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成是四野虎将，曾执掌过王牌部队40军，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9月，温玉成获得中将军衔，后来更是受到中央首长器重，出任关键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拱卫京畿重地。与此同时，他还是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内地位非常高，超过了大部分同时期的军队将领。
但由于出身四野，又在特殊时段被相关首长提拔、调动过，1971年后温玉成受到较大牵连。之前温玉成在北京工作时，陷入两个团伙的夹缝中，武将出身的他不习人情世故，很难全身而退；调到成都后四野统帅出事，温玉成又被一些人指出，是专门派往西南“控制军队”。那几年像温玉成这样的将领并不少，有的被判刑收监，有一些则从轻处置，审查一段时间后甚至能复出工作。
温玉成的处境比较特别，介于两种情况之间。他被审查并强制劳动5年多，期间并没审出什么严重“问题”，毕竟温玉成因为不能适应首都的政治环境，早在1970年6月便被派到四川了，能参与什么阴谋呢？九一三之后，对成都军区下令审查温玉成的，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但真正要抓他的并非周总理，总理对温玉成有自己的判断。
1975年末，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李先念和陈锡联到医院看望时，虚弱的总理仍然记挂着温玉成：他在北京卫戍区时，没有干什么坏事，跟那些人是有区别的；71年抓温玉成不是我的意思，你们还是要设法找到温玉成，解决一下他的问题！显然，总理是想“解放”温玉成的，但不知道他的具体下落。
李先念、陈锡联没有怠慢，不久之后便派人找到了温玉成，这位开国中将终于恢复人身自由。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曾经位高权重的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就这么被关了5年多时间，算是怎么回事呢？温玉成一直希望要个说法，并恢复相应的生活待遇。1976年温玉成出来后，全家仅靠妻子的一点收入过活，日子依然十分艰难。
他曾经的上司、开国大将黄克诚，为人非常正直。六、七十年代黄老也受到过多年迫害，复出后主管法纪工作，因此调查梳理军队干部们的“历史问题”，也在他的工作范围内。黄克诚仔细看了温玉成的材料，认为应当重新处理定性，于是在1980年通知温玉成夫妇来一趟北京，这让温玉成感到喜出望外。
经过一番申诉和调查，组织对温玉成的结论改为：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免于追究，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至于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恐怕就见仁见智了。温玉成觉得还是有些“不明不白”，自己年纪大了，越发看重一生名誉，什么叫“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呢？周总理生前，不是也替自己讲过话？
温玉成不满意这个留着尾巴的处理结果，1983年又来了一次北京，专程拜访陈锡联同志。他希望陈锡联能出面为自己作证，毕竟周总理弥留之际专门还嘱咐过，要解决好温玉成的问题。陈锡联略一沉思，对温玉成说了8个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是自己退下来了，不负责相关工作，温玉成有什么诉求的话，应该向军纪委或总政治部反映情况。
听到陈锡联的答复，温玉成感到有些失望，却也在情理之中。陈锡联军政生涯巅峰期，曾经奉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本身也是副国级的领导人，是很有话语权的。温玉成来找陈锡联帮忙，不算找错人：在温玉成落难前后，陈锡联的党政军地位突出，也确实接受过周总理的委托。
然而陈锡联已经于1980年淡出一线，仅仅保留“中顾委”常委的头衔，他不打算再过问军队的旧事。陈锡联辞职前，处境也有些微妙；他说自己不在其位，让温玉成找具体负责的部门，可以理解。温玉成此番赴京没什么收获，感到再推进下去非常困难，便选择了默认的态度，在南京安然度过晚年。其实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被裹挟着“说错话”的人非常多，并未涉及实质的原则性问题，组织也是这样的态度：1988年温玉成获得二级红星荣誉勋章，若他真有大错，还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