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失势后，蒋介石匆匆离开大陆，只得遁赴台湾。
那时，两岸对峙，岛屿隔海，剑拔弩张。
蒋介石，在台湾这方狭地上，急需人心，便开始诱之以金，引之以权，而美人则是最后的砝码。
于是，黄金悬赏、官职诱惑、佳人陪伴，三者齐发。
在蒋介石方面不断地宣传之下，总有人会选择抛弃祖国，背弃人民。
而未必人人皆知，这场荣华富贵的背后，是多少失去的自由与尊严，又有多少曾经的誓言，化为泡影。
首位叛逃飞行员刘承司，获1000两黄金和美女娇妻，最终下场如何?
国难见人心
在国共纷争破裂之际，内战失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不得不抛弃大陆，匆匆逃亡至海峡彼岸的台湾。
大陆与台湾，因此演化成一剑拔弩张的对立面。
蒋介石，为挽留大陆精英，不惜一切代价，出高官厚禄、金银珠宝、甚至美人娇妻，设下一个又一个“温香软玉”的陷阱，欲以此软化人心。
而老蒋这种用心险恶的策略，在那“自由世界”与财色的双重诱惑下，的确使一些心性薄弱者忘却归属，一去不返，甘为逃亡者，抛弃了自己肩负的民族与人民。
倘若再细说那时局势，蒋介石败走台湾时，自然不是空手而去，而是携带了无数金银财宝与珍贵文物。
在他长年累月的统治下，国民政府内部已经腐败堕落，官宦者们一呼百应，以贪污成风。
因此，有了足够的财力去铺设一条用金钱铺就的“反共宣传”大道。
在此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中国境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三年的自然灾害如同狂风暴雨般连绵不断，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人民生活陷入困顿。
而此时国际上仍有不少敌人虎视眈眈，都想试试这个新生的中国到底有几斤几两。
战争的阴云未曾移开，国防压力愈发加重，军队的供应也陷入了大问题中。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自然有人经不住诱惑，轻身越海，叛逃至台湾。
1960年，就有一个叫做杨德才的飞行员驾机想要叛逃台湾。
不过在杨德才在途中坠毁，机毁人亡。
此时一经发生，中央上下无不重视，而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身上也背负了不小的压力。
他未沉醉于暂时的得失之中，而是扛起了责任重担，逐一剖析了一连串事故的成因，既不回避问题，亦不推卸责任。
肖司令与海军高层同仁夜以继日，辗转反侧，累月经年，终于在1961年使部队逐渐步出了低谷。
他们的努力不负众望，事故率大幅下降，战斗力也逐步恢复，似乎所有灾难的阴霾终将散尽，前方已是一条铺满荣光的大道。
可是，正当人们以为可以稍作喘息时，意外又来了。
1962年3月3日，一个叫做刘承司的飞行员，叛逃飞往了台湾桃园机场。
这一去不返的飞行，换来了黄金千两的丰厚“赏赐”，之后他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究竟是金钱的巨大诱惑，还是内心深处的某种信念驱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
他心中的天平，是如何倾斜的？
是钱财的光芒盖过了一切，还是他真就觉得台湾是他心中所向往的“自由世界”？
因为一块手表而叛逃
刘承司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叛逃地呢？
这原因现在看来竟然有些好笑，刘承司叛逃地开端竟然是因为一块手表。
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时候，能当上飞行员都是非常荣耀地一件事情，国家自然也不会亏待飞行员，对飞行员地补助补贴都是很到位的。
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权尚未稳固，经济发展还没走入正轨，且国外仍有敌人虎视眈眈。
恰逢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水平底下，经济陷入沼泽，就连毛主席都缩减了自己的预算支出。
所以这个时期的军队也比较困难，就连飞行员也只是无偿配发一块手表。
即便如此也是很不错的了，当时的群众们能买上一块手表的也不多。
而刘承司作为新晋的飞行员，他的手表配发也需要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他所在大队的大队长不慎丢失了手表，领导层便决定将原本属于刘承司的手表先行补发给大队长。
就算是这样，之后也会把手表重新安排配发给刘承司。
可刘承司对这样的安排却是心中非常的不满意。
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刘承司却不知为何越想越气。
但他又是一个新人，他也觉得不好多说什么，可心里就是憋着口气。
于是他心理逐渐偏激起来，竟然上街买了一个小闹钟，然后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故意把它挂在脖子上。
他用这个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爽。
这种没有党性没有军队纪律的行为自然是被大队长发现了，于是大队长立马让他停飞检讨。
结果刘承司就是硬要闹这个气，就是不写检讨，那没办法了，只能一直让刘承司禁飞。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刘承司态度突然变了，主动写了深刻的检讨还积极请求恢复飞行资格。
大家以为刘承司转性了，或是终于想通了。
大队长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看到刘承司态度好了，自然也就同意了恢复他的飞行资格。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复飞之后刘承司便叛逃了。
而刘承司态度转变的背后，其实是早就谋划好的。
在禁飞期间，刘承司总是偷偷的听取敌方电台，当他听到电台广播中不断有诱导叛变的消息，又想到叛逃后还能有钱拿，就开始悄悄摸摸的计划叛逃了。
他记下了电台中去往台湾的航线、联络方式以及避开台湾空军的方法。
于是在1962年3月3日，刘承司驾驶着当时解放军的主力战机米格-15，从浙江路桥机场起飞，一路向东，直奔台湾桃园空军基地。
他的这一叛逃，为他带来了1000两黄金，还让他在台湾国民党空军中迅速升迁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此次叛逃，震动了整个军界，标志着建国后首次有飞行员叛逃成功。
刘承司所在的6师，因此次事件受到重创，整个部队被从路桥调回上海，以静养伤痛。
不论是什么时候，要培育一名飞行员需耗费庞大的国力与心血，非比寻常。
而且当时在空中力量的发展上，我国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尚处在一种较为初级的阶段，空中防卫能力相形见绌。
正因如此，国家方面便不遗余力地投入资源，志在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飞行精英，以补天空之阙。
刘承司这样一个经过多年磨砺、终能独立承担空中任务的飞行员，其培养过程本是国家投入了无数心血与期望。
然而，他仅因一时的物质欲望，便选择了叛逃的道路。
他的行为不但无耻至极，更是对国家飞行事业的一种极大背叛。
如此行径，其破坏性非同小可。
一旦他的叛逃行为被视作成功，那么这便可能成为一种榜样，引诱更多人效仿。
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便会如瘟疫般蔓延，从而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飞行事业遭遇致命打击，损失的不仅仅是几个飞行员，更是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政治牺牲品
刘承司叛逃后不久，他就和国民党的女特务蔡健美举行了婚礼。
当时可谓是非常风光，台湾当局搞得一副很重视的样子，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不仅有国民党的空军司令来做证婚人，还有台湾的空军中将来给他主持婚礼。
当时台湾各大报纸的标题都是“反共义士”婚礼盛大举行。
初至台湾，刘承司可谓是享受了无比的风光。
有了爱的归宿，官职在身，钱财手到擒来，还戴着所谓的“反共义士”的光环。
可在这光鲜亮丽的表面下，事情的本质远没有那么单纯。
当刘承司刚抵达台湾时，台北政府立刻将其“归顺”大肆宣扬，几乎是全岛动员，广播里日夜传出激情澎湃的言辞，仿佛正在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攻大陆。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蒋介石的政治手段罢了。
不管是许诺各种好处还是让台湾媒体对其叛逃行为大肆美化，蒋介石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为他所谓的“反攻大陆”搞一点成果出来，好让他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支持。
又换句话说，从刘承司叛逃台湾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便是注定了。
他的存在，被精心操弄，随政治需要被推拉上下。
刘承司的一切，不过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一个被政治利用后遗忘的棋子，其人生的悲壮与凄凉，皆因时代的潮流而定。
在刘承司和蔡健美结婚后，媒体把他们的婚姻包装的非常完美，但实际上这个婚姻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陷阱。
蔡健美是国民党的女特务，蔡健美的父亲还是警务处督察主任。
而刘承司呢？抛开他所谓“反共义士”的身份，他还剩下什么呢？
是飞行员？还是政客？
都不是，刨除了明显带有政治意味宣传性质的头衔，刘承司只是一个刚从大陆到台湾的人，他没有地位，没有背景，更没有什么能够换取利益的能力。
除此之外，刘承司“反共义士”头衔的背后，可是实打实的叛徒和逃兵啊。
在外的时候，有媒体宣传，那些台湾政客老油条还会笑脸相应，可打心里是怎么想的，大家都清楚。
不论是放在什么时代，放在什么样子的国家，逃兵和叛徒都是为人所不齿的，放在古代不仅要处死，还要连坐。
放在战场上更是要遭枪毙。
所以在家里刘承司自然是得不到什么好脸色的，即便不说出来，大家也都懂他家里人是打心里看不起刘承司的。
而且当时刘承司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通过蔡健美汇报给蔡健美的父亲，再由蔡健美的父亲汇报给台湾当局。
无疑，这桩婚姻不过是高级别的监视行动的一部分，因为一个能够叛逃至台湾的人，又有谁能确保他不会再次背叛呢？
并且蒋介石当时所许诺的黄金千两，也被蔡健美悄悄地转移。
毕竟黄金可是硬通货，在1960年至1963年间因两次国内价格调整，价格高达每两240元，那么一千两便是高达二十四万元。
在那个年代，这等于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笔钱台湾当局显然不会笨到完全落入一个曾经的叛逃者之手。
更加让人唏嘘的是，和刘承司结婚的美女特务娇妻，早就因为所谓的“秘密任务”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两人结婚后多年，未能生下一儿一女。
到了晚年，刘承司只能在孤苦中度过，没有子女的陪伴，身处不熟悉的异乡，而周围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这种悲哀的结局，恐怕也是他的报应罢。
参考资料：
《八宝山纪实 下》 何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