惜任何的牺牲,来同你作最后的周旋”。
12月15日，张学良又来看望陈诚。
张学良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请你写一封信给严立三,请他来此如何？”
严立三是陈诚的老上司,与蒋介石手下的高层官员，都有来往。
“他不会来，我也不会写信！”陈诚拒绝道。
到了16日，陈诚再次拿出中央军，来威胁张学良。
张学良表示为了团结抗日，不惧怕任何牺牲。
可陈诚显然没弄清张学良的决心，进一步威胁道，如果想要中央军不发起进攻，只有早日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一个办法。
陈诚叫嚣道：“如若不然,则中央军来陕之速与数量之多,必如余前日之所言。”
陈诚还不屑地反问张学良：“把中国交给你，你能弄好吗？”
到了21日，陈诚听说中央军，已经逼近陕西，更加嚣张跋扈，还给张学良扣了两顶帽子：“你发动此次事变的理由,是为抗日与反对内战,现在你可知道,名为抗日,实际上则已分散了抗日的力量,破坏了抗日的计划;名为反对内战,实际上则系已成为所谓内战之祸首矣。”
从陈诚的种种言行不难看出，他根本就没想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若非我党积极从中斡旋，事件还不知道会如何发展。
“代总统”释放张学良，为何会流产？
“张学良、杨虎城，虽然不能同时彻底解决,但须分起先后,针对情势,期达次第适当之处置。”
1937年1月，陈诚向蒋介石谏言，分化瓦解张、杨二位将军的力量。
陈诚还表示，对待张、杨,均需以“大局”为重,不必顾及“少数人之面子”。
陈诚并表明自己的决心说:“所谓西北问题,决非不能了之事”。
陈诚的提议，非常符合蒋介石的利益。
随后，蒋介石开始以各种名义，拆分东北军，后来更是直接扣下了张学良、杨虎城。
1946年，蒋介石命人，将张学良从重庆，押解至台湾省，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重获人身自由。
其实，早在1949年张学良就能重见天日。
1949年1月24日，已经接替蒋介石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发去电报，下令立刻释放张学良，并要派专机把他接到南京一叙。
陈诚，是怎么做的？
他当然知道蒋介石对张学良有所不满，不过这次他却发表了违背蒋介石心愿的意见，于是给蒋介石发电：“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可仍然手握大权。
李宗仁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
所以，蒋介石坚决反对，并且给陈诚出主意，找借口，帮他应付李宗仁。
最终，张学良也没能得到释放。比他更惨的，是杨虎城。
蒋介石让人把杨虎城带到重庆，又杀了他全家。
而张学良，则直到蒋经国去世，才完全恢复人身自由。
1995年张学良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2001年逝世。
所以，张学良极有可能听过周杰伦的专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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