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起步晚，足足比世界晚了一个周期，错过了第一次浪潮。直到1986年，在863计划中下设了代号为306的智能计算机主题后，才开始奋起直追。20世纪90年代，国际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低谷，“863-306”主题通过持续投入，在高性能计算机、智能接口、智能应用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也成为曙光、科大讯飞、拓尔思、汉王、中科星图、寒武纪等一大批高技术公司的源头。
更重要的是，“863-306”是人才的大熔炉，当年参与项目的年轻人，很多成了今天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
倡导“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从左至右：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科技城逐渐恢复了生机，中国科学院院士们也从设施陈旧的“特楼”（新中国成立初期，用于引进归国科学家的家属楼）纷纷搬进了新建的大塔楼。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敲开了光学家王大珩家的门。这两位都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他们的谈话，翻开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忧心忡忡，显然已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年。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连印度、韩国都在跟进，而中国科学界，却令人不安地保持着沉默。
陈芳允登门前，刚参加了一个军工会议，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时经济实力薄弱，在科技发展方面应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
“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说到这里，两位老人都很激动。陈芳允提议道：“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事情更好办一些。”王大珩说：“这个主意好，我看，咱们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王大珩始终处于亢奋之中，他知道，自己执笔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一件大事。
王大珩起草的初稿陈芳允看了、改了，联合签名的还有陈芳允的两位“特楼”老邻居——核物理专家王淦昌、航天专家杨嘉墀。
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杨嘉墀时常夜不能寐，没有项目就留不住人，梯队青黄不接，用当时科委领导的话说，“这样下去，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年轻科学家和国际同行连交流都不够资格了。”
科学家们心里清楚，如果走正常途径，这封信不知要经多少人批示转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最高层的案头。
急中生智，王大珩想到了邓小平的女婿张宏。从来不“走后门”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个“后门”，请张宏把信尽快送到邓小平手里。
3月5日，也就是收到“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指示，1986年4月，全国数百位科学家齐聚北京。高科技意味着高投入，高投入到底有没有回报？谁也不敢打包票。
其间，国务院的张劲夫约见了四位倡议者，问他们该拨多少经费？4位科学家谁都没先作回答，沉默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全国人民每人少吃两个鸡蛋，一年2个亿就行。”尽管用2亿元发展高科技是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他们也难于启齿了。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11月18日，这一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将集中精力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7个领域的15个主题中发起冲锋。
由于这项计划酝酿于1986年3月，也被叫作863计划。根据计划，中国将在15年中投放约100亿元人民币，这在尚未取消布票的中国是一笔巨款。于是，有人质疑：粮食都不够吃，还拿出这么多钱搞什么高科技？还有人说：美国一家大企业一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亿美金，相当于1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拿这点钱投入15个主题，不是开玩笑吗？科学家们无暇回应，在他们眼里，863计划是中国的国运之战，堪称新时代的“两弹一星”。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306主题
863计划的一大特色是实行专家负责制。7个领域15个主题都成立相应的专家委员会，科研经费通过主题专家组直拨课题组，评审、立项过程也都是由专家集体决策，极少行政干预。
把科学家推到决策和管理的第一线，让科研工作一改过去由行政部门主导，条块分割，课题重复的弊病，也让一直埋头书桌的科学家们，不得不抬起头来，面对计划经济时代不曾有的问题——不是具体怎么做，而是选择做什么？
首任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当时，生物技术被列在863计划首位，让生物学家都连呼“没想到”。因为直到1980年，中国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值还是零。
信息领域更是瞬息万变，中国科学家朝什么方向发力呢？在信息领域的三个主题中，智能计算机主题，代号“863-306”，排在第一名，算是爆了个“冷门”。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可谓先天不足，不仅开始晚，整整错过了第一次浪潮，而且一开始就处于争议的漩涡中。
“人工智能”一词，不仅长期以来被认为带有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还一度因此广受批判，甚至和特异功能者纠缠不清。很多人觉得“机器怎么会有智能呢”，因此需要在哲学意识形态上进行辩论。因此，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没有挂靠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而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AI界的最高奖项，使用了数学家吴文俊的名字，以纪念他在1979年开宗立派，翻开了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页。但吴文俊却一直想“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研究的是“数学机械化”，而不是“人工智能”。
中国最早从事AI研究的学者大多有数学或哲学背景，加上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使一部分计算机领域的学者远离了人工智能领域。
直到1985年，费根鲍姆撰写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对世界的冲击》一书在我国热销，这才在大众中普及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的关系。
书中写了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日本政府计划在十年内投入4.5亿美金，造出“第五代计算机”，掀起一场技术革命。渊一博教授作为主导者，优选了40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组建日本ICOT（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他们的目标是，研究出智能计算机，也就是现在各大巨头们正在竞相尝试的AIPC（人工智能电脑）。
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了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福岛邦彦在1980年实现了“神经认知机”模型，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卷积神经网络”的雏形。
放在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经网络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机器“深度学习”是AI大模型的地基，日本在技术上算是“起了个大早”。可是，以当时的算力、算法和数据积累，神经网络技术犹如痴人说梦。
因此，渊一博在技术路线上，抛弃了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神经网络，以举国之力，押宝在“专家系统”上。
所谓“专家系统”，就是基于逻辑程序语言，来模拟人类专家解决某些领域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和“深度学习”不同，在“专家系统”中，机器的所有认知都要靠人来“投喂”。
日本“五代机”计划，被称为“科技界的珍珠港事件”。紧接着，美国与欧洲各国急起直追，在世界上掀起了第二波人工智能的研究浪潮。
费根鲍姆写道：“渊一博和他的同事们是一批‘科学武士’……他们意识到‘信息’是一种新的国家财富，他们根据美国十五年前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历程，决定立即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无聊争论。”
“每当读到此处，我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中国该怎么办？”作为863计划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汪成为说，“我曾不止一次深情地读这本书。”
863计划研讨时，正值第二次人工智能浪潮的高点，科技界充满乐观情绪，因此对标日本“五代机”的智能计算机主题（代号“863-306”），成了整个计划中被寄予厚望的主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势而为地走“五代机”路线，看似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作为306项目的专家组组长，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战略科学家，汪成为始终都在提醒自己，需要以“走一步看十步”的眼光来考虑问题。
1988年12月，日本召开“五代机”第二阶段成果展示会。汪成为敏锐地感到，与大会的对外宣传的材料相比，渊一博对“五代机”的定位和展望比7年前的预言低多了。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双奖得主西蒙，汪成为听了他的报告，发现他似乎在回避一个敏感的问题——能否按预期设想实现日本“五代机”的最终目标。
在单独请教时，西蒙说：“总的来讲，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以往我过于乐观了。建议你们很好地接受美国、欧洲、日本的经验教训。有些事不必重复地再做一遍了。”
这次交流，让专家组意识到，“不一定就是‘五代机’，而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果然，到1992年年底，投入8亿美元，组织富士通、NEC、日立等8家企业联合研发的“五代机”以失败告终，ICOT也解散了。这成了人工智能领域进入漫长寒冬的标志性事件。
1993年，汪成为再次见到了渊一博教授，并诚恳地向他请教领导日本“五代机”的经验。俩人漫谈了一下午，“略带一点悲壮的色彩，但这绝非渊一博教授一个人的责任”。
回看历史，日本入局虽然早，但在豪赌阶段，由于在科技路线上押错了注，带偏了整个AI界。“五代机”失败后，日本AI领域人才流失，全面断层，错过了后来的AI革命。
中国的幸运则在于，早在1990年，“863-306”主题就成功避雷，选择了另一条路。
“863-306”第三届专家组合影，前排左起：李国杰（副组长）、汪成为（组长）、吴泉源、李卫华（因车祸去世）。后排左起：王鼎兴、李未（副组长）、孙钟秀（因病去世）、高文。
成功避雷
“863-306”是863计划中，取得成果最多的主题之一，但它的开局却慢腾腾。
专家组发现，相对于缺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对世界信息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关键技术进展知之甚少。
“智能计算机”的“智能”含义，到底是什么？中国与国际水平差距多大？在现有条件下，如何让有限的科研经费发挥出最大作用？面对差距与新技术研发，我们是先“收复失地”，还是先“开拓疆土”？
带着这些问题，汪成为去请教了老领导钱学森，并请钱学森到专家组和全体成员交流。
汪成为回忆：“钱老十分谦虚地说他不是计算机专家，是来向大家学习的。然后剖析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关键之处，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应该从11个方面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即人工智能、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哲学、与形象思维有关的文学诗词语言、科学家关于科学方法方面的言论、社会思维学、模糊数学、并行运算、古老的数理逻辑、系统理论及系统学。”
和钱老一样，汪成为也说，自己是在“863-306”主题组成立后，才开始接触人工智能的，属于刚入门的小学生。做这项工作的领导，除了谦逊之外，他还坚信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不了解世界，就不可能了解发展的趋势”，第二句话是“不了解中国，就不能优化战略部署。”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得“863-306”主题一直处于反复的研讨之中，没有匆忙上马。
到哪里去找一位既懂人工智能，又懂中国国情的帅才呢？这时候，在美国普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已小有名气的李国杰，进入了专家组视野。
“我考上两次大学，又两次被踢出来。”“十年动乱”让李国杰的求学生涯颇为坎坷。1987年初回国时，他已经43岁，“大器晚成”中包含着各种苦涩。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机所，两三年间，整栋楼只有他家没有煤气罐，全楼的人都看着他一家人去拉蜂窝煤块，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来得比人家晚，没有煤气罐也很正常”。
1989年3月，专家组决定建立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智能中心），以便集中力量完成863计划的任务，1990年1月李国杰成为7人专家组的新成员，负责筹办智能中心。
“我在美国三个月就能发表一篇论文，被称为‘论文机器’，但是回国30多年来，我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做什么’。”
“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李国杰院士对记者说，他这些年的体会是，相对于“知道怎么做”，正确“选择做什么”更重要。
智能中心成立后不久，李国杰就率队访问了美国。
他们首先拜访了世界级权威西蒙，并请教他，人工智能领域未来十年在哪个方向能取得重大突破？西蒙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未来十年人工智能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可能有上千小突破”。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孔祥重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赞同863计划对标日本“五代机”，明确建议国内应像中国台湾一样从鼠标、显示器、板卡做起，甚至当面质问李国杰：“你在美国读的博士，怎么也跟着瞎起哄？”
考察团一路走下来，发现Apple和IBM 生产的台式机性能不断提升，美国研发的重点是个人计算机、高速工作站、超级计算机和互联网，日本侧重的“专家系统”，根本就是自说自话。
AI发展方向扑朔迷离，不同背景的科学家众说纷纭，但国家的研发投入在当时又极其有限，难以支持很多前景不明的探索方向。到底该怎么办？1990年5月，一场决定“863-306”战略的研讨会在北京饭店召开。
除了上百名中国学者，会议还邀请了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许瓦尔兹教授、神经网络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霍普菲尔德教授、日本“五代机”的重要参与者田中英彦、美国南加州大学黄铠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华云生教授等。
1990年5月，宋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智能计算机战略研讨会中外专家。
这次会后，专家组决心从“为国解忧”出发，加强研发我国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硬件上重点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也就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超算），软件上通过智能接口的研究，实现人机智能交互，同时在农业专家系统等智能应用上下功夫。
基于此拟定的《863-306的发展计划纲要》，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主题转移，就像是一艘大航母在确定的路线上，突然90度转向。
方向对了，就成功了一半。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对“863-306”专家组赞誉有加：“专家组对于计算与通信（网络）、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机器翻译、大规模检索这些关键问题的技术发展方向有很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同时，有效的组织和高效的执行力，使306主题科技成果丰硕，大部分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和战斗力。”
曙光乍现
智能中心，设在中科院计算机所里，是一座只有几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简陋的小白楼里，几十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谁都没有计算机研发经验，却被赋予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从无到有，研发高性能计算机。
中国科学院智能中心设备简陋的小白楼
汪成为深知有限资金的管理原则，绝不能“撒把胡椒面，碗碗挂点味”，必须给智能中心吃“偏饭”，因为高性能计算机既是计算机领域里的“基建”又是“核弹”。
成立智能中心前，专家组举行了两次军民需求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什么是我国最紧迫的需求”和“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发展瓶颈”。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玻璃房子”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禁运，我国企业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少数低端的产品，而且必须把计算机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机房钥匙由美国监管人员牢牢控制。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他人的监控下，才能使用所谓的高性能计算机。
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起初306主题并没有把高性能计算机列入其中，然而专家组认为，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必须迎难而上。
顶着“智能计算机”的帽子研制高性能计算机，李国杰虽然经常被质问：“你们研制的计算机的‘智能’体现在哪里？”但他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科研目标的想法，从未动摇。
该项目最终上马，是在专家负责制下由科学家力推的结果。然而限于经费，国家也只给了200万元的启动资金支持。
吃了“偏饭”的智能中心，成立两年，却没能拿出什么成果，“不少人在等着看笑话，我的压力非常大”。
起初是缺人。由于高科技人才奇缺，智能中心只能自己培养刚毕业的“小白”。这两年，科研人员天天埋着头，一行行地读UNIX操作系统的源代码，读了几百万行。
团队逐渐成熟，但研发的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仍跟不上，有时只是因为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一个软件，导致整体研发停顿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李国杰想出一个奇招——把6名核心人员派到美国硅谷“洋插队”。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黑板上贴着“人生能有几回搏”几个大字，这句话后来也成了曙光和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座右铭。
“洋插队”的条件比想象中艰苦多了，他们6人租住一栋民房，客厅就是工作间，摆满了机器；卧室都没有床，就在地上放一个床垫，每天爬起来就工作，至少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纪念863计划5周年时，研发尚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阶段。科技部组织一些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看文艺演出，舞台背景上“新时代的曙光”几个字触动了李国杰，从此，项目以“曙光”命名。
“曙光1号”问世了，运算速度达每秒6.4亿次。更令人振奋的是，“曙光1号”问世后不久，西方国家即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玻璃房子”的耻辱彻底成为历史。
在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专门提及“曙光1号”。863计划的提议人王大珩院士更是对此激动不已，他在一份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曙光1号”的诞生，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恰逢邓小平对863计划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新要求，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到智能中心参观时，号召智能中心当敢死队，像当年刘邓大军一样杀出重围。
又是200万元启动资金，“曙光”迈上商业化之路，成为863计划中最早实现产业化的项目之一。“当时的曙光公司犹如卢沟桥事变中的29路军”，李国杰说，“‘曙光1号’刚推出时，只能给IBM 服务器当B角。幸亏在哈尔滨以北，偏僻的三间房铁路编组站，作为A角的IBM服务器出了故障，曙光才有了替代A角的出头之日。”
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统排名世界第二，拉开了中国持续霸占超算排行榜前三名的序幕。随着“曙光”不断迭代，30年内性能提高近100亿倍，不仅消除了与国际上的10年差距，也成了中国超算行业的顶梁柱。
有一段时间，IBM 服务器在中国市场上的平均折扣大到不可思议的“94%off”，即标价100万美元的服务器只卖6万美元，后来干脆退出了中国市场。曙光服务器参与市场竞争，迫使外国产品降价，仅这项经济效益就远超过国家对曙光研发的投入。
像是一次地壳运动的扩张新生，曙光服务器的诞生，还引起了连绵不断的山脉延伸。李国杰2000年后带着弟子启动了“龙芯”的研发，而“龙芯”研发者胡伟武的学生陈云霁与弟弟陈天石一起攻关，发布了寒武纪芯片，寒武纪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量产的商业AI芯片公司。
三代人血脉传承，波澜壮阔的画卷随之展开。“做市场化导向的研发，不做论文和获奖导向的研发”，这是李国杰在深圳理工大学曙光书院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忠告。
1994年1月宋健和朱丽兰视察智能中心，中间是汪成为，最右边是白硕（智能中心理论组负责人，人工智能专家）。
讯飞燎原
和“两弹一星”计划不同，863计划专家组的专家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固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部门，“脑袋在863，屁股在原单位”。
在那个通信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许多北京以外的专家，往往接到通知，已经是开会在即，他们常常是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小时。
1992年，36岁的高文刚拿下东京大学的博士，就被选入“863-306”专家组，成为整个863计划15个专家组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从哈工大到北京，一趟就是30多个小时，招待所没有浴巾，洗完澡只能晾干，研讨会开完，常常连盒饭都没有，无论多有名气的专家，在组里都是这个待遇。
为注入新观念和保持创新能力，专家组成员每3年要换掉三分之一左右，最多只能干三届。1996年换届时，高文接替汪成为院士担任“863-306”专家组组长。
新老交替时，汪成为面授机宜：“在课题布局上，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就是要稳住重点攻关课题的团队，要给他们吃偏饭，让他们心无旁骛，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不要为课题经费不足犯愁。放开一片，就是一般性的研究鼓励大家多参与，要“普惠”到尽可能广泛的高校和研究所。
高文说，他担任组长的几年中，压力最大的就是稳住一头。“当时重点保证的课题，专家组几乎是不砍经费的，申请预算要多少只要核实了、只要资源调整得过来就优先保证。为了执行这个政策，需要顶住来自上面（科技部）和下面（其他高校和研究所课题组）的压力，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和现在动辄上亿的重大课题经费比起来，几百万、一两千万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作用巨大。高文记得，当时几个重点保证的课题经费并不多，像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手写汉字识别系统（现在汉王集团的主打产品前身），东北大学的工程图纸识别系统（现东软集团的早期主打产品之一），中国科技大学的语音合成系统（现科大讯飞的主打产品），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全文检索系统（现拓尔思公司主打产品），课题规模都是每年几十万元。
每位专家组成员还有每年20万元的“先斩后奏”经费，遇到好的课题和团队时，可以先给其项目资助，等其课题任务书提交后，再在专家组全体会议上报告并得到正式认可。
“对急需立项的项目，有些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把经费划拨到课题组。”李国杰说，信息技术变化很快，如果为了申报项目等两年，风口可能早已丧失了。虽然每年306专家组掌握的经费可能只有几千万元，但有单独的账号，便于灵活机动。
高文行使的第一个“先斩后奏”权，就是发现中国科技大学王仁华教授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想法很新，当即同意资助他20万元从事研究。
当时，语音合成研究的主流做法是参数合成，虽然占用内存很小，但是合成效果不好，不自然，一听就是机器合成语音。王仁华领导的语音评测实验室是智能中心在中科大的分中心，他提出，可以使用播音员录音的基音片段，加以处理，形成较为自然的合成语音。
“先斩后奏”的20万元到账后，王仁华让学生唐涤飞、刘庆峰研发了新的语音合成系统。王仁华称这个系统为“KD-TALK”，KD为“科大”首字母。
KD-TALK于1995年参加了国家的863语音合成评测，其音节清晰度、单词可懂度、单句可懂度等指标均为全国第一。
1998年，刘庆峰带队参加在北京的863语音合成评测，在自然度评测中获得了三分。五分是播音员水准，四分是普通人发音表现，而三分则是用户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当时语音合成系统在自然度上获得的最高分，“也是唯一达到可实用阶段的系统”。
微软中国研究院对国内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1998年，李开复牵头创办微软研究院时，曾力邀25岁的刘庆峰加盟，但刘庆峰谢绝了微软学者奖学金和加入微软实习的邀请，一边读博士，一边创立了人工智能语音公司——科大讯飞，他的创业班底就来自王仁华的语音实验室。
十几年后，微软亚洲研究院时任院长张亚勤在海南博鳌论坛期间很感慨地说，刘庆峰是这么多年来唯一拒绝过微软学者奖学金的人。
如今的AI大佬刘庆峰则在多个公开场合都提到，企业的发展，得益于早期863计划的课题支持和技术评测。
让他难忘的，还有“863-306”对人工智能的愿景。2014年，科大讯飞发布“讯飞超脑”计划。2015年全国“两会”，刘庆峰牵头提出《关于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加快人工智能布局的建议》。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再次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回想创业之初，整个公司呈现出一种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燃烧最亮的火把，要么率先燎原，要么率先熄灭”，刘庆峰这句让人热血沸腾的话，既有紧迫感，又有蓬勃的斗志，是他们一路走来的信念。
2023年，科大讯飞的认知大模型得名“星火”，就是那时埋下的种子发了芽。
芯火相传
经过三个五年，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863计划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了喜报。回顾“863-306”最大的收获，李国杰说“这段历史就是用大事来凝聚人才、造就人才的历史”。
在863计划的项目中，年龄绝对是竞争的优势，甚至有许多项目是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因此，一个奇特现象屡见不鲜：排名最前的往往是“无名小辈”，而一些知名专家，甚至院士都排到了后面。
李国杰记得，某知名大学曾要求以单位领导作为项目负责人，被专家组拒绝后，还质问道：“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汪成为组长反问他们：“国家863计划是邓小平批示启动的，专家管理机制是党中央24号文件规定的，请问执行24号文件是不是党的领导？”这场争论，也反映出让年轻人独当一面的阻力。
863专家组还有一条硬性规定：成员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这在今天算不得什么新闻，但在1986年，其震动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
有的老同志想不通：“文革”耽误了我们的科研生命，现在刚工作不久又被切下去了，公平吗？虽然想不通，但他们都让位了，因为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会耽误更多年轻人的科研生命，这样一代一代耽误下去，年轻人永远都没机会。
“863-306”主题，无疑是年轻人的天下，200多名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专家组一直将培养青年一代作为“863-306”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智能中心的“小白楼”就是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界的“人才特区”。
1992年进入智能中心的白硕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进入智能中心有三大开心事：第一是全新的机制，从来没看见过哪个单位有如此轻装的行政和后勤。第二是先进的装备，我们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工作站、通畅的局域网、最齐全的资料。第三是学术制高点的位置，智能中心是‘863－306’的根据地，在这里我结识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有人把智能中心比喻为信息领域的“黄埔军校”，因为这里经常举办各类培训班，邀请中外前沿专家授课，并对周边院校开放，聚拢了一批“蹭课”学员。
说起请世界级专家来中心，李国杰感慨，“现在都没有当时那么大的胆量”。邀请RISC之父帕特森教授时，帕特森回信询问他飞机票是买头等舱还是公务舱，李国杰这才知道大学者过来讲学是不坐经济舱的，但智能中心无法报销，只好请人家自己出钱。再比如，知识工程之父费根鲍姆要游览长江三峡，买了重庆到宜昌的头等舱，智能中心也无法报销，能做到的，只是派白硕全程陪同游览。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在小白楼和科技人员交流
从1990年到2004年，每年在智能中心工作的员工只有几十人。但一个小小的智能中心，竟然出了3个院士。借调到智能中心，合作攻关“曙光1000”的不足10人团队，又出了3位院士。除此以外，智能中心还出了10多位局级科技领导干部，几位国际知名的学者，10多位科技公司总裁，这些公司的市值最高时超过5000亿元。
高影响力的人物为何如此密集地涌现？关键是“信心”和“信任”。
当年派去“洋插队”的青年，没有一个是“学什么、干什么”的。这么个看似“业余”的团队去美国做高性能计算机，普林斯顿大学的李凯教授给李国杰一个建议：“你一定要相信他们能做出来，如果你表现出一丁点不放心，他们就一定做不成。”
“曙光1号”和“曙光1000”的两大功臣：樊建平的博士论文是中文字体的自动生成，但在智能中心啃了两年UNIX源代码后，他做成了中国第一个并行UNIX操作系统；曾嵘的硕士论文是计算机围棋软件，他做成国内第一款蛀洞路由芯片。
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压重担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龙芯”了。“2001年开始做龙芯CPU，当时我们的所长李国杰院士给了我100万，我们拿100万元人民币做了一个原型系统，然后就拿那个成果找科学院汇报，要了500万，加上计算所匹配500万，总共1000万，做了个‘龙芯1号’。”胡伟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用看似轻松的口吻，描述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历史的终结。其实，“龙芯”的小名叫“狗剩”，是在国家没有立项的条件下，靠七八个主力做出的成果。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波峰也有低谷，现在AI大模型炙手可热，但对那些“863-306”的亲历者来说，冬天却更漫长些。在世界人工智能困难和萧条的漫长冬日里，“863-306”把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部分保留下来，通过对当中优质项目的支持，使我国仍然保持着一支相对稳定的人工智能队伍，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今年4月13日，曾任“863-306”主题专家组组长的高文院士荣获“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2023年，他在为《中国人工智能简史》一书撰写的序中说：“今天国内人工智能界的领军人物，许多是‘863计划’等主题的专家。可以说，‘863-306’是人工智能人才的大熔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