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消除了汉人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不止如此，在汉化改革的同时，孝文帝还改定官制，使原本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得以井然有序；改定律令，废除枭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族诛连坐等酷法；还颁布均田令，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的经济结构……
可以说，孝文帝通过改革使僵化的奴隶制鲜卑王朝焕发了勃勃生机。一统大江南北，先于大隋盛唐出现应是水到渠成之事。
然而，孝文帝去世仅仅二十五年就爆发了六镇之乱，三十五年后北魏更是土崩瓦解。改革如此成功为何北魏却只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所托非人！
太子元恪并非他的第一选择，甚至不是第二选择。
原太子元恂因反对他的改革，先被废黜，后又赐死。而他的第二选择彭城王元勰又死不肯奉诏。
元勰是孝文帝六弟，也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之一，另一人是任城王元澄，二人都是孝文帝改革最积极的支持者，为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史书说元勰一生好学勤奋，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对国忠、对母孝、对民仁、对兄悌、对友义，称得上一代贤王，完人一个。
但他却有个小缺点，就是“迂”，愚忠、迂腐。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出兵攻齐，使元澄留守，元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次年孝文帝病重，元勰不仅亲伺汤药，还设坛祭告天地，愿以己寿命换皇兄阳寿。
“勰乃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告天地、显祖请命，乞以身代……勰常侍坐舆撵，昼夜不离于侧，饮食必先尝之，而后手自进御。”
——《魏书》
二十三年孝文帝南返，途中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并让他做辅政王，总军国之务。
当时元恪年已十七，虽然为太子日短少有接触朝政的机会，但已到了亲政的年龄，孝文帝能说出“嗣子幼弱”这样的话，明显含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意思。
但元勰却坚决的推辞掉了。
而原因只是怕会得“震主”之名，“取罪必矣”，他还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
孝文帝思虑再三，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还觉得不放心，于是亲写手诏与太子，要他凡事多听取元勰的意见，切不可复成王猜忌姬旦故事，自己百年之后可准许叔父辞官归隐。
元勰的顾虑也未尝没有道理，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他自己，而他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他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在洛阳做好了准备，以防他搞政变。
只要他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安心辅政是不可能的。
元恪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元恪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远离了朝堂。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还是理解、并尊重的。当然这也与他坚决辞让辅政王、孝文帝的手诏有很大关系。
见元勰不愿辅政，孝文帝亦做了“妥善安排”，他先赐冯后（冯太后侄女）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这也是北魏一朝的传统；接着，又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但他自认为妥善的安排却非常不靠谱。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元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六人。
元澄虽不是妒贤嫉能之辈，却是个小心眼，睚眦必报，他因陈年小事就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
而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则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名，罢了元澄的官，将他赶到雍州去做刺史。
北海王元详是一个纯纯的武夫，射箭很厉害，当年孝文帝让兄弟侍臣比试箭法，唯有他百发百中。但他却毫无政治头脑，遛狗走马、夺人田地，刨人祖坟，以至于弄得民怨沸腾，极不得民心。
广阳王嘉则是一个打酱油的，他虽性情温和，因辈分受人尊重，与人容易相处，但却毫无主见，毫无存在感，形同影子。
而宋弁在孝文帝死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几个顾命大臣之间，不是矛盾重重，就是毫无作为，靠他们去辅佐少主，显然是不可能的。
景明元年（500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宣武帝命元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元勰以取寿阳之功回洛阳任有名无实的司徒；王肃则转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次年，王肃在寿阳去世。
六大顾命大臣到如今差不多就只剩下了一个咸阳王。
然而元禧却是一个骄奢淫逸，贪赃不法之徒。
景明二年初，元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做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叔父，说话如同诏书。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远调于烈去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
于烈之子于忠是宿卫将官，是皇帝近臣。于是，于烈就让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事变。
元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趁机向皇帝揭发兄长过恶，又说彭城王很得人心，不宜辅政。
大臣们斗得火热自然便宜了皇帝，宣武帝趁机命于烈带直阁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勰、元禧、元详三人入宫，宣布亲政，然后客客气气的解除了元勰职务；晋元禧为太保，升官但夺权；升元祥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算是重用。
虽然这次夺权没有血雨腥风，但却是一次切切实实的宫廷政变。领军卫士送亲王进宫，凡是见到的人都认为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如尚书张彝、邢峦等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做宰相，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是越弄越糟。
尤其是外戚高肇，更是一手恶化了北魏朝廷。
高肇是宣武帝舅父，妹妹是宣武帝生母高氏，太和二十一年，高氏从平城往洛阳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为的是将来高氏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
但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孝文帝担心她弄权，在驾崩前就将她赐死了。
宣武帝即位前，因为冯皇后的存在，从来没有与高家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
高家本不是高门显贵，骤逢富贵，竟一时手足无措，入宫时出了不少洋相，被时人引为笑谈。他们地位虽高，却并没有多少权势，尤其是不被北魏宗室亲王看得起。
然而，景明二年发生的咸阳王谋反事件，却让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高肇等外戚的权势也随之水涨船高。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斋帅刘小苟又常告诉他一些从宫中传来的“消息”，说皇帝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妻兄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
五月，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
元通走后，他们却又出现了反复，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而这时的元通正在河内，释放囚徒，发放武器，搞得热火朝天。
宣武帝得讯，立即派人拿了元禧，亲自审问后，责令其自杀，元通亦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死后，宣武帝越发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修和北海王元详先后被他扳倒，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人也被他诬告与元详“谋为逆乱”处死。
此后，高肇又劝宣武帝防范宗室各王。宣武帝听话照办，他派宿卫军驻守各王府第，从此亲王的处境几与囚犯无异。彭城王元勰劝谏无效，心中苦闷，只能闭门不出。
而高肇的气焰却越来越嚣张，他官居尚书令，娶了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为妻；侄女进宫先做贵人，又进为皇后。据说当时的于皇后就是被高肇所害。
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叔，元勰之弟）因爱妾李氏被高后揍了一顿，他自己也被宣武帝打了五计杖，就起兵叛乱。
然而他志大才疏，叛乱很快被平定，他自己亦被生擒活捉，宣武帝本不想杀他，只是将他押往洛阳囚禁，却不想半路上被高肇秘密派人截杀了。
在元愉败死之前，元勰就因受牵连而遭杀害。长乐太守潘僧固是他推荐的人。长乐与冀州的治所都在信都，叛乱发生后，潘僧固就被卷了进去。高肇本来最忌彭城王，多次进谗，宣武帝都不信。
然而这次说起来就有鼻子有眼了，他说彭城王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民，意图不轨。彭城王部下魏偃、高祖珍被他收买，出头作证。宣武帝开头还不信，见有证人，才信以为真，于是送上毒酒，逼彭城王自杀。
彭城王不肯喝，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有人诬告。”他再三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差官不肯，令武士用刀环击他。彭城王无奈，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在刀环重击下，他只能把毒酒喝下。差官怕他不死，还命武士加上一刀。天明以后，只说他酒醉去世，派人用一棉被裹了尸体，送回府第。
宣武帝还假装哀痛，企图掩人耳目。然而天下人都知道“高令公枉杀贤王！”
恶人自有天收。延昌四年（514年）正月，宣武帝病故，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诩即位。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商议，请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出来主持政事。
而此时的高肇正领兵攻取益州，他接到召他回京的文书，虽知道不好，但也没有胆量造反，只得回京进宫。元雍和于忠早已布置妥当，埋伏了十多个甲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灵堂上将他杀了。
高肇专权，从宣武帝亲政算起，首尾十四年，北魏的政治风气败坏已极。以后更是问题成堆，再也不能恢复太和盛世了。
尤其是宣武帝临终又擅改立子杀母的北魏祖制，导致万恶的胡太后上台，最终葬送了整个北魏。
孝文帝虽然文韬武略，样样在行，却所托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