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在受训
于政辉，又名于新民，1916年出生，临淄区皇城镇大马岱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临淄、益都一带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众多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投身抗日运动，有的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有的在当地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于政辉也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分子。1938年10月，于政辉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干部。1939年4月初，临淄县委决定，派于政辉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于政辉上的是干校第五期，到校后先分到民运队，学习半个多月，又分配到财经队。
干校的活动完全军事化。每当上课的号声吹响，学员们便要带上自己的全部行装，有的是一件大衣，有的是一条被子，有的是一条毯子，有的是一支土造火枪，有的只带着两个手榴弹，整整齐齐地列好队，按照中队长的命令，用正步走的姿态，高唱着抗日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村庄，来到河边的树林里，坐在石头上，用膝盖当课桌听老师讲课。
学员们的生活艰苦，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原粮二斤半，菜金三分钱（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半斤菜等），有时还能吃上一点肉。由于学员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年轻，饭量大，经常吃不饱，还要站岗放哨。
睡觉是地铺，能有点铺草，有张席子，就算很好了。学员们从家乡出来时，有的带条被子，有的带个大衣，有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大家合盖一床被互相照顾。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操，在寒冷的冬天里也得到河里洗手洗脸。每个星期天，还要到汶河南岸去爬艾山搞训练。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的情绪是高昂的，精神是乐观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水凉和天冷，也根本看不到闹情绪的学员。
1939年6月，敌人开始大“扫荡”，干校就进入了反“扫荡”的战斗生活。敌人的飞机经常轮番轰炸，为了躲避敌机，学员们就到野外的树林和麦地里隐蔽起来，敌机走后，大家便在树林里上课。
敌人出动了，形势更紧张，学校随即离开岸堤，转移到30里外的西墙峪。西墙峪仅是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学校到这里后，满山遍野到处是人。村小居民少，筹备给养困难，来到的第一天，基本没有吃饭。
这里虽然山高林密，是备战的好地方，但也不能够久住。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学校进行整编，学员们愿意回原单位的，可以回去，不愿意回去的编为大队，就地打游击反“扫荡”。这样，近千人的学校，还剩下四、五百人，编为两个大队-一一二大队和四大队。二大队在岸堤周围坚持，四大队到南墙峪活动。
于政辉所在的二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共二百多人，其中女同志七、八人，有步枪四、五十支。这些枪不仅是土造的，而且有一半打不响，子弹也少得可怜，每人多的几十发，少的只有四、五发，虽有两条子弹袋，但没有子弹。为了装门面，只好用高粱秸截短了装上充子弹。
大队建成后，虽然也讲课，但主要是军事活动，如军事操练，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抓敌特，打汉奸，做群众工作等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行军，由这村到那村，以防敌人袭击。
有一次夜行军，前后失去了联系，天明之后走到桃墟一带，又下起了小雨。当学员们要进村的时候，这村的地主早就关了寨门。为了团结各阶层抗战，大家只好住到庄外的破庙里。后来，几经交涉，才给送来些酸煎饼和地瓜干窝窝头。
这段时间，学校吃饭很困难，吃菜就更无指望，有时在山沟的小河里抓小螃蟹，放上点盐，当咸菜吃。后来，学校进驻了南安村，打垮了一部分地主武装，缴获了一挺机关枪，一支匣子枪，七、八支捷克式长枪，还有五大箱子弹。
这下可好了，每人分的子弹都背不动。同志们都把高粱秸子扔在地上，风趣地说:“用不着你装门面了。”
学校在芦山驻防时，听人报告，有百余人的土顽正在抢掠。学校就组织打了个伏击，又缴获一挺机枪，十余支钢枪，大家真是高兴极了。接着，学校又根据群众的要求，攻打了侍朗宅和牛蹄湾。
这两次战斗都很顺利，毙俘顽乡长以下2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
三个月的反“扫荡”，二大队这支200多人的队伍已全副武装，愈战愈强，真是文武双全了。
1939年9月间，山东分局决定，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和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合并。从此，干校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