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又看是一桩法条制订之辨，再看是一个法理对错之争。如果再挖掘一层，原来……
一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十三岁的少女阿云，被安排了一桩婚事。
阿云是登州人（今山东登州），父母双亡，家里的叔父成了她的长辈。然而这个叔父显然没有照顾侄女的意愿，只以几石米的价格，就把这个没有依靠的侄女卖给了村里一个叫韦大的老光棍，给他当老婆（注：另有一说为族长做主了这件事）。
当时阿云的母亲逝世不久，阿云还在服丧期间，就这样被莫名其妙许配了人家。
而这个韦大打那么久的光棍，自然是有道理的：不仅家徒四壁，而且相貌奇丑。阿云知道自己被许配的是韦大，自然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无论如何求情、反抗、挣扎，终究拗不过所谓的“礼法”——嫁给韦大这件事，已无可挽回。
但谁也没料到，阿云是一个如此刚烈的姑娘。
在一个晚上，阿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了韦大在田边搭建的小屋，看到熟睡的韦大，阿云举起了早就准备好的砍柴刀，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一转眼，就砍下去了十几刀。
既然要逼她嫁给她不愿嫁的人，那她就宁可同归于尽。
但阿云毕竟年纪太小，估计砍人的时候也太过害怕紧张，十几刀下去，完全没伤到韦大，反而倒把他给惊醒了。醒过来的韦大看到有个黑影在砍自己，惊恐地拿手遮挡，结果被砍断了一个手指。
阿云一看见了血，倒反而害怕了，丢下柴刀，跑了。
除了丢了一根手指外几乎毫发无伤的韦大，回过神来后立刻就报官，说有人要杀自己。
这并非一桩难度太高的案件：韦大挨了十几刀却没被伤及要害，可见行凶者没有经验且很柔弱；韦大平时没有任何仇人，唯一有伤害他动机的，只有不愿意嫁给他的阿云。
官府派人把阿云押来，只是初步询问，阿云就毫无惧色，坦然承认了一切：没错，就是我干的！
既然犯人已经承认所有犯罪事实，那宣判也变得简单起来：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伤害案——阿云虽然是未遂，但她已经被许配给了韦大，而丈夫属于直系亲属，所以阿云触犯了《宋刑统·名律例》“十恶”中伤害乃至谋杀直系亲属的“恶逆”，属于“谋杀亲夫”；另外，即便没有“谋杀亲夫”这一层关系，她本来也触犯了《宋刑统·贼盗律》中的“谋杀罪”（“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
两大“顶格”刑罚合并，十三岁的阿云就这样被判了死刑。
这在北宋之前的历朝历代，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是一件寻常的案件。
但就是这桩案件，引发了一场轰动整个北宋王朝，乃至影响后世千年的大争辩。
二
第一个出场的人，叫许遵——请记住，他是本案的一个关键人物。
按照北宋的法律体系，县一级政府并没有死刑裁决权，必须移送到州府一级司法机关。所以对阿云做出死刑判决的，是登州一级的司法机关。
但州一级的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后，还需要这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最后敲章认定。
而许遵，就是登州知州。
许遵是进士出身，还中过明法科，这相当于不仅通过了宋朝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还通过了司法考试。许遵此前在宋朝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做详断官，到登州担任知州属于地方挂职锻炼，早晚是要回去的。
地方挂职的干部，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安守本分少得罪人。但恰恰是这个司法专业出身的许遵，对阿云这件案子提出了不同看法。
许遵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阿云被许配给韦大的时候还在给母亲服丧，按照《宋刑统》规定，服丧期间是不准嫁娶的，所以应该判这两人婚姻关系无效——如果婚姻无效，那么阿云就不存在“谋杀亲夫”，他们俩只是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宋刑统》规定，罪犯如果“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坐之”。阿云被捕后一问就招，应该视为“自首”，所以应该“减罪二等”。
基于这两点，许遵对阿云做出了改判：
打十八脊杖，配役一年。
但许遵这个判罚并非终审。
按宋朝司法制度，终审权在许遵上面“路”一级的提刑司（提点刑狱司），而考虑到阿云案在法律条款适用方面出现了不同看法，提刑司需要把此案再上交到中央复核——必须要承认的是，宋代的刑事司法体系已经相当严密了。
阿云案到了中央，又出现了变数。
“三法司”之中的大理寺和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又推翻了许遵关于“减罪二等”的判决。
复核意见认为：无论如何，阿云都已经导致了伤人的事实发生，且阿云招供是在被捕后，不符合“自首”条件，且按《宋刑统》“谋杀已伤”的规定，应该判处绞刑——不过，阿云在服丧期间被许配一事，确实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大理寺和审刑院给出的意见是：“奏裁”。
“奏裁”是什么意思？说起来也简单，就是报请当朝天子亲自裁决——把皮球直接踢给皇上。
而当时的皇上，是刚刚登基才一年的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赵顼
那一年，宋神宗才20岁。在看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宋神宗给出了一个“安抚两边”的裁定：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定罪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十三岁少女来说，绞刑还是残酷了些，就判个“贷命编管”吧——流放到偏远的外地，编入当地户籍，监管居住。
按理说，阿云案到了宋神宗拍板决定这一步，应该已经结案了。
但如果就此结案，这起案件将和其他由皇帝裁决的普通案件一样，是不可能后来震动朝野，乃至成为千百年来的一个典型案件的。
事情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转折：
那个登州知州许遵不认可这个判罚。
三
许遵的头确实很铁，但不至于铁到会随地大小便。
宋神宗判“贷命编管”，许遵当然不会也不敢反对——他知道皇上自己是惹不起的。他反对的是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罚：你们凭什么说阿云不能算“自首”？
许遵的观点依然是那个“案问欲举”——阿云一被问就如实招供，连刑都没用，当然应该视为“自首”。皇上把死刑改判当然是慈悲为怀，但你们大理寺和审刑院瞎搞一气，本来就不该判绞刑！
本来已经没事儿了，又搞出事情，宋神宗也有点无奈，于是按照规定，既然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决不能服众，那就再请出三法司的第三个部门——刑部吧！
于是，阿云案的卷宗又转到了刑部那里。
不久之后，刑部给出了审理意见：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罚完全正确，就是“谋杀已伤”！许遵认为的阿云所谓符合“自首”条件的观点完全错误！阿云就应该判绞刑！当然，皇帝的通融也是正确的，阿云可以免死罪，以钱财抵罪。
刑部不仅全盘站在大理寺和审刑院一边，还给了许遵一个评价：“妄”。
言下之意，就是你许遵一个小小州官，居然对我们中央三法司的一致意见说三道四，你算个什么东西？太平点吧！
可想而知，刑部的意见传达到许遵手里的时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许遵立刻再次上书，引用十条法规条例来证明自己观点，称三法司自己才是草菅人命，“一切案而杀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算闹出不小的动静了。
换句话说，如果放到现在，好比“山东一厅局级干部不满最高法判决”这个词条，已经开始进入热搜榜了。
实事求是地说，许遵关于阿云“自首”这个情节的认定，确实只能靠他自圆其说，但刑部给他这个“妄”字的评价，却也引发了一些旁观人的同情乃至赞许之心。
当时有一个在四川赋闲守丁忧的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声援许遵的。
这个人叫苏辙，他有个哥哥，叫苏轼。
但当时的苏辙人微言轻，所起到的作用无非也就是点个赞转个发，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让阿云案再一次出现“神转折”的，是一次任命。
没多久，许遵接到了一份回京当官的任命书。
那份任命书上给的官，可绝不是什么小官，是皇上亲笔御批的：
“由许遵判大理寺。”
换句话说，就是让许遵你来担任大理寺卿——这个部门的一把手。
一转眼，那个“山东一厅局级干部不满最高法判决”词条，忽然转变为“那个山东厅级干部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你说，这能不轰动吗？
四
重用许遵的人，当然就是宋神宗。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宋神宗本人和许遵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乃至交往，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应该都能品得出一些特别的味道了：
皇帝，或者皇帝身边的人，应该不只是把阿云案看成是一起普通的案件了。
但许遵毕竟还是升得太快了。
按照宋仁宗时期的规定，文官三年一升迁，而后来为了节约俸禄开支，京官延迟为四年一升迁。许遵的“知州”在北宋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为六品到五品之间，至高不会超过五品，而“大理寺卿”是从三品——中间不仅隔着“品”，还隔着“阶”。
换句话说，按照正常的过程，许遵升官至少比别人少用了小几十年。
一个叫钱顗的台谏官员，立刻就站出来公然反对。
“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在宋朝功能几乎重叠，是独立于皇帝和宰相的第三股势力，专门负责批评、建议和监督。
这个钱顗也是进士出身，从一开始就看不惯许遵的行为，等看到他被如此破格提拔，终于按捺不住，上书弹劾：
“一人偏词，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
他的意思是：像许遵在阿云案中这种偏颇的言论，绝对不能淹没天下的法律；像许遵这样迂腐固执的观点，也不适合当大理寺的一把手。
许遵明显是宋神宗亲自任命的——钱顗这是连皇上的脸也敢打了。
但台谏是拥有审查权的部门，其权力甚至可以平行于宰相府。别说宋神宗初登帝位，羽翼未丰，就算是太祖太宗在位，对台谏官员也是要客客气气的。
关键时刻给皇上台阶下的，还是许遵。
许遵一看，自己的火箭式蹿升肯定树敌无数，如果再要掺和阿云案，恐怕会引来更多麻烦，索性就退一步：
既然有人认为我不合适，那我就申请回避，请皇帝交“两制”讨论。
“两制”，指的是翰林学士院和中书舍人院。
宋神宗一听，也立刻就坡下驴，表示同意。
于是，两位翰林学士就被请出场，谈一谈他们对阿云案的看法。
而这起案件，也因为这两位翰林学士的登场，正式进入了高潮。
五
这两位翰林院大学士，绝非普通之辈。
其中一位叫王安石，另一位叫司马光。
抛开这两位大名人身上的其他光环不说，单说法律背景——这两位其实都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司马光担任过三个州的判官，也担任过一个州的知州；王安石担任过签判、通判、知县和知府，还担任过江东提刑官，相当于江苏、安徽等一带的法官兼检察官。
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两位法律专业人士的巅峰对决。
两位大咖先是仔细阅读了阿云案的卷宗，然后很快就短兵相接，火力全开。
首先，两人都认同一点：阿云是服丧期间被许配，婚姻无效，不符合“十恶”的条件。
但两人也就只有这一点共识了，接下来全是针锋相对——主要还是针对那个“自首”情节。
司马光首先发难，他认为：
阿云是在被捕后才吐露实情的，不能算自首。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似乎比司马光更熟读法条，他认为：
当时是县尉去问了阿云，阿云就全招了。而按照惯例，县尉只是“讯问”，还没进入“审判”呢，既然还没进入司法程序阿云就坦白了，怎么不能算“自首”？
司马光在这点上知道讲不过王安石，就抛出了另一个观点：
好！就算我们认定阿云有自首情节！但按照《宋刑统》规定，若认定是“谋杀罪”，“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只要造成受害者受伤了，自首也是没用的。
这就一下子进入到这场辩论的核心了：司马光认为，只要是符合谋杀罪且造成了伤害，就是不认定自首，自然也不能因此减罪。
司马光引用的这条法律条文是明白无误的，王安石没有办法反驳，但他做了一个“战术迂回”，引用了《宋刑统》的另一个条款：
“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
这里要解释一下“所因之罪”：大宋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如果本意是去盗窃财物而杀伤了财主，只要自首，就可以免去盗窃罪，只追究伤人罪——在这里，盗窃就是“因”。而犯了这个罪，即便是“已伤”，也是允许自首的，可以减罪的。
王安石之所以要引这一条款，就是想说明阿云其实也适用这一条款：她的“谋”也是“因”，那么现在她既然自首了，自然也可以免去那个“谋”的罪，只按伤人罪判罚——这就和“盗窃已伤”性质一样了。
那么基于这个逻辑，盗窃伤人是斩刑，谋杀伤人是绞刑，绞刑比斩刑要轻——那么——盗窃伤人都能允许人自首，谋杀伤人，为什么就不能让人自首了？
于是，两个大咖的争论焦点就转移到这一点：
盗窃伤人的“盗窃”和“伤人”是可以分开的，所以适用自首，而“谋杀伤人”的“谋”和“杀（伤）”能不能分开？
司马光认为，“谋杀伤人”和“盗窃杀人”不同，后者可以拆分，但前者是不能拆分的。他举例说：
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只是心里想着要杀另一个人，那他需要去自首吗？可见“谋杀”是不可能拆分的，“谋”只有通过“杀”才有意义。
幼时以砸缸为后人所知的司马光
但王安石却认为当然是可以拆分的，司马光只是举了一个极端例子——想的人并没有付诸任何行动而已。
他继续引用《宋刑统》法律条款：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王安石表示：这条款是什么意思？说明我们的法律已经把“谋”的罪行分了三个等级来判啦：只谋未杀（比如持刀冲入家中被制服），造成伤害，造成死亡——这还不能证明“谋”和“杀”是可以拆分的吗？
说穿了，两人的争论折射出《宋刑统》其实在具体法条的规定上存在一些不完善，而两人各自选择对各自有利的角度，进行争辩——而这也注定两人争辩的内容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
之后两人又针对这个“谋杀”能否拆分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一些辩论，但谁也无法说服谁，最终只能各自上书宋神宗，总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司马光支持三法司的审判结果，认为：
阿云被免死罪，已经是皇帝开恩了。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谋杀已伤”不能自首，而王安石、许遵这样的人却要改规定为可以自首可以减罪，那是在助长奸邪，引导好人变坏人啊！
而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认为：
既然“盗窃已伤”允许自首，那么“谋杀已伤”也应允许自首，阿云本来就是应该获得减罪的。
宋神宗请出二位大神辩论，原本想来个“真理越辩越明”，但《宋刑统》对于这方面的条款确实没有叙述周全，造成了“真理越搅越浑”。
不能说是依旧扑朔迷离，只能说还是一团乱麻。
怎么办？接着奏乐！接着辩！
六
让宋神宗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次大辩论，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第二次大辩论的辩手阵营加入了三个人：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
这三位虽然没有王安石和司马光名气大，但也都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之人。
一番辩论下来，三个人给宋神宗呈送的意见是：我们还是都支持王安石。
总结三个人的辩词，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北宋的立法还是比较注重情、理、法三者的平衡的，不能机械僵硬地套用。
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担忧：
如果谋杀伤人罪不允许自首，那恐怕以后会造成凶手会下必杀之心，风气更恶。
事实上，包括宋神宗在内的一批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宋刑统》里的这个问题：谋杀造成伤害，为什么就不能允许自首呢？
眼看“两制”的讨论取得了一致，宋神宗龙颜大悦，在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三日下了一道诏敕：
“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这等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哪怕是谋杀造成伤害的，只要符合自首条件，也可以减二等罪。
而这条诏敕也证明了一点：皇上最终是站在了王安石和许遵这一边。
那天下从此太平了吗？并没有！早着呢！
这条诏敕一出，三法司“造反”了：知审官西院齐恢、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和大理寺少卿蔡冠卿三人立刻上书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对阿云案的裁决不公。
中央三大专业法官联名反对，宋神宗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第三轮，接着辩！
七
谁也没想到，第三轮辩论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外，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因为按照原来的路数，以王师元为首的反对者知道肯定也辩不过王安石，于是他们给王安石下了一个套：
既然谋杀造成伤害可以允许自首，按你的逻辑，谋杀造成死亡的，也应该可以允许自首减罪对不对？
之前势如破竹的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有些失去了警惕，立即点头说“对啊对啊！”然后把这个意见带给了宋神宗。
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三日，宋神宗又颁布了一道诏敕：
“自今后谋杀已死自首，及案问欲举，并奏取敕裁。”
换句话说，从今以后，不光“谋杀已伤”，“谋杀致死”也有允许自首的可能了——交由中央来判定。
发布诏敕这一天是庚子日，这道诏敕也被称为“庚子诏敕”。
谁也没想到，这条用现在眼光看来并无什么不妥的诏敕，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来如此！你杀了一个人主动交代罪行，就可以减罪？天哪！坦白有用的话，还要刽子手干嘛？
这道诏敕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声，连参知政事唐介也介入了，公然反对这个改变。而就连之前支持王安石的翰林学士韩维也改变了立场，认为这个事办得过头了。
王安石当时刚刚被宋神宗提拔为参知政事，但即便执拗如他，也知道这件事过火了，立刻上奏宋神宗建议：
如果谋杀致死的，为首之人不允许自首，必须死刑。
宋神宗也很无奈，只能在刚颁布第二条诏敕半个月后，又赶紧颁布了第三条诏敕，我再强调一下我的意思：
谋杀致死的凶手，我说的是从犯依旧可以允许自首减免，但凶恶的人或情节严重的，应该上奏，让中央乃至皇上来决定是否适用自首——其实就是不允许自首。
这一天是甲寅日，所以这道诏敕被称为“甲寅诏敕”。
看得出来，皇上颁布“甲寅诏敕”，已经让了一步了。
不仅如此，宋神宗还传了口谕：那个允许谋杀致死都可以自首的“庚子诏敕”，收回了，不作数。
走到这一步，宋神宗想：这下你们可以安静了吧？
结果还不行——这种重大国家法规，哪怕你是皇帝，也要经过大家合议后才能颁布，现在这样不符合流程规范。
无奈之下，宋神宗只好再安排“两府”——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再重新讨论，只有他们全通过了，才可以确立为国家法律。
然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大家针对阿云案那个“谋杀”是否可以分开，又展开了激烈争辩。
一争辩，大半年又过去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结论。
这一次，宋神宗真的怒了：给我全部关掉！
熙宁二年八月一日，宋神宗再一次下诏：
“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也就是说，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
谋杀伤人的，就是可以自首求减免，谋杀致死的；主犯交上来审议，从犯依旧适用自首。
至此，因阿云案引起的对“谋杀已伤”法律条款的改变和补充，正式确立。
为此，宋神宗还做了些善后清理工作：把依旧持反对意见的王师元等人贬出朝廷。
但不服气的人还有老干部司马光——他又上了道奏疏，称这件事办的就是不妥，必然会后患无穷。
宋神宗做出的表态是：已读不回。
至此，阿云案自发生到结案，差不多两年时间。
终于尘埃落定。
八
但故事还是没有结束。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38岁的宋神宗壮志未酬，依依不舍地驾崩了。
两个月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召回了隐居洛阳的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相当于第一副宰相。
那年67岁的司马光，再次掌权。
掌权后的司马光自知自己人生时日无多，当即着手开始准备全方位废除王安石的“恶法”。在出台废除王安石变法的条款之前，司马光没有忘记一件小事。
他召集了一批大臣，再议了十七年前的那场阿云案。
随后，宋哲宗——明显是按照司马光的意思——发布了一条诏敕：
“强盗案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
意思是，自此强盗案不适用于谋杀案那个自首可以减罪的条款。
因为这条诏敕的颁布，让如今互联网上诸多网文流传着一个传说：
司马光掌权之后，还是让人找出了当年的那个阿云，当街斩首示众。
但其实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司马光做过这件事。
事实上，按司马光的胸襟和北宋“法不溯既往”的惯例，阿云被杀是几乎没有可能的。
但这条诏敕的颁布至少还是能说明一件事：
阿云案引起的这场辩论风波，给司马光造成的印象和影响还是非常深的。
就像一根小鱼刺一样，一直卡在他的喉咙里。
馒头说
其实在北宋之后的历朝历代，支持司马光的人是占多数的。
尤其是清朝的那个乾隆皇帝，在率性作诗和涂鸦名画之余，也忍不住对北宋这场震动朝野的阿云案做了亲笔御批：
“妇谋杀夫，悖恶极矣，伤虽未死，而谋则已行，岂可因幸而获生以逭其杀夫之罪？又岂可以按问即服遂开自首之条？……安石偏执妄行，不复知有明罚。”
不过除了乾隆皇帝，其他站司马光的人立足点，倒是乾隆看了要不开心的，因为主要是基于：
司马光捍卫的是法理，而王安石维护的则是皇权——如果皇帝一纸令下，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律能说改就改，那成何体统？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
当大宋王朝传到宋神宗手上时，“积贫积弱”的现象早现端倪，要改变这一现状，唯有改革。
但若要改革，必然会遭受保守势力的阻碍——这种势力当然不是希望大宋垮，但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在为让大宋再次伟大而添砖加瓦。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安石之后的变法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改革的初心是毋庸置疑的。而为了推行改革，王安石作为“拗相公”的头衔获得者和宋神宗的马前卒，只能蒙上眼包上头往前冲——按史料载，那个登州知州许遵，其实之前就获得过王安石让他主政大理寺的承诺。
所以，阿云案就是改革前一个很好的路演——谁说祖宗之法不可以变的？只要是合乎情理的，来，我变给你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倒成了那个举起铁锤砸破厚墙的勇者，而司马光则成了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的代表。
但十三岁少女阿云的杀人未遂案意味深长的地方在于：两派争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最终却共同促成了一个更接近于现代司法条款的解释——如果判定有自首行为，那就允许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减免。
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一下：
无论背后的力量如何，至少在一千年前的中国，对一条法律的解释已经可以如此争辩和磋商，重视和规范，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