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后，蒋介石重返南京，却忽然翻脸不认旧账。
他给张学良扣上了“劫持统帅”的重罪帽子，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指派戴笠亲自监管。
1936年12月，张学良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
幽禁生涯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的炮火惊醒了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
当时，东北军驻守东北的仅十余万人，可东北有许多兵工厂，能保障充足的军备供应。
输赢暂且不论，至少当时的东北军是有抵抗之力的。
然而坐镇指挥的张学良，却误判了日本的野心，还寄希望于用国际法来约束日本。
因此他听从蒋介石的指令，下达了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就夺得了东三省。
这一误判，不仅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更令三千多万东北父老身陷囹圄，饱受异族统治之苦。
东北军上下，皆愤怒不甘，誓要收复失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之策力促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众人反对，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而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却立刻给张学良扣上了“劫持统帅”的罪名。
1936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南京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审判，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由军事委员会严格监管。
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将张学良转移到自己家乡浙江奉化，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仅在大陆，张学良的囚禁之地就有11处。
1946年10月，他又被蒋介石一道密令送去了台湾。
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在张学良这段漫长的幽禁岁月里，其生活开支实在是一笔巨款。
鉴于其特殊身份与东北军的支持，蒋介石不敢妄动杀念。
因此即便是身陷囹圄，张学良身边依旧有一大批，精心安排人员来保护他的安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一个警卫连、一个特务连，加之家庭雇员如仆人、私人医生、司机及家族成员等，总数逾两百人，这一切都构成了庞大的经济负担。
试想，即便是寻常人的五十余载春秋，也要一笔不小的生活费用，更何况是张学良这样高标准的生活。
他的家具选材上乘，连抽水马桶都是普通人家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餐桌上不乏珍馐美味，凡是他要求的，蒋介石无不尽力满足。
张学良对游泳情有独钟，蒋介石便命人特地挖掘了一座泳池；
他热爱网球运动，于是网球场随之落成。
蒋介石直言，供养张学良一年的开销，甚至可以维持一个团的经费。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张学良虽然自由受限，但在饮食起居上的待遇并未受到丝毫克扣。
直至1990年重获自由，张学良选择移居美国，最终在那里安度晚年。
辗转流离
然而这也只是一面之词。
在被幽禁期间，张学良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虽不能与外界有过多联系，但他一直和宋子文、宋美龄、陈诚、戴笠等人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透过这些书信，以及宋子文、沈醉等人的回忆，似乎又能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幽禁生活”。
浙江奉化市雪窦山，是张学良漫长囚禁生涯的起点。
尽管雪窦山风景旖旎，招待所条件相对优越，但失去自由的代价，让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帅，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与苦闷之中。
幸运的是那段灰暗的日子，邵力子夫妇的陪伴短暂照亮了他的生活，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0月的一场意外火灾，迫使张学良的幽禁地点转移至黄山。
随后又因安全考虑被频繁迁移，从萍乡的旅社到“绛园”，一个月后又到了湖南郴州。
在郴州苏仙岭，张学良被一位东北军旧部认了出来。
军统特务对此十分不安，于是又匆匆将张学良送往沅陵。
在沅陵凤凰山下的凤凰寺，张学良常到附近的河边去钓鱼。
钓鱼、养鱼，这是他消磨时光、自我慰藉的方式，也或许是他对当时处境感悟。
逃不脱也死不得的他，与这钩上的鱼儿也没什么两样。
在凤凰山居住期间，张学良体会到了民间疾苦。
他对参与防御工事修建的贫苦民众关怀备至，不仅确保他们得到应得的报酬，还经常请他们喝酒吃饭。
然而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国家危难日益加重，张学良的幽禁之地也随之西移。
1938年末，他又被送到了贵州修文县的深山中。
在修文，遵从蒋介石的指引，张学良一直专心研读《明史》。
而在这段流徙的幽禁岁月里，张学良也并非孤身一人。
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与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始终伴其左右，给了张学良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长期的辗转漂泊与幽禁生活，也使得于凤至健康受损，被确诊为乳腺癌。
张学良只好紧急求助宋子文、宋美龄，在他们的帮助下，于凤至去到了美国就医。
在贵州深山的幽禁岁月，也是张学良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光。
这里的生活远非从前显赫所能比拟，甚至常常面临生活物资的短缺。
曾经威震一方的少帅，在现实的拮据面前，不得不放下身段，提笔向宋子文求助借钱。
信件内容直白而迫切，只求一解燃眉之急。
显然，当时的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生活已至捉襟见肘的地步。
宋子文收到信后，立刻将钱送了过去，还在回信中关切询问。
贵州的湿热气候与频繁的迁徙，也确实影响了张学良的健康。
1941年，张学良患上阑尾炎，为方便治疗，他提出迁居贵阳。
然而，军统特务虽然已经严格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可其行踪依然引来了外界关注。
蒋介石对此颇为不满，迅速指示戴笠将张学良再次迁至更为隐蔽的地方。
1942年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迁入开阳县的一个偏远村落。
他们在房前开垦菜地，饲养家禽，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朴素生活。
随后，张学良又被转送至息烽集中营。
彼时，挚友杨虎城及其家人也被关押在此处，遭受煎熬。
可当时的张学良对此全然不知，直到后来抵达台湾，才得知杨虎城惨死的消息。
杨虎城
集中营里的生活，物质条件不错，也有宋子文、莫德惠等人时常探访。
然而精神上的重压，却让张学良难以承受，常常摔打家具来宣泄内心的苦楚。
1944年，一小股日军逼近黔南，出于安全考虑，张学良被紧急转移到桐梓。
桐梓是战时陪都重庆的外围防线，戴笠精心挑选了环山抱水的“小西湖”，作为张学良的新囚禁点。
这里虽风光宜人，却也不过是他的另一处囚笼。
转移台湾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张学良的内心，却充满了焦躁与不安。
坊间传闻，在他被囚禁满十年之际，他特地将早年在瑞士购置的一块欧米茄百年纪念手表，赠予了蒋介石。
这份礼物寓含深意，仿佛在默默提醒，十年之约已至，期盼着蒋介石能信守承诺，恢复他的自由。
但蒋介石却没有理会，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放松对其的管束，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1946年的夏天，那是沈醉最后一次前往桐梓探望张学良。
从他口中听说了戴笠飞机失事的情况，张学良感慨万千。
戴笠
周围的一切都在回归常态，就连兵工厂也在战后关闭。
而他依旧被幽禁着，前路未卜，归期无望。
他自责于抗战期间，身为军人却未能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力量，深感羞愧。
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似乎已被时代遗忘。
这些通常不易启齿的心声，那日却意外地倾泻而出。
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打算释放他，反而还在秘密筹备新的囚禁之所。
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透露，蒋介石指示他在兴国县阳明洞修建房屋。
起初外界都以为，这是为蒋介石本人准备的休养之处。
待房屋落成，蒋介石亲自前往视察，这才知道这些房屋是为了长期囚禁张学良而建。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仍滞留桐梓，实则是因江西的居所尚未完工。
蒋介石选择兴国县阳明洞，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偏远，便于监控；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张学良能效仿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无论是先前在贵州修文的阳明洞，还是战后的兴国阳明洞，蒋介石的安排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1946年年底，蒋介石下达指令，将张学良迁移到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
沈醉遵照毛人凤的命令，从南京火速赶往重庆，负责安排张学良的行程，包括协商专机飞往台湾的事宜。
在这个过程中，沈醉等人故意隐瞒了真实目的地，只告知张学良需先前往重庆等待下一步通知。
张学良满怀期待，他以为自己的囚禁就要结束了。
然而一切安排尘埃落定后，突如其来的转折让他措手不及——他将被送往台湾，而非返回南京。
闻此消息，张学良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牙齿紧咬，压抑着愤怒。
长久以来，身边人习惯尊称他为“副座”，他也从未表示异议。
可那一次，负责看守他的刘乙光，习惯性地以“副座”相称。
张学良却断然打断：“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短暂的沉默后，他接受了前往台湾的安排，并吩咐刘乙光回复毛人凤。
返回房间与赵一荻谈及此事时，他的声音仍因愤怒而颤抖。
在机场，张学良与赵一荻勉强挤出笑容，与众人握手告别。
而后满腹苦闷的他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背后是无法言说的无奈。
重获自由
1947年2月，台北烟草专卖局的缉私警察，殴打一名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愤，引发动荡。
这场冲突，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抗议。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驻台军队的不满情绪如野火燎原，演变成后来的“二二八事件”。
为控制局势，蒋介石调动军队进行全岛范围的强力镇压。
与此同时，远在山中幽禁的张学良夫妇，因这场社会动乱彻底失去了外界供给，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多亏了高山族人的番薯，他们才没有被饿死。
实际上在这次事件爆发之初，蒋介石就叫毛人凤指示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如果有人要劫走张学良，务必全力阻止，并将张学良击毙。
毛人凤
当时的蒋介石甚至希望参与起义的民众，能到张学良的住处附近放几枪。
最好趁这个机会将张学良打死，这样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为张学良的死寻得“合理”借口。
但幸运的是，由于当地的高山族社群，并未卷入该地区的冲突，张学良的生命也因此得以保全。
在井上温泉的那些年，张学良平日里种菜养禽，偶尔还得以享受垂钓之乐。
但这表面的宁静背后，实则隐藏着深深的孤寂与困顿。
1949年，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职务，提议释放张学良。
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军统特务以各种理由阻挠而未能实现。
李宗仁
尽管张学良被囚禁于台北井上温泉的事实，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为了所谓的“安全”考量，他还是被短暂移至高雄要塞。
直到外界的关注逐渐淡化，1950年才被送回新竹的井上温泉。
直到1957年10月，张学良的囚居地点才又从新竹，转移到了高雄市的西子湾。
外界诸多不明真相者，以为张学良在台湾的过得是桃花源一般的日子，是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然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给予了直接驳斥。
她提到张学良夫妇所处之地偏远，交通不便，物资采购困难重重，日常生活完全依赖自给自足。
长达十年的山中幽禁，严重损害了张学良的身心健康，他的听力与视力衰退，精神饱受折磨。
外界甚至长时间无从知晓他的生死，他一直处于一种彻底的与世隔绝状态。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九十大寿，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由国民党资深元老张群主持举办了寿典。
这是张学良在历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后，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随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相继去世，张学良终于重获自由。
五年后的1995年，张学良与伴侣赵一荻选择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享受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张敏《张学良为什么长期不能获得自由——张学良软禁生涯解读》
刘志清、訾喜升《囚禁张学良的十一个秘密地点》
刘盛甲《张学良囚禁台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