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的5月3日，我们原本以为将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战犯可以绳之以法。
但是，东京审判开始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原则是：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
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战犯在庭审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我方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那么对方可以被判无罪。
在庭审的第一阶段，我们原以为是战胜国惩罚战败国，审判只是个形式，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搜集日本战犯的犯罪证据。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因为没有证据，而显得很被动。
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在庭作证时说：日本侵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做，难道不该判有罪？
但是在法庭上却被法官斥责：空无实据。
秦德纯激愤地说：这哪里是审判战犯，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秦德纯的激愤情绪的发泄，差点被轰下了证人台。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像是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冤屈。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从始至终保持沉默。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居然宣称自己无罪。
这让在场的中国证人既愤恨，又无所适从。
直到8月16日，一个神秘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终于脸色大变。
这个人就是溥仪。
他的身上一直有很多标签，继位即退位，他被称为“末代皇帝”。
在清朝遗老的扶持下，他一直以恢复祖业为大任，后来为了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时代》周刊里还写道：溥仪一生软弱，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里的一个工具。
反正他这个皇帝当得极为憋屈。
而只有在日本东京的这8天，大家才觉得溥仪像一个真正的中国皇帝，这8天也被称为溥仪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当天，溥仪穿着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十分精神。
他冷静沉着，缓缓地走上证人台。
他的身后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他的身后为何会有一位苏联军官呢？因为日本投降后，溥仪本来要逃往日本，结果在机场被苏联红军抓到了苏联。
在苏联，溥仪享受着与苏联军官同等的待遇，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也是尽量满足。甚至有苏联军官跟着，溥仪还可以在附近散步。
在证人席上坐定后，溥仪用标准的北京口音自我介绍道：我生在北京，名叫溥仪，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这一天，被日本的《朝日新闻》报纸形容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的出现，让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坐立不安，甚至可以说惊惧。
由于溥仪的出场作证，他指证天诱骗他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也指认了胁迫他在伪满洲国执政的板垣征四郎的罪行，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使7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巣鸭监狱被处死。
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都以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在日本连续出庭的这八天，溥仪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的纪录。
虽然他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事情，隐瞒了部分事实，为自己脱了罪，但他提供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证言，是最有力的证人证言。
很多人都说这八天是溥仪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这八天溥仪才像一个中国皇帝，他将证人椅坐成了龙椅的感觉。
在法庭上，他条理清晰，罗列出日本主犯的罪证。
不过，晚年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说，自己遗憾当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掩盖了一部分历史真相。
溥仪的一生是多面，复杂和矛盾的。虽然他是历史的罪人，但在这8天里，他出示了有力的证据，将战犯绳之以法，还是挺大快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