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遗址”中，考古发现一片牛肋骨，上面刻有成行的文字，表明殷墟之外还有甲骨文。当时，学者陈梦家认为是“习刻”，共10个字，时代可能属于殷墟时期，即距今3300年之后。
但后来经过科学测年，二里岗遗址远早于安阳殷墟，时间接近公元前1600年，即属于早商时期遗址。本世纪初，学者李维明释读出其中“亳”字，表明属于郑州商城一部分的二里岗遗址，是商朝早期亳都。
1984年，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一个灰坑内，考古发现朱书扁壶，上面用写了2个字（或3个字），其中一个被成功释读为“文”。现代碳十四测年表明，灰坑所在时间不到4000年，即3900多年，处于夏代时间内。
二里岗遗址与夏代相距仅仅数十年，既然商朝早期已有相对成熟的文字，那么夏代中国就不可能没有文字；陶寺遗址朱书更为直接，是夏代时间内的文字证据。显然，问题不是夏代有没有文字，而是夏朝统治族群有没有文字。
以目前考古证据看，夏朝晚期都城应在二里头遗址，那么包括二里头在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到底有没有文字呢？
在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上，中国第一王朝为商朝，背后暗藏的叙事无疑是夏朝不存在。其中西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迄今没有发现文字，更没有发现与夏人有关的“夏”字，因此二里头遗址并不能证明夏朝存在。
西方否定夏朝的理由充不充分暂且不谈，但西方对二里头文化没有文字的结论，如今却被推翻。
二里头文化的陶文
自二里头遗址被发现起，该遗址已经出土了至少50个陶文符号，整个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一共出土64个符号。
参与和主持过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指出：有些刻符是作为标记使用，但有些确实应该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已经有了表达一定思想意识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
与杜金鹏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蔡云章等。下图二里头一件陶尊上的刻符，刻写的非常规整，必是有意刻写，蔡云章考证指出意为“臣曲糟”，即臣屈身奉上美酒来供天神或大王享用之意。
其中，在八里桥遗址中，考古竟然发现与左侧两个符号一样的符号，而在甲骨文与商代晚期金文中也有多次类似符号。因此，二里头陶尊上的这两个符号，就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字。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考证指出：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其中有些字符可寻源于当地龙山文化，又被二里岗文化继承，符合文字超越时间空间的记录功用特征，当属于文字。”
当然，对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陶文，也有一些学者否定是文字，认为只是没什么意义的刻符，古人随手刻画而已。
但问题是，如果全部真是没有意义的刻符，那么为何在不同遗址中会重复出现，且与后世甲骨文也有相同或相近的字形？下图，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的陶文，学者认为是“车”字。
考证取得又一突破
我们都知道，商朝有甲骨文，但鲜为人知的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有广义上的甲骨文。在偃师二里头、密县黄寨、渑池郑窑、方城八里桥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一些牛、羊、猪骨刻辞，共5件不少于9个字符。
上述学者李维明指出：“刻辞以双字符居多，有3个字符者。与商朝甲骨文在材质、施灼、使用象形文字或由象形字构成会意字刻辞等特征形成承接。因此，二里头文化骨刻辞性质属甲骨文字。”
其中，位于河南郑州新密的黄寨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曾出土一片有过施灼的卜骨，上面刻有两个微刻文字。因为文字太小，故而被长期忽略，前些年被学者李维明发现，文字详情看上图。
李维明对此解读是：左边这个字的上部为奔跑的动物，下部为内八字的两竖，或是坑中尖桩，因此可能是一种捕猎的陷坑；右边这个字（见下图一）的上部为目，下部为又（即右手，甲骨文中有此文字），隶定后的字形见下图二，可隶定为“夏”字。
无论李维明破译的准确与否，通过上图可知，这是两个由象形文字构成的会意文字，尤其第二字的上下两部，都是甲骨文中的基础象形文字，至今是很多文字的部首，其中上部在贾湖遗址还曾出现过。因此，黄寨遗址这片卜骨上刻写的无疑就是夏朝文字，且后世甲骨文与之一脉相承。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现在普遍观点，二里头之前的夏都在郑州新密新砦遗址，相距黄寨遗址并不远，因此黄寨遗址并非一般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朝王族分支。其实，即便不是王族分支，以其临近二里头、位于王畿范围内来看，黄寨遗址在夏朝地位不会低。
总之，如果说陶文不是文字，或还可以争辩一二，但要说黄寨遗址卜骨上的不是夏朝文字，这可能就是刻意曲解或固有偏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